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居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编者按：陈垣校长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达45年，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史，深爱了91年自己的祖国，结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国史里面动人的篇章。
既是“国宝”，当走出北师大，其智慧之光为全体国民共享。陈垣图书馆（江门市蓬江区图书馆）整理陈垣校长各类资料，委托梅明顾问作公益发布，以方便学术研究，推动教育进步。）
[摘要]“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后期陈援庵先生在北京多所高校开设的课程。这门课程在1949年以后演变为“历史要籍介绍”，成为大学历史系的必修课，却已无法恢复课程的原有规模与风貌。
本文通过对援庵讲稿以及余氏与来新夏两部听讲笔记的比较研读，从史学名著的宏大规模、余氏抄本笔记的启示、课程创设的目录学路径、名著的著录和阐释四方面，探讨“名著评论”课程的内容、方法和特色，以传承援庵先生的史学遗产。
[关键词]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援庵讲稿;余氏抄本笔记;来新夏笔记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后期，陈援庵先生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相关的课程资料，由先生哲孙智超先生编辑成《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一书，于20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容包括援庵先生20世纪30年代及1946年年初的课程说明两份，20年代末编写的讲稿，1943-1944学年在辅仁大学讲授该课的教学日记及札记，以及同年来新夏先生的听讲笔记。而援庵先生的讲稿，无疑是了解这门课程最重要的文献。
1929-1930学年，援庵先生在燕京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两校分别讲授“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选修课程的学生有燕大历史系冯家昇、朱士嘉、邓嗣禹、赵丰田等13人，北师大史学系柴德赓、王兰荫、雷震、李焕绂等，讲稿即是援庵先生当时为课程编写的教材。
在《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中，这份讲稿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援庵先生手书原稿，写在燕京大学的“点名成绩记录簿”上，共两本，毛笔竖行，也有少量钢笔笔迹，随着课程的进展，还有一些补充的讲稿，写在单页上；其二，智超先生整理稿，基本依据援庵手稿和补充单页，也有整理者自己的补充和调整。二者同刊，方便读者对照研读，这是智超先生的卓识。
一、史学名著的宏大规模
研读援庵先生讲稿，首先令人惊叹的是其囊括史学名著的数量。讲稿共选录中国历代史学名著249种，包括史部书籍188种，经部书籍4种，子部书籍 57 种。
入选的名著虽以史部典籍为主，却不局限于史部，而是兼及经、子两部中与史学密切相关的著述，堪称收罗广泛，规模宏大，充分展现了陈垣先生史学视野的广阔。
既然 249 种典籍统属史学名著，所以，讲稿不宜再作史、经、子部的区分，需要打破四部界限，将全部典籍分类归属。原史部书分隶正史等12类，原子部书分隶儒家等5类，经部仅选录类书各1种，手稿未分类，整理稿附在史评类之后，手稿中，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史评等5类标注类名，说明在备课伊始，分类讲述的思想尚不够明晰，只是根据《四库提要》等目录书逐一择取名，还有待进一步的融会贯通。
但在别史之后，手稿基本都加注了类名。而且在课程中，援庵先生也是明确地分类讲授，余氏抄本笔记与来新夏笔记均可证明。所以，整理稿对缺失的5个类名根据《四库提要》作了统一增补，是符合援庵先生本意的。
表1 援庵讲稿选录史学名著分类表
史部 188 种 经部 4种 子部 57 种
正史 24 传记 14 书 1 儒家 7
编年 8 史钞 7 礼 1 医家
纪事本末 10 诏令奏议 15 春秋 1 天文算法 1
政书 17 地理 35 四书 1 艺术 3
别史 7 目录 19 杂家 45
载记 13 史评 19
还应说明，这份名著分类表在历年讲授时仍有所增删。据余氏抄本笔记，援庵先生在该学年课程中，即增补史学名著《新旧唐书合钞》《朝鲜实录》等 33种。
1943-1944学年，援庵先生在辅仁大学历史学系课程中，亦增补名著2种，即编年类的王益之《西汉年纪》、政书类的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这样，史学名著的数量已增至284种。可知，讲稿所列名著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课程情况随时进行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援庵先生非常重视史书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讲述史学名著的同时，还经常连带说明后世与之相关的参考要籍。这方面的介绍以正史为主，在二十四史中，除南北八书外的15部正史，讲稿即列举了相关要籍 62 种。
如《三国志》，有“宋萧常、元郝经《续后汉书》”及钱大昭《续汉书辨疑》等3书。
《元史》更列举《元史备忘录》至《新元史》等相关史籍 14种之多。
正史外的名著，亦附讲相关书籍13种。如汪琬《东都事略跋》，附讲于《东都事略》之后；杨守敬《水经注删要》，附讲于《水经注》之后。
这些参考文献，有的本身也是援庵先生选录的史学名著。如附讲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政书类补充的史学名著；附讲于《辽史》的郑麟趾《高丽史》，是载记类收录的史学名著等。
这些名著都由于作者或内容的关联，而作为参考文献附讲于相关名著之后，说明援庵先生十分重视史籍之间有机联系。不过，更大量的是没有列入名著的史籍，尤其是清朝或近代的史书，由于记载的内容相关而附录于名著之后。因此，援庵讲稿实际涉及的史著，应在340种以上。
透过涵盖广泛、种类繁多的史学名著，我们可以知晓，援庵先生“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设置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介绍一些经典的史著，而是引导学生对中国历代史籍进行一次全面的探索:史书如何起源、发展和演变，史著有哪些类型，各类史书的体裁如何，史料来源如何，其内容和用途何在，哪些是史学的名著，以及史部以外典籍中具有史学价值的著述，等等，意在完整把握中国历史著作之全貌，并在此基础上深入领会史学名著的意涵。
二、余氏抄本笔记的启示
研读援庵讲稿，不可避免会产生疑问：这份涵盖 21类、多达249种名著的讲稿，显然不是一学年课程所能完成的内容。
即如1935学年度，援庵先生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史书批评”课程，所讲只是《史记》至《元史》的正史 23 种。
又如1943一1944学年度辅仁大学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始于《史记》止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讲授4类名著32种：其中正史类24种、编年类6种，至于纪事本末类选讲的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是因内容相关而附讲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会要类增补的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则是因作者相同而附讲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以该学年课程，实际上仅仍主要涵盖正史和编年两类。
