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引言：

明朝于1368年建立，1644年灭亡，自朱元璋建立起，传位十六帝，共计276年。

民间对该朝代有“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的说法，被称为古代最有骨气的王朝，而这些骨气却没有被南明王朝所继承。

1644年清军攻入山海关，至1661年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标志着南明最终灭亡。

南明建立仅短短15年就被清军所灭，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南明将领陆续降清却是其主要原因。

而南明将领放弃“骨气”，虽然与其从明朝中期开始的朝政腐败、党争内耗有关，但是南明皇帝的昏庸无能、降清将领的价值取向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南明朝政腐败、党争林立

明朝自万历年间起，朝政逐渐腐败，党争迭起，而这一切也并没有随着崇祯自缢煤山而结束。

南明自建立起就异常腐败，弘光帝朱由崧“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观演劝为乐。”

由于其腐败作风，南明建立之后不仅没能减轻赋税，反而勒派军饷，加重赋税，不仅朝政如此，军队腐败也是异常严重，弘光帝对军队没有控制权及指挥权。

其加强了京师防御，使得四镇将领拥兵自重，但是此时的军事制度没能适应需要，导致军队欺压百姓、敲诈勒索。

也由于对武将的纵容，导致军队内讧频发，根本无力与清军相抗衡。

南明建立之后党争仍然在延续，“如其党，即力护持之，误国殃民皆不问；非其党，总有可纵之才，必多方以限之，务置死而后已，而国事皆不顾，互相倾害。”甚至由于当时政权林立，导致南明党争更为复杂。

明朝自中期以来，为了防止边帅手握重兵，因此对武将进行严格地控制与监督，用文臣牵制武将，宦官监军。

但南明政权在政权建立之初就是建立在武将专权的基础之上的，这就直接严重损害了以东林党为首的文臣的利益。

而武将又由于长期以来遭受文臣倾轧，也就更加跋扈擅权，因此也就形成了文臣武将内斗的情形。

南明时期的主要军事力量包括南京京营，江北四镇，楚镇，以及江督、安抚、芜抚、文武操江、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卜从善等八镇。

但是南明没有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对军队的控制体系，导致对各地武将缺乏控制，造成地方武将拥兵自重的情形，且各部之间也为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在互相争斗。

而这些党争之间复杂交错，文臣武将之间、中央地方之间，甚至文、武内部之间，都各有争斗。

如马士英在成为弘光帝的宠臣之后，绕过九卿会议，直接任命了阮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而后又将其升任为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而阮大铖在得势之后，让阉党霸占着弘光朝的朝政。

马士英为了扩充实力也勾结当地的军事势力，其党派对弘光政权的建立产生了直接影响。

四镇因此受制于马士英，但马士英却对史可法等人执政不满。

因此双方也多有争斗，史可法为平衡四镇，在四镇之外让左良玉驻守在武昌，控制着长江上游。

虽然四镇皆听命于马士英，但四镇为了牟取私利，也各自为营。

左良玉与马士英和四镇一直以来就有矛盾，在马士英把持朝政后，左良玉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中心之外，左良玉为了掌控政治权力，打出了“清君侧”的名号，进军南京，这也直接导致了清军的长驱直入。

左良玉在兵败之后病死在了九江，其子左孟庚向清军投降。

而这些仅仅只是在弘光一朝，虽然南明存在时间极短，但党争却从未停止。这些党争极大增加了南明的内耗，导致文不思政，武不思兵，而且党争之间复杂交错，各自为营，在清军南下之际，并不能形成统一的战斗力，反而在互相牵制、拖后腿。

几乎所有的武将都在党争中不断消耗，于国无法建功立业，于己不能实现抱负，这也成为了南明将领投降的原因之一。

南明皇帝大多昏庸无能

南明党争不断，其另一结果就是，皇帝多为各党派之争后的结果，与其自身能力并无关系。

南明总共建立十五年，但皇帝却有四个之多，平均下来每位皇帝执政期间竟然不满四年。

而这四位皇帝既无平衡朝堂的能力，也无法稳定地方。

在崇祯自缢之后，明朝残余势力对于谁当皇帝并未有统一定论，史可法拥立桂王朱常瀛，而东林党拥立朱常淓，最终朱由崧最终在卢九德的帮助下取得了江北四镇及马士英的支持登上皇位，这也导致了朱由崧在位期间一直受其掣肘。

1645年朱由崧在北京被处死后，唐王朱聿键登基，1645年其下诏亲征，但当时所有的军政大权均掌握在地方势力郑芝龙手中，最后就连朱聿键本人都被郑芝龙挟制，更遑论重整国家了。

同年，朱以海也在绍兴监国，但是其政权腐败热衷于与朱聿键争夺皇帝正统，势同水火。

1646年朱聿镍称帝，但其在位仅41天就被清军处死，同年朱由榔称帝，但是朱由榔性格软弱，没有主见，遇事不决，其一生都在逃跑中度过，最终逃至缅甸，1661年被缅人献于吴三桂，1662年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

