“有些爱，像秋天的桂花，香得浓烈，却经不起一场寒露。”

我是沈素琴，今年53岁，市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和那些泛黄的书页打交道，用细如发丝的毛笔蘸着浆糊，一点一点修补岁月的裂痕。有人说，我的工作像在和时间赛跑，可我知道，时间从来不会输，它只是静静地等着我们认输。

那天傍晚，寒露刚过，空气里飘着桂花的甜香。我盘着青花瓷纹样的发簪，手腕上系着亡夫留下的上海牌机械表，走进了老茶馆的二楼包间。雕花窗棂上还留着前几天的雨渍，老式留声机里放着评弹，咿咿呀呀地唱着《玉蜻蜓》。周建军坐在那里，穿着一件熨得笔挺的西装，口袋里露出半截老花镜腿，手里捧着一个保温杯，杯口飘着几粒枸杞。

“沈老师，坐。”他站起来，声音温和，带着一点江南口音。我点点头，坐下时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盏的缺口。那缺口很小，像我心里藏着的秘密，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周建军是退休的桥梁工程师，61岁，谈吐得体，举止从容。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见过几次面，聊得还算投机。他喜欢说些年轻时的趣事，比如如何在工地上熬夜画图纸，如何在洱海边开了一家民宿。他说这些话时，眼里有光，像那些图纸上的线条，清晰而坚定。

“素琴，”他忽然叫我的名字，声音轻得像窗外的桂花落在地上，“我想和你商量件事。”

我抬起头，看见他的眼神有些闪烁，像在斟酌字句。窗外的凌霄花被一阵秋雨打落，花瓣粘在玻璃上，像一幅未完成的画。

“我想，如果我们能在一起，就搬去洱海住吧。”他说，“像年轻人那样，纯粹地相爱，过二人世界。”

我的心猛地一沉，手指不自觉地捏紧了茶盏。茶汤已经凉了，可我的手心却沁出了汗。我知道，有些话终究是瞒不住了。

“周老师，”我开口，声音有些哑，“侬晓得伐，我这把年纪的欢喜，是要在灶披间生根的。”

他愣了一下，显然没听懂我的言外之意。我低下头，袖口微微滑落，露出一角康复机构的接送卡。那是每周三天，我必须去的地方。我的孙子，小航，今年8岁，患有自闭症。他的父亲，我的独子，三年前因公殉职，留下这个孩子，成了我生命里最沉重的牵挂。

“我……”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从何说起。茶盏的缺口硌着我的指尖，像一根刺，扎在心里。

周建军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目光落在我的袖口上。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檀木匣子，放在桌上。匣子很旧，边角有些磨损，上面刻着繁复的花纹。

“这是我妻子留下的，”他轻声说，“里面是她手抄的桥梁图谱。她走的时候，我没打开过。”

我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他眼里的光从何而来。那不仅仅是对未来的憧憬，还有对过去的执念。我们都带着过去的影子活着，像那些泛黄的书页，修补得再好，也回不到最初的样子。

“素琴，”他叹了口气，“我知道你有难处，但我们可以一起面对。”

我摇摇头，眼泪忽然涌了上来。窗外的雨越下越大，凌霄花的花瓣被雨水冲走，消失在夜色里。我站起身，把冷掉的定胜糕重新包回油纸，动作很慢，像在给自己时间思考。

“周老师，”我最后说，“有些事，不是两个人就能解决的。”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像那些他画过的桥梁图纸，纵横交错，却找不到出口。我转身离开，茶盏的缺口还在指尖隐隐作痛。

“有些爱，像那座未完工的桥，明明看得见对岸，却永远走不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