那么，援庵先生是如何教授这门类别众多、名著丰富的课程，来实现课程规划的最初设想？对于这个问题，一部新发现的听讲笔记抄本提供了重要启示。
2015年，柴念东先生在柴德赓旧藏线装古籍中发现抄本一册，封面题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陈援庵先生讲述”，是启功先生的手泽，内容是“名著评论”课程听讲笔记的抄录稿，全文近5万字。这份笔记是援庵先生何时在何校授课的记录，抄本未加说明。
曹永年、柴念东二先生根据笔记中的线索考证，授课时间当在1933-1936年之间。今据笔记云:“《(永乐)大典》本尚存傅增湘氏……李宗侗氏……合之而成八本之完璧《水经注》也。待将来涵芬楼影印后，当能解决此谜也。”
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本《水经注》出版于1935年，可补充证明授课时间在35年之前。
笔记的听课记录者不知姓名、年级、学校、身份，由抄本目录的阙略淆乱，以及笔记中的颇多讹误，可以推测这位记录者当年的水平有限。
不过，抄本的主人却是可以确知的。因为抄本使用的是余嘉锡先生书斋的特制线装本，每页的边框左下均印有“武陵余氏读已见书斋抄本”的蓝色隶书。
余嘉锡先生是援庵先生辅仁大学的同事与好友，其子余逊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修习援庵先生课程，1930年毕业，留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转任教辅仁大学，与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并称“陈门四翰林”。
抄本应是余逊先生借他人听课笔记，请人抄录成册。余氏抄本笔记后转赠柴德赓先生，由柴先生长期收藏使用，故抄本第5页右下角钤有“青峰藏书”朱文印。抄本内有朱笔和墨笔两色校勘，厘定目录，调整错简，校订文字讹误，并在页眉记录了校勘者的若干心得。
认真研读余氏抄本笔记，可体会援庵先生此学年课程的3个特点:
(一) 讲授的名著与其他笔记几乎完全不同
援庵先生授课，素有同一门课程在不同学年讲授不同内容的传统。
如“史源学实习”，援庵就曾分别以赵翼《廿二史札记》、顾炎武《日知录》和全祖望《鲒埼亭集》3书作为教材，在不同的学年讲述不一样的内容。
援庵“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也同样如此。师大学生笔记只讲正史，来新夏笔记也是以正史、编年为主，兼及纪事本末、政书的个别名著，而余氏抄本笔记正史类仅有《史记》1书，编年类也只选讲《资治通鉴》等4种，显然有意回避以往课程主要内容的正史及编年，从而腾出时间广泛涉猎纪事本末、政书、别史、载记、传记、史钞、诏令奏议、地理、目录等其他类名著，凡11类133种，并附带介绍11书，涵盖种类之广，名著之众，为其他笔记所未有。
这样，如果合余氏抄本及来新夏两部笔记，两个学年援庵先生就讲述了自正史至目录(前半部分)160余种名著。
当然，3本笔记所涉及的名著，还只限于原史部的11类著述，讲稿所余史部目录(后半部分)、史评及经部、子部的近100种名著，援庵先生是否会在其他周年学年讲授，限于资料，目前无法知晓。
不过借由余氏抄本笔记可知，讲稿收录的21类249种名著，确确实实是援庵先生为“名著评论”课程准备的教材，从而引导学生广泛全面地掌握中国史学之全貌。
(二)名著的增省调整更为灵活
一方面，部分讲稿已列入的名著，余氏抄本笔记未见讲述。
如正史类《史记》以外的二十三史，编年类《汉纪》《后汉纪》《通鉴纲目》，纪事本末类《绎史》，别史类《东观汉纪》，载记类《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史钞类《十七史详节》《史纂左编》《史书纂略》《史纬》《廿一史约编》，诏令奏议类《包孝肃奏议》《皇朝经世文编》，地理类《三辅黄图》《禁扁》《延祐四明志》《武功县志》《朝邑县志》《泉州府志》《日下旧闻》《日下旧闻考》《历代帝王宅京记》《历代河防统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诸蕃志》《岭外代答》等51种名著，均在课程中省略不讲，而以正史、地理类尤多。
另一方面，部分讲稿未列的著作，在余氏抄本笔记中增补为名著，如纪事本末类《西夏纪事本末》《三藩纪事本末》、别史类《新旧唐书合钞》，载记类《南唐书补注》《朝鲜实录》，传记类《碑传集补》《文献征存录》《清史列传》《清儒学案》，史钞类《两汉博闻》《通鉴类纂》《南史识小录》《北史识小录》，地理类《嘉定赤城志》，目录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16种，皆是笔记新补入的名著。
特别是在传记类新增加了年谱部分，综述北宋至清年谱的产生与发展，概要说明《杜工部年谱》等13种年谱，并重点讲说《昌黎先生年谱》《白香山年谱》《全唐诗人年表》《元遗山年谱》等4种模范年谱。这是讲稿中完全没有的新内容，也由此开启了柴德赓先生在《史籍举要》中讲授年谱的先河。
此外，余氏抄本笔记在讲解名著的同时，还往往附带介绍与之相关的著述。《资治通鉴》后，除必然附讲《通鉴考异》与《目录》外，还介绍了明严衍《资治通鉴补》;《续资治通鉴长编》后，介绍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后，介绍作者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正误》和《道命录》等3书。
其中《通鉴补》与《皇宋通鉴长编》是讲稿已经列入纪事本末类的名著，《旧闻正误》是史评类名著，援庵先生移至内容或作者相关的名著之后讲述。
其他3种，则是原未列入讲稿的著作，援庵先生特别在相关名著中加以介绍。如吴士鉴《晋书斠注》，讲稿原附在《晋书》中，因本学期未讲《晋书》，故移至《晋会要》后附讲。
而王象之《明朝舆地碑记目》，则据讲稿附讲于《舆地纪胜》之中。尤其在讲《宋会要》时，专门介绍明官修《永乐大典》这部按韵编纂的大型类书，分析其由类书变为丛书的性质转化，并细致统计了清修《四库全书》，从《大典》中辑录的各部佚书的数量。
由此可知，援庵先生授课时并非完全依遵讲稿，而是不断调整与完善，以适应课程的需要。
(三)援庵学术特色在授课中更为突出
援庵先生先后研究过也里可温教、一赐乐业教、火祆教、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多种宗教，是首屈一指的宗教史专家，因而对记载宗教资料的史著非常注意。
讲稿地理类，即选录了《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往五天竺国传》等11种与宗教有关的地理书,余氏抄本笔记又增补《嘉定赤城志》，凡12种，已占地理类名著的三分之一。
而援庵先生授课时，又特意略去《三辅黄图》《延祐四明志》《日下旧闻考》等13种地理类名著未讲，却集中介绍与宗教相关的著述，而且逐一点明这些文献在宗教史料方面的重要性：如《长安志》有景教寺院的记载，《嘉定赤城志》有摩尼教资料，《至顺镇江志》《西湖游览志》含基督教传入镇江的详细记载，以及天主教资料，《洛阳伽蓝记》《佛国记》《大唐西域记》、陈诚《使西域记》多佛教资料，《长春真人西游记》是道教祖师丘处机西行拜谒成吉思汗的记录，耶律楚材《西游记》则载佛道相争资料，刘郁《西使记》亦含宗教材料等。
显然，有关宗教的记载，是援庵先生选择上述地理名著并重点讲授的主要原因。
又如援庵先生指出：黄宗羲《明儒学案》“取材于私家文集与语录中”，“不重事迹，而只重其人之学术主张与其思想也”，“为中国学术思想之代表(作)”。“此书之作法，尽取法于佛教禅宗中之传灯录派，在文学中为创体，而在佛宗中为模仿也”。
若非援庵是佛教典籍专家，是不可能如此明确地提出《学案》体裁源自佛典。这些都突出显示了援庵先生宗教史专家的学术特色。
三、课程创设的目录学路径
目录学是援庵先生入学的门径，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柴德赓先生明确指出:
目录学是搞学问的门径，是掌握书目、书的内容、版本以及相关书目的一门学问。……清代学者……搞目录学，讲书的源流和版本多，对书的内容及如何利用这本书就讲得很少，而且他们是专讲目录之学，并非把它作为基础来搞学问。陈先生搞目录学，就是把它作为工具，作为手段，通过它掌握材料，做科学研究。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作为一门专门评介史学文献的课程，目录之学更是援庵先生课程创设的必由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名著采择依据重要的目录著作
史学名著的采择，绝大多数源自重要的目录著作。若对援庵讲稿选录与两部笔记增选的284种名著详加分析，可见以下4种来源。
1.源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190种，其中讲稿184种，笔记增补6种，占全部名著的三分之二，基本是清《四库全书》编纂之前的历代典籍，包括《史记》《资治通鉴》《宋史纪事本末》《文献通考》《元朝名臣事略》《唐大诏令集》《元和郡县志》《郡斋读书志》《史通通释》等各类史书139 种，《尚书古文疏证》《春秋大事表》等经书2种,《盐铁论》《黄氏日钞》《容斋随笔》等子书49 种。
2.取自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者4种，皆出于讲稿，即《皇朝(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及《舆地纪胜》《至顺镇江志》《长春真人西游记》等地理书。
3.选自张之洞《书目答问》与范希曾《补正》者50种，其中讲稿44种，笔增补6种，占全部名著的六分之一以上，以清人著作为主，达41种，如严衍《资治通鉴补》、邵远平《元史类编》、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阮元《畴人传》等。
其中又以载记、传记、史评、杂家类居多，如传记有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钱林《文献征存录》、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全祖望《宋元学案》等，史评有章学诚《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史拾遗》与《诸史拾遗》、赵翼《廿二史札记》等，杂家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与《余录》、孙志祖《读书脞录》与《续编》、赵翼《陔余丛考》、俞正燮《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等。
也有民国出版的史著，如中华书局排印的《清史列传》。有些典籍虽为前代编著，如宋代编纂的《宋会要》，汉代官修的《东观汉纪》，但原书早已散佚，讲稿收录的是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辑佚本；又如《丹铅杂录》，虽是明杨慎所著，讲稿著录的也是清人新编的10卷本。
4.其他来源者40种，其中讲稿17种，增补23种，约占全部名著的七分之一，亦以清代著述为多，如龙文彬《明会要》、钱谦益《皇明开国功臣事略》《国初群雄事略》、张之洞《书目答问》、毛奇龄《四书改错》及清代官修之《十朝圣训》等。
也有民国史著，如清史稿馆新编修的《清史稿列传》、徐世昌幕府编纂尚未刊刻的《清儒列传》、汪兆镛《晋会要》。
前代则多为佛教典籍，如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唐道宣《大唐内典录》、释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
此外还有北京图书馆藏朝鲜影印本《李朝实录》，燕京大学排印本闵尔昌《碑传集补》，而整个年谱部分，包括《昌黎先生年谱》等四种模范年谱，则是根据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第3卷1~5号梁廷澯《年谱考略》一文，很好地说明了援庵先生在选录史学名著时参考的广博。
可知，援庵先生对史学名著的择取，基本依据《四库提要》，至于清以后的典籍，则主要参考《书目答问》及《补正》，同时，也非常关注当时各图书馆、大学、出版机构的藏书、印书情况，以及期刊的相关论文。
(二)名著分类对目录文献的参考与调整
史学名著的分类，援庵先生往往参考重要的目录文献，并根据名著的编纂体例及内容作出适宜调整。
首先，援庵讲稿的类目基本依据《四库提要》。
若以两者相校，则在《四库》史部15类书中，选录了12类，仅舍弃杂史、时令和职官3类；经部10类书中，选录了书、礼、春秋、四书4类；子部14类书中，选录了儒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杂家等5类，而以杂家为主。
讲稿的类名也全部依据《提要》，只有政书1类，类名较为含糊。手稿原未标示类名。余氏抄本笔记亦未出现类名，仅在该类所讲的第一书《西汉会要》之上，有朱笔眉批“类书类(制度史)”，并不是援庵讲授时的原名。来新夏笔记的类目则是“会要”。
但是援庵讲稿在该类第一部名著杜佑《通典》之下指出：“《崇文总目》《书录解题》入类书，《通考》入故事，《宋志》入类事，《提要》特入政书。
而余氏抄本笔记在《唐会要》下更详加说明:“《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将《唐会要》入类书类，《书录解题》入类书之典故门，《通考》之《经籍考》入故事类，《宋志·艺文志》入类事类，《四库》入政书类。”
援庵先生又追溯类书地位从帝政时代“甚要”到清朝“格低”的发展，进一步指出:“《唐会要》虽为类书，但全为记载典章制度者，故逐渐高之，由类书而典故、故事、类事至政书类矣。”
可见援庵先生赞成《四库》的类名。因而，智超先生整理本补充类名为“政书”，符合援庵先生的原意。
其次，史学名著的分类，主要遵从《四库提要》与《书目答问》《补正》，约占全部名著的七分之六，但也有37种根据名著的具体情况作出调整，这又分两种情况:
1.《四库提要》与《书目答问》类别矛盾，援庵根据名著情况，或从《四库》，或依《答问》。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答问》入史部杂史类，来新夏笔记从《四库》，入政书，且云：“其书专记典章制度，分十三门，颇便当。”
黄宗羲《明儒学案》,《答问》入子部儒家类，手稿及余氏抄本笔记从《四库》，入传记。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四库》未著录，《答问》入子部儒家类，手稿及余氏抄本笔记亦从《明儒学案》，入传记。”沈名荪、朱昆田《南史识小录》《北史识小录》,《答问》入正史类，讲稿亦附录于正史类《南史》《北史》之后，余氏抄本笔记从《四库》，列为史钞类名著。
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答问》在子部释道家，讲稿及余氏抄本笔记从《四库》，入地理类。
郑麟趾《高丽史》,《四库》仅著录存目2卷，入史部载记类，《答问》载140卷，在史部地理类，讲稿及余氏抄本笔记虽著录全书，却仍归载记。这是依从《四库》的例子。
又如朱熹《通鉴纲目》，《四库》因“有御批，列史评类”，讲稿从《答问》，改属编年。
郑樵《通志》、清修《续通志》，“《四库》人别史”，讲稿及余氏抄本笔记据《答问》，改隶政书。
陆贽《陆宣公奏议》，虽旧题《翰苑集》，《提要》入集部别集类，但《答问》已改隶史部诏令奏议类，援庵讲稿及余氏抄本笔记亦从之。这是依从《答问》的例子。
2.更多的情况是，援庵先生根据名著的编纂体例及内容作出恰当的调整。
如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答问》归正史类，讲稿亦附录于正史类《旧唐书》《新唐书》之后，余氏抄本笔记列为别史类名著。”
《舆地碑记目》，《四库》入史部目录类，《答问》入史部金石类，余氏抄本笔记属地理，则是因为《碑目记》是从《纪胜》的碑记这一子目中辑录而出，故附讲于《舆地纪胜》之后。
耶律楚材《西游录》，《书目答问补正》在史部杂史类，刘郁《西使记》,《四库》入史部传记类，《补正》亦在史部杂史类，讲稿及余氏抄本笔记皆改属地理。