弘光帝作为南明的第一任皇帝，在其称帝后不想着如何收复失地，还竟然天真地认为清廷不会南下，甚至妄想与清廷联盟共同抗清，与其议和。

不只如此，还在史可法积极进行抗清的军事部署时，担心这些举措会开罪清廷，阻止史可法北上抗清，身为皇帝昏聩至此。

而弘光帝的辅佐大臣，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却陷于党争之中，你争我夺，彼此之间内讧不断。

而史可法虽有抗清的意识，但是其政治能力却不足够。

四镇割据，他也只能调左良玉镇守武昌，而无法取得四镇的指挥权，甚至受制于四镇。

在左良玉与马士英、阮大铖之间发生矛盾后，也无法立即进行调停。

史可法虽然“以当南北之冲，四镇棋布，联络声援，力图兴复”，但当时藩镇割据，权臣掣肘，其孤木难枝，确实难以挽救南明的颓势。

南明时期，主上昏聩，臣下暗弱，即使是有识之士，也只能是空有报国之心，这种情况直接导致的就是国家政策的失误。

除了上文提到的“联清抗顺”的决策失误，在军事上南明赏罚不公。

对于那些在前线杀敌的武将不进行奖赏，反而对于一些无功的人大加封赏。督师对于一些猛将进行包庇纵容，导致一些其他将领怀有二心，这些事情必然会导致部分摇摆分子投向清廷的怀抱。

但是这些猛将也并不会因为这些包庇而真的对南明忠心耿耿，反而会因为稍不如意的情况下，而向清廷投降。

在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下，皇帝权力的集中与否，皇帝执政能力的高低都最终决定朝廷的强大与否。

南明皇帝能力平庸，政策频频失误，武将对其的信心也会大大降低，也造成武将本身的享乐主义，在大敌当前，既无法对领导人产生信任，又不敢奋起反抗，在想活着的愿望支持下，就只能选择投降了。

清王朝对于降将待遇优厚

其实早在1618年就有明朝将领降清，他的名字是李永芳。

李永芳在降清之后非但没有像汉族文化中被满人看不起，他还被努尔哈赤封为三等部将，继续统领原部，之后还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为妻。

而在明末崇祯年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等人投降，前三人均在崇祯九年被封为异姓王，而吴三桂于崇祯十七年被封为异姓王。

在所有降清将领中官职最高的为洪承畴，他在松锦会战之后投降清朝，一直以来深受皇太极的重视。

随着清军不断南下，南明将领也逐渐意识到，清军想要控制江南需要的是军队，而南明想要维持政权需要的也是军队。

因此他们麾下的军队成为他们手中的筹码，是他们通往荣华富贵的通行证，此时他们也拥有了选择权。

一面是摇摇欲坠的南明王朝，纵观历任皇帝，并无一任能够真正掌握朝政的皇帝；一面是君临天下的清廷，清军入关之后，顺治帝实施一系列举措，使得清军势如破竹。

这一切都让南明武将对南明王朝信心逐渐消耗殆尽。

在这些受降的将领中在当时大都得到了清朝朝廷的重用，与南明将领在南明的待遇可谓天差地别，在南明将领眼里可谓是得道升天。

因此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经济权益，政治地位，纷纷选择了清朝。

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南明武人更多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奉为圭臬，至于“忠臣不事二主”、“文死谏，武死战”全部都抛诸于脑后。

而这些投降的武将在投降了清廷之后，成为了清军南下的领头部队，除却清廷给予的高官厚禄之外，对于其本身能力的认可和公平对待也是原因之一。

他们在南明时，并不能单纯地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一切全部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党争之中，在从内毁灭着南明。

而加入清廷之后，他们获得了南明无法给予他们的建功立业的机会，这些都使得他们愿意选择为清廷效力，认为这些可以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所以在社会与个人价值取向的两者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

甚至其中有些人认为，他们之所以“事二主”是这个时代的错，他们是为了顺应天命。

在17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进行着资产阶级革命，欧洲大陆的一些封建主义国家也在纷纷进行着资本主义改革。

其早期的殖民主义势力已经渐渐形成，在试图打开我国南方的大门。

沙俄势力不断扩张，已经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在外有强敌的情况下，尽快结束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重中之重。

而在当时无论是南明势力、李自成和张献忠双方不能共存的势力，这三种势力无论哪一种都无法单独对抗这些外敌的入侵。

因此必须要尽早建立一个统一的、强盛的中央政权制度之下，才能抵御外侮。因此南明的败落是大势所趋，南明将领降清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加快了这种进程。

虽然南明降将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在道德上应另当别论。

因此在看待南明将领降清的问题上，既要着眼于大的时代环境，也要着眼于个体的选择，这样才能真正弄清楚他们降清的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