倪思《班马异同》、刘辰翁《班马异同评》、许相卿《史汉方驾》、吴缜《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5书，《四库》《答问》皆隶史部正史类，讲稿改属史评。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史拾遗》《诸史拾遗》、赵翼《廿二史札记》诸书，《答问》原隶史部正史类，讲稿亦改属史评。
杨慎《丹铅杂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余录》、孙志祖《读书脞录》《续编》、赵翼《陔余丛考》、俞正燮《癸巳类稿》《癸已存稿》等书，《答问》皆归子部儒家类，讲稿改入杂家。
当然，在名著类别调整中，援庵先生也出现游移的情况。
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四库》《答问》隶纪事本末类，讲稿则云:“旧隶纪事本末，实应隶编年。”实际讲授时，却仍归属纪事本末类，仅说明“此书为编年体”，“《四库全书》置于纪事本末类”,而没有解释原因。
这是由于《会编》的编纂方法是“年经月纬，案日胪载”的编年体，却由于“凡宋金通和用兵之事，悉为诠次本末”，又具有纪事本末的史书性质，所以援庵讲稿和授课出现差异。
至于严衍《资治通鉴补》，《答问》归编年类，援庵手稿入纪事本末，但实际授课时，仍是附讲于编年类《资治通鉴》之后，则是出于课程的需要，将内容相关的史籍集中在一起讲述。
以上只是同部书籍不同分类间的调整，还有跨部之间的调整。
如谢启昆《小学考》、全祖望《读易别录》，《四库》未著录，《答问》分隶经部的小学类和易类，讲稿改属目录类。这是由经部改入史部。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四库》未收，《书目答问》人兵家”，讲稿改属地理类。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答问》属子部释道家，讲稿及余氏抄本笔记亦改属地理类。
智昇《开元释教录》,《四库》《答问》同在子部释家类，讲稿改隶目录类。这是由子部改入史部。
上述这些，都是援庵先生根据各书的具体情况及名著评论的课程需要所进行的调整，是十分合理的。
名著分类的调整，在同部之间，多半是基于史学名著结构设置的需要，或原属类别的不合理；而跨部调整，则是要将这些原来隶属经部、子部的典籍，融入史学名著的范畴。
(三)名著择取注重目录类典籍
在史学名著的选取中，援庵先生非常注重目录类典籍。
援庵讲稿中目录类名著选择较多，从《汉书·艺文志》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凡19种；余氏抄本笔记虽因时届学年末，只介绍了目录类的《汉志》《隋志》和《七录》3书，却又增讲了两唐志,使目录类名著达到21种。
其中《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通志》《文献通考》等书，已经选为正史、政书类名著，讲稿和笔记又特地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校雠略》《通考·经籍考》从各书中抽出，专门列入目录类名著，说明作者非常了解史志及政书目录在目录学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七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国史经籍志》的入选，体现作者对主要的私家目录的看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书目答问》的选录，展示作者对清代最重要的官修和私家目录的重视。
《经义考》《小学考》《读易别录》及《出三藏记集》《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列入名著，又代表作者对经学和佛教专科目录的关注。
而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的入选，表现作者对这部专门辨正书籍真伪的著作的理解。这些都很好证实了目录学作为入学的门径和研究的基础，在援庵学术中的特殊地位。
(四)名著著录讲解对目录文献的借鉴与辨正
史学名著的著录和讲解，往往借鉴主要的目录文献，并随时辨正其中的谬误。
援庵先生在著录和讲授史学名著时，参考目录书尤多，有《汉志》至《明史·艺文志》等史志目录，《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等政书目录，《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官修目录，《七录序》《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未收书目提要》书目答问》《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等私家目录。
其中《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宋志》《通考·经籍考》《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使用较多，而参考最多者，无疑是《四库提要》这部清代大型丛书的解题式目录。
如援庵讲稿及来新夏笔记均引《提要》，为魏收《魏书》的“秽史”说辩诬。
讲稿据《提要》，指出《南史》《文学传》不始于刘宋、《孝义传》收录列女及不设《文苑传》《列女传》等4点失当。
讲稿概括《提要》，“谓《旧(唐)书》前二百年有法，长庆以后九十年杂乱，有重出之文，有重出之人”。
讲稿还据《提要》云，丘光庭《兼明书》“为唐人考证书中可与《匡谬正俗》齐驱，而以《苏氏演义》、李氏(涪)《刊误》、李氏(匡义)《资暇集》三书为其次”，封演《封氏闻见记》,“与《资暇集》《刊误》可以相比”，《曲洧旧闻》“深有补于史事，惟所言间及诗话、诗文评及考证，不可人之史，故入之杂家”等。
援庵讲授《水经注》，更据《提要》详细说明该书的流传原委，原书40卷，北宋时已残佚为35卷，后人改刻又将残本重新厘定为40卷，并补充介绍清代全祖望、赵一清、戴震3种校本相袭的学术争辩。”即便援庵不直接注明《提要》处，亦多加参证。
尽管在备课和讲授中，援庵先生随时参考《四库提要》等书目，却绝不盲从轻信，凡是遇到《提要》有问题之处，必加以质疑辨正。
如指出《隋书·经籍志》不出于魏征，而是书成众手，因成书时魏征已卒13年；辨析《洛阳伽蓝记》作者姓名，应从《史通》为羊衒之，而非《隋志》《四库》著录的杨衒之；还指出《通鉴问疑提要》言司马光3位助手的分工“盖误也”。这是援庵先生纠正《提要》著录名著作者之误。
又如讲稿提出《太平寰宇记》缺失8卷，实存192卷，而非《提要》所云的193卷，授课时进一步补充杨守敬从日本官库中抄回5卷半，今仅缺两卷半的信息；讲稿云《日下旧闻考》实160卷，“《提要》作百二十卷，误”，等等。这是援庵先生考订《提要》著录名著卷帙之失。
再如讲稿言“《唐才子传》十卷，《四库》本八卷，《佚存丛书》足本”，余氏抄本笔记则详细说明《四库》为《永乐大典》辑佚本，只收录287人，《佚存丛书》所收是日本发现之全书，记载397人。这是援庵先生辨析《提要》著录名著版本之阙。
援庵讲课云；“《四库》以为《舆地碑记目》即《舆地纪胜》内的碑记之四卷，实误，不知《碑记目》乃由《纪胜》二百卷内抽抄而来。”因为《纪胜》体例，是“每府、州、军、监，分十二子目”，而“碑记”即是其中第10个子目。
《开元释教录》讲稿曰:“《四库提要》谓《经义考》体例‘多与此符，或为规仿，或为暗合，均未可定’云。然《经义考》实仿《出三藏记集》，非仿《释教录》。”这是援庵先生辨正《提要》著录名著体例之疏。
对于明朝屠乔孙、项琳之所辑北魏崔鸿的百卷本《十六国春秋》，援庵先生讲课时全文引录了《四库提要》，并对《四库》的“伪书”说进行辩解：“清代有所谓辑佚之学者。屠、项二氏即作此辑佚之工作，由各书中引用此原书之篇句，辑出而成一百卷。陈垣氏以为，此书谓之乱则可，倘谓为伪则过非也。此书病在辑出此书而不注出处，惟对原句稍加剪裁而已。《四库》故曰:‘然其文皆联缀古书，非由杜撰。’”
援庵又对《四库》斥该书为伪书之3点理由逐一辩驳，以说明其书虽“非原书，但其所据皆本原料，故当未发现原书之前，此书亦暂可引用参阅，自不成问题矣”。这是援庵先生辩白《提要》伪书说之非。
对于沈炳震《新旧唐书合抄》，援庵诧异“《四库》于《新》《旧唐书》之考证多引用沈君语”，却“未著录亦未存目”该书，“未悉何故?”
援庵先生敏锐地指出：“《四库》著录之书均言其甚佳，未著录者而存目均贬之。”
而《元史类编》“《四库》未著录亦未存目”，原因却是荒谬的：“以多外国地名须改，故不著录;以其书佳无法贬之，故亦不存目。”这是援庵先生关注名著与参考要籍在《四库》中的收录情况。
援庵讲稿和笔记还特别揭露《四库》编修中任意删改文献对文化的破坏作用。
如指明:“《契丹国志》《四库》书不可靠，最好为明、宋版，因清将内容删改。”
《大金国志》“《四库》著录，惟清时删改甚多耳，当以明本为佳。”
尤其是“乾隆敕编”之《明臣奏议》:“此书材料不可靠。此乃欲暴露明之暴政，搜集明末诸臣互相攻击暴露弊政之奏议编成，使人读之不复有思明反清之思想。此法最为毒辣。此书乃皇子选材，又注此书不得不删改者，则又露此为伪作，而非书录奏议之真目。”
援庵还在讲稿中和授课时特意说明，《四库》编纂时，对书籍“有所谓销毁(为反对清朝者)、抽毁(即内中有一二篇不利于清者)、扣除(即乾隆五十年时，将已载入《四库》而查得仍有反对者，扣除之)。”
并举李清为例，其著述《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等四种原本已经被《四库》著录，后因查出“其《诸史异同》云顺治、崇祯有四同，于是扣除其所有书”，而补之以李锴《尚史》、潘永因《宋稗类钞》等。进一步暴露清统治者的文化专制政策。
援庵先生对《四库提要》既参考又辨疑的学术态度，与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
季豫先生著《辨证》始于1931年，与援庵先生“名著评论”课程在时间上正相始终。季豫先生考证《东都事略》的作者名王称而非王偁，即引用了援庵先生所举的《学海类编》本《西夏事略》《张邦昌事略》与宋蜀刻《二百家名贤文粹》的题名为证。
而援庵先生在课程中，着重辨析《东都事略》的作者姓名，指出“《四库提要》谓《学海类编》改王偁为王称，为愈伪愈拙”，“诚非是也”，亦与季豫先生《东都事略辨证》相同。可见对《四库提要》的辨疑，是两位先生学术交流的重要方面。
透过名著的择取、名著的分类、注重目录类名著以及对《四库提要》的参考与辨正4方面，充分证实了目录之学在援庵先生“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中的奠基作用。
四、名著的著录与阐释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授课时，援庵先生每每会指出课程的要点，作为总纲概括课程的主要内容。目前公布的课程说明有以下3份。
其一，“取历代史学名著，说明著者之生平，本书之体例，以及史料来源，编纂方法，板本异同，等等，俾学者读书、引书时得一明了向导。”(约作于 1929-1930年)
其二，“评论史书之数点：(一)史料之来源，(二)编纂之方法，(三)参考要籍，(四)版本之讲求，(五)本书之用途，(六)阅读之方法。”(约作于1933-1934年)
其三，“取史学上有名之著作，而加以批评。每书举作者之略历，史料之来源，编纂之体制，板本之异同，以及后人对此书之批评等等，以为学者读史之先导。”(1946年1月)
3份说明文字虽有小异，内容大致相同，昭示自20世纪20年代末课程初设，至40年代后期，援庵先生“名著评论”的课程要点，始终没有大的变化。除书名、卷帙等名著的基本信息外，课程要点主要包括：作者生平、史料来源、编纂方法、版本异同、参考要籍、后人批评、书籍用途、阅读方法诸项，目的在为学者指导读史之门径。
根据上述课程要点，援庵讲稿对每部史学名著，都有或长或短的一段提纲式著录，类似一篇简明的提要。授课时，即根据讲稿补充完善，详细展开。
不过，亦非每书各项内容皆面面俱到，而是根据名著情况或详或略各有侧重。其中二十四史及《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等重要史著，授课时均按课程要点与名著特点添加小标题，以便更有条理地细致讲解。
其他名著，虽不列小标题，但也依据名著的重要性，或详加解说，或简略介绍，但讲述之中亦遵循课程重点。本文以下根据课程要点，逐项探讨，以展示援庵先生对史学名著的著录与阐释。
(一)书名与卷帙
书名与卷帙是书籍的基本信息，虽然援庵先生未列为课程要点，却也是史学名著著录和讨论的第一项内容。
书名的疑问不多，但援庵先生注意到书名的历史演变。
如《史记》:“《汉志》称为《太史公》百三十篇，史公《自序》亦只称《太史公书》,《隋志》始称《史记》。”
讲课时更进一步展开讨论，“廿四史中有九种非本来名目者”，即《史记》《前汉书》(本名《汉书》)、《南齐书》(本名《齐书》)、《北齐书》(本名《齐书》)、《魏书》(本名《后魏书》)、《旧唐书》(本名《唐书》)、《新唐书》(本名《唐书》)、《旧五代史》(本名《五代史》)、《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记》)，提醒学者对书名演变的关注。
对书名的含义，援庵先生有时也稍作解读。
如马端临《文献通考》:“此何以名？盖彼以为述唐以前据之书本者谓之文，唐宋以来据之诸臣之奏议、诸儒之议论者谓之献，且此乃串通历代而至嘉定以前，是故名也。”
又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三朝者，即指北宋之徽、钦二宗及南宋之高宗而言也。北盟者，即北宋末及南宋初与金人之交涉。此书为第一部外交史。”
至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加《旧唐》《旧五代》，实十九史”；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不计《旧五代》及《明》，故曰廿二史”；赵翼《廿二史札记》，“不计《旧唐》《旧五代》，故曰廿二史”。都是寥寥数语，点明了书名的内涵。
卷帙的著录，首先是篇卷情况，如《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七百二十卷，又妇女十二卷，共七百三十二卷”,《廿一史约编》“无卷数，自上古至明，计一百三十九篇”。
其次是卷帙的阙佚，如《太平寰宇记》“二百卷，欠卷百十三至百十九，但卷四亦缺，实存一百九十二卷。《总目提要》作存一百九十三卷，误”。其后杨守敬从日本“补录五卷半，故现仅缺二卷半”。
《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缺二十三卷”。
《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卷三全阙”。
至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凡一百六十八年事，陈氏(《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志》作一百六十八卷，盖以一年为一卷。此书只有写本，清初传本得一百七十五卷。此(五百二十卷)系从《永乐大典》录出，唯缺徽、钦二纪，哲宗以上皆存”，“其实卷数多寡，实不足定”。不仅介绍了原本、清初传世本及《永乐大典》辑佚本卷数多寡的由来，还进一步说明辑佚本缺失的内容。
再次是否全本：如《高丽史》“一百三十九卷，《四库》载记存目二卷”，“此为残本”。
《郡斋读书志》“衢州本二十卷，全；袁州本四卷，《后志》二卷，不全”。
援庵先生还进一步批评了随意改动卷帙的荒谬。
如《元和郡县图志》原书40卷，“今缺六卷，即缺十九、二十、二三、二四、三五、三六等六卷，然五卷、十八卷、二十五卷亦残缺不全”。“今之《四库》本仍为四十卷，乃将三十四卷分成四十卷，卷数虽全，而实缺六卷也。此法甚坏，盖引用时卷数即生问题”。
与此同误的还有《水经注》，原书40卷，至北宋《崇文总目》著录为35卷，已缺5卷，后人改刻，又将35卷分为40卷，“此假数，不足信”。
无论是解说书名、关注书名的演变，还是考订卷帙的全佚离合，都是征实之学，以提供史学名著的准确信息。
(二)作者生平
援庵先生对作者的著录比较细致，并说明作者的多方面情况。
例如作者的姓名及避讳情况：《资暇集》作者李匡乂，“或作匡义，或作匡文，或作正文，或作济翁。宋太祖名匡胤，宋太宗名光义，因避讳一人数名”。
又如作者的籍贯:《西使记》作者刘郁，《四库》著录为真定人，援庵先生据王恽《秋涧集·刘氏墓志铭》考证，刘郁实为山西浑源人，是《归潜志》作者刘祁之弟。
再如同书的多位作者及其分工:《后汉书》，纪、传作者范晔，“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
《宋书》,“宋徐爰旧本，齐沈约续成”。
《隋书》“纪传，唐魏征等撰；志，长孙无忌等撰”，“一书分属作者，始于《隋书》”。
《新唐书》,“欧(阳修)主纪、志，宋(祁)主传”。
《资治通鉴》，考证司马光三位助手的分工是：刘攽两汉，刘恕三国、南北朝、五代，范祖禹唐。
《通鉴纲目》,“凡例一卷，朱子手定，其纲依凡例而修，其目则赵师渊所纂”。
援庵先生还以存疑的态度处理作者有疑问的情况:《宋史纪事本末》26卷的作者，《四库》著录陈邦瞻，“而《明史·艺文志》及明末之《千顷堂书目》作者为冯琦，盖此书为冯氏起首而陈氏成之也”，但是“《明史·艺文志》称此书为二十八卷，故陈、冯二氏究否为一书待考”。
作者的身份、经历甚至宗教信仰，对名著的内容、著述立场及价值都有重要影响，因而援庵先生对作者的这方面情况也非常关注。
如《契丹国志》作者叶隆礼是南宋人，奉敕撰作，这是因外国人身份影响史著价值的情况。
《唐才子传》的作者辛文房是元西域人，“此书文章极好…真是难得。辛文房又能作诗，有《披沙集》。此书乃以人为主，而以诗话体裁为之，其取材且旁及各家文集，可谓为一部唐代文学史，其批评各家颇为得当”。
辛作为西域人，却能写出很好的唐代诗话。援庵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文学篇》即专门探讨了辛文房的诗作与《唐才子集》。这是以作者的身份与史著的价值，证明元代西域人的接受汉文化程度之高。
《西游记》作者耶律楚材为元太祖之中书令，全真教真人丘处机到西域面见成吉思汗时，“楚材随军，故亦得见面，并各以诗赠之。俟自西域返，二人感情渐恶。盖丘真人为道教，势力颇大，且其弟子毁谤佛教，甚至强占佛寺为己有，种种不法，令人侧目。而楚材信佛教，为北京砖塔寺之主持万松老人之弟子，是因信仰之不同异端生焉。楚材此书多攻击道教之语”。这是因作者的宗教信仰而影响著述的立场与内容。
《曲洧旧闻》作者朱弁：“为朱子(熹)从父，建炎中使金，被留十七年而归。所记皆北宋事，盖作于被留之时。于安石变法及蔡京用事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详。《四库》谓其深有补于史事。”这是由作者经历说明著述的内容与重点。
又如陈善《扪虱新话》:“是书考论经史诗文，兼及杂事，其宗旨在佛氏，而党附王安石。于宋人诋欧阳修、杨时，而诋三苏为尤甚；于古人诋孟子、韩愈。”这是由史籍内容指出作者的著述立场。这些提点，对于读者了解史著的价值极有助益。
(三)史料来源
援庵先生指出:“史异于文，史必有根据。”因此，他非常注重名著的史料来源，尤其授课时，除《陈书》《宋史》外，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皆设专题讲述史源，并在历年授课过程中不断补充完善。
如《史记》，讲稿举经典与档案两条史源，余氏抄本笔记又增加传说口述，至来新夏笔记则分经典(六经、《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见闻、档案(如诏令、法典、记功册等)、游历4项，“汉前史多据经典，汉时史多凭见闻、档案、游历”，并逐项举例详细讲解《史记》的史料来源。
《汉书》，在汉武帝以前是“采《史记》，有增无删”，武帝以后则是根据班固父亲班彪《史记后传》、各家续《史记》、各家著述。
《晋书》“旧史有十八家”，但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因十七家或东晋或西晋，独臧书为合东、西晋而成者”。“十八家外，又采小说、杂史、文集材料，可谓丰富”。
至于《资治通鉴》，于“正史之外，引书三百二十二种”，“而于此诸家中，为今日所不见到者已大半矣”。
正史外的名著虽不设专题，也常讨论史源问题。
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国史、日历为纲，而参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无不采其异同，以待后来论定”。“一事而说异者，经考订后采一说法，复以他说加注文中”。“此书重要之点，为其史料多为元代修《宋史》所不知者，故可与《宋史》相平，在未发现新出土之史料时，此当为第一等材料”。
叶隆礼《契丹国志》，“采集《通鉴》及李(焘)《长编》、欧(阳修)《(旧五代)史》《松漠纪闻》等书而成”。“叶君奉敕而作《契丹国志》，其特别材料取之于宋与辽往来之公文中。此书除本纪十二、列传七，余即档案也。其运用材料均不剪裁，而只整个装入，故至今尚可见其原料之本来面目”。
这些名著，都由史源而论及史料采录的方法及价值。
援庵先生讲述史源，还连带分析史源带来的弊端。
如沈约《宋书》主要根据徐爰所修国史，然“既为国史，忌讳太多，有二重忌讳”：一是“晋与宋禅让，为宋讳，因系据宋国史”；二是“宋齐禅让，又为齐讳，盖书成于齐”，直接指明国史的讳饰问题。
对参考文献不足的史著，援庵亦提出质疑。
如北周“宇文之事多见王劭《齐志》及《隋书》留存之书，以其多不雅，(令狐)德棻故不见采，故自遗漏”，因而“《周书》史料不充足”。
同样，“《隋书》史料亦缺乏”。
又批评吴任臣《十国春秋》:“徐铉《骑省集》三十卷，其前二十卷皆南唐时作，吴未见，为王西庄(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所讥。”
援庵还有意指出书籍的内容雷同，以提醒读者注意。
如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凡分190门，“与崔氏书(后晋崔豹《古今注》)所分八门名异而文相同者，十之八九”。
至于唐苏鹗《苏氏演义》,“与崔氏、马氏书相同十之五六，不知谁抄谁”。
(四)编纂方法
援庵先生于史学名著的编纂，首先关注史书体裁的开创。
自司马迁《史记》始，纪传体即成为中国最基本的史书体裁，《隋书·经籍志》专列“正史”类，位居史部典籍之首。
援庵先生授课时，沿用“正史”这一类目，指出：正史“名始见于梁处士阮孝绪之《七录》。《四库提要》史部第一，开始即是正史。《提要》谓正史之名见于《隋志》，然不如谓为始自《七录》矣。史在昔不能独立分之。《汉志》无史类，附之于春秋家，《史记》入之，称‘《太史公》百三十篇’。晋时分为经、子、史、集。至《隋志》始改为经、史、子、集。正史云者，不论其为官书或私书，一般学者承认之史也”。
这段解说有3层含义：其一，正史之名始于阮孝绪《七录》，而非《隋志》；其二，史书由附于春秋家到独立成部且位居第二的发展；其三，正史名称的意涵。
对于正史内的多种体例，援庵先生条分缕析地作了细致讲解。
如司马迁为《史记》设置的5种体例：本纪是编年记载帝王的历史，“为撰著历史最早体裁，来源当甚早”，“非创于司马氏”；“表，根据(周世)谱牒而来，纵横互用为表，有年表、月表、世表，以表置史书内，太史公始”；“书，后代史籍称志，为《史记》创笔，今所谓类别史”；“世家，虽编年而以国别，先此已有，今所谓国别史”；“列传，亦为创体，亦可谓人别史”，“以前虽有传之名，而用以记一人事实者，则迁始也”。
“以上五体，后世(正史)皆沿用之，如书之改志(《汉书》以后)，世家之改载记(《晋书》)，皆名异而实同”。
其中世家(载记)仅《晋书》《新五代史》有，表、志或有或无，纪、传二体则各部正史必有，故又称纪传体。
援庵先生的解说，详细介绍了5种体例的沿袭或创设，各体在纪传体史书中的不同功用，也说明了各体在后世的发展变化。
到班固《汉书》,“编纂之体例大体与《史记》无异，只少一世家，其最大改变为变通史为断代史”。
其后正史多继《汉书》断代为史，仅《南史》《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上承《史记》为通史。
援庵先生还注意到一些正史内体例的特殊性。
如沈约《宋书》本是断代为史，但“宋志三十卷，皆上述魏、晋”，而不止记载刘宋一朝，原因是“魏本无志，臧荣绪《晋书》与徐(爰)、沈(约)同在齐时，或未见”，“《宋书》列传不载晋末群雄，为有断限，然志则继司马彪志，载三国两晋”。
至于《隋书》，“志三十卷，本称《五代史志》，别本单行。五代者，梁、陈、北齐、周、隋也。当时修五代史，《隋书》最末，故志附于《隋书》，非专属隋也”。这都是补前代正史无志的阙失。
对于其他史书体裁的继承或开创，援庵先生也多有注意。
如荀悦《汉纪》:“专以《汉书》为根据，缩百二十卷为三十卷，遂成不刊之作。《史通》称为班荀二体。此依《左传》体，《通鉴》全采此。”“书学《左传》，以编年为体，以表、志、传之事纳入本纪中，省览极便，无一事互见异同之弊。然言论文章，典章制度，势不能尽载，体例如此，固无奈何。”既指出《汉纪》对编年史的继承与影响，也总结了编年体史书的便利与欠缺。
至于《通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由战国至五代。十七史至宋而备，而编年之史，只有荀、袁(宏《后汉纪》)”。
不过，两《汉纪》“其体虽为编年，而不若通史也”，进一步指出两《汉纪》与《通鉴》的差别，强调《通鉴》作为编年体通史的重要地位。
纪事本末是继纪传、编年之后又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
关于纪事本末体的起源，援庵先生提出:《通鉴纪事本末》“为纪事本末体之第一书。袁氏(枢)以司马氏书太繁，人多苦之，遂创此体”。其编纂方法是：“以(《通鉴》)一千三百余年之事，以二百三十九事归纳之，作法甚艰。”
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优长是：“检每事之始末则甚便，细因此书之目录，则可知中国历史之概要焉。”但援庵先生又特意提醒读者：“此书因据《通鉴》，故为二等材料,”“观之虽便，然吾人治史者不可引用此书。”
对于其他史书体裁，援庵先生也多关注其起源、作法、特点与价值。
如:“言各代典制者，当推正史之志书，然多为断代。将历年典制通而述之者，则自《通典》起。亦即将正史之志书伸长打通而言之，至杜佑本人止”，“《通典》作法，除正史之志书外，尚集当时各家文集、奏议中之材料，亦甚多。且其书所引之材料，原书有许多现已亡佚，故此书之价值亦即在此”，是讨论政书的起源、作法与价值。
“别史者，别于正史而言，即深于正史一等，或谓副史，然其材料或有超出正史者”，是指出别史类目的意涵及其价值。
载记“出于《晋书》之末”，是单纯交代载记的起始。
传记是“以人为单位者为记，然《四库》中则颇纷乱”，其中“年谱起于北宋，首创者为北宋元祐党之吕大防。
吕君有《杜工部年谱》《韩吏部文公集年谱》。其作年谱之起意，在其读书方便而作也。吕后继作者多”，是介绍传记体裁的特点和年谱出现的因缘。
史钞“早已有之，但史钞之名，实自《宋史·艺文志》始。用途：一、便省览与记忆；二、可为类书，为作文之料资也。
做史钞应分三步骤：一、见材料之有关者抄之；二、将已抄者约略归类以备运用；三、又可分二层：A.就所有材料分类组而成文，即以材为主，自无成见；B.以自己之主意利用驱遣所得之材料而为文。普通做史钞者做到第一层之工作，较佳者做到第二步，如至第三层，则为著作而非史钞矣”，不仅追述史钞体裁的缘起和用途，还进而分析史钞的作法及其与著作的区别。
“《新唐·艺文志》起居注类始有诏令一门”；“《陆宣公奏议》为奏议类之最古者”，“此书之所以通行也，不在其内容之恳切，或有涉及诗词，而在其文体，为论事之骈文体”；“诏令奏议等为便于阅读，乃用骈体文，乃例行文章”，是说明诏令奏议专书的出现及在史志目录中著录的起始，进而剖析此类史书的文体特色与流行缘由。
《元和郡县图志》“为唐地理图志书之留今者最早本，今代地方志体例多仿此书”，是揭示地方志的开端。
《汉书·艺文志》“为今最要之目录学书，内容包括甚广，叙论最佳”；“刘向之《别录》者，即读一书作一批评也。刘歆以其父之《别录》分为七类，是为《七略》”；“刘向之《别录》及刘歆之《七略》皆不可见”，“《汉志》即一概以《七略》作成”，是解说目录学著作的缘起。
援庵先生还特别重视史书内部的门类设置。
如《通典》《通志》二十略、《文献通考》等政书,《舆地纪胜》、至顺《镇江志》《日下旧闻》《水经注》《历代河防统纂》《西湖游览志》《长安志》等地理书,《汉志》《隋志》《七录》《开元释教录》等目录书,《辨惑编》《辨惑续编》等儒家书,《佩文斋书画谱》等艺术书，讲稿都详细记录其门、略、目、类的区分，尤其是杂家类书籍,《古今注》《中华古今注》《近事会元》《能改斋漫录》《瓮牖闲评》《朝野类要困学纪闻》《丹铅总录》《少室山房笔丛》《日知录》《潜丘札记》《十驾斋养新录》《陔余丛考》《风俗通义》《梦溪笔谈》等15种著述，讲稿皆详载其类目区分，以供参考。
(五)版本异同
援庵先生一向注重版本，他指出:“史学界于版本之学，初不甚注意，近十余年来学者颇注意及之。”所以，从史学名著的第一部《史记》开始，援庵即有意介绍版本之学。
“版本分三大类”：一是古本，即作者创作的原本；二是校本，又分“以古本与现本校其不同”的对校本和“经学家详考校”的精校本；三是注本，即“读时较便”的注释本。
“《史记》之古本”，最早是“竹简隶书本”；其次是“卷纸本，三国以后方有”；然后是“本子本，宋以后有”。
《史记》的注本，则是援庵先生讲述的重点：“今之通行本为三家注本：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又分为各家单行之“单注本”和“将三家注散入每句下”的“三注本”，“始于明之监本”，“可免人互对之苦”。
援庵先生又着重推荐了日本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此书系汇三家注，而以其后著述加以考证”，并归纳了该书的3条特点。
除《史记》外，援庵先生还着重介绍了《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新五代史》5部有注正史的注本。
如《汉书》推介了唐颜师古的集注本和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王氏取师古以后注《汉书》者四十家而成”，却“时有脱落，可利用而不可引用”。
《后汉书》情况较为特殊，“《后汉书》之本纪、列传，为(范晔著)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志为(司马彪撰)刘昭补注”。
同样，《后汉书》也有王先谦《后汉书集解》，“采清各家注”，如陈景云、王鸣盛、钱大昕、钱大昭、赵翼、洪亮吉、沈钦韩等。
《三国志》有裴松之注，特点是“多注本事”,“所用书达百五十种”，此外“引群经、诸子解释训诂者，亦不下数十种”。
裴注体例4条:“条其异同，正其谬误，疏其详略，补其阙漏。”其价值在于:“陈寿时代距三国过近，故史料困难，至宋史料已集，裴氏利用方便，故一注而定。辑佚家亦重之，因其所引之书十之八九已佚也。”
至于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则“因时代过远，除逸闻外，未见价值”。
对于《晋书》，援庵先生重点讲述民国吴士鉴《晋书斠注》,“引清人书一百四十一种”，有捃逸、考异、正误、广证等10例，“此书注法极巧，以类书有关《晋书》者、各家校勘草记等列入。古人作注，多自内出，(读书遇不明处，向外搜集解释。)此则自外来。(不顾本书，而搜集他书之有关于《晋书》者，依其类、年列入本书。)为读《晋书》之良助也”。
《新五代史》，则主要讲述彭元瑞、刘凤诰《五代史记补注》，“此书甚好”，“学《三国》裴松之法，注欧存薛”，“照原卷，中分子卷”，但将“薛《史》十志附于卷外，如《后汉书补注》。欧《史》无者，或以事比，或以人品比，附于注后”。《补注》“引用书有二百七十余种，以宋人书为断，元明以后书不采，法至善也”。
同时也指出该书的问题：“其优点在不变原书，其弊则在：一、眉目不清，不引卷数；二、除《旧史》辑本外，无新奇材料，价值远不如裴注《三国》。”
至于没有注本的正史，援庵先生则多指出其版本的问题。如：“《辽史》自始无善祖本，因此明监、清殿均不佳。最坏者为乾隆改译本，时代所关也。”
批判清修《四库》时，改译少数族人名、地名等的错误做法。
又如“《元史》殿本不能用”，因有重出、错简、漏行、行款混乱等问题。
对于一些较为稀见的史籍，援庵讲稿和授课时往往会特意介绍版本。
如杨仲良《皇朝(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四库》不存，仅传抄本”，讲稿选自阮元《四库全书未收书提要》，故特著录“广雅局本”，以便于查找。
又如宋赵汝愚《国朝名臣奏议》150卷，“此书现甚艰得，自元迄明、清无刻本，只宋本。现北平图书馆藏有六部，然最多者仅百三十八卷。……《四库》著录此书”，为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350卷，“永乐官刊，传本稀少”，“此书甚难得，北平图书馆有一部”，“张溥有删节本三百二十卷，极有用”。
释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国未有传本，民国二年频迦精舍始从日本翻印出来，又十余年，商务翻印《续藏》,中国始有第二部”。由于是国内失传从日本回归的珍稀典籍，讲稿特意注明版本。
地理书，讲稿著录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再补编》1436种，有“光绪间排印本”。
然而《丛钞》尽管收录广博，却也失收了一些重要史籍。如《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往五天竺国传》《诸蕃志》《岭外代答》《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西使记》《岛夷志略》《使西域记》《灜涯胜览》《星槎胜览》《海国闻见录》等13种地理书，即是《丛钞》未收而讲稿特加选录的，因此全部著录版本。
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有“《敦煌遗书》本，《大日本佛教全书》本，藤田丰八笺释”。费信《星槎胜览》,“《四库》存目不载，《学海类编》本”。
杂家书，亦多注明版本。讲稿选录杂家名著45种，除《十驾斋养新录》《读书脞录》《陔余丛考》《论衡》4种外，其余41种都注明版本，有的还著录多种版本，以方便对这些不甚知名书籍的利用。
如李匡乂《资暇集》，“《墨海》本，《学海类编》本”。
李涪《刊误》，“《百川》本，《学津》本”。
丘光庭《兼明书》，“《宝颜堂秘籍》本”。
在版本之中，援庵先生非常重视《永乐大典》辑佚本。
如薛居正《旧五代史》，自欧阳修《五代史记》刊行后即逐渐湮没，至清修《四库全书》，方由邵晋涵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故《旧五代史》的版本“乃《永乐大典》辑本，其卷数虽同原书，然多系勉强凑合”。
援庵进而辨正曰：“近传有金泰和本薛《史》出见，颇不可信。因泰和七年诏学官只用欧《史》(见《章宗本纪》)，岂有刊薛《史》理？或系《新史》未定。”
又如《宋会要》，“现今之《宋会要》系徐松由《永乐大典》辑出”，“未刻，传抄本，曾藏王秉恩氏、刘承幹氏”，“现存北平图书馆”。
此外，名著中的《西汉年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东观汉纪》《岭外代答直斋书录解题》《五代史记纂误》《旧闻证误》《苏氏演义》《瓮牖闲评》《云谷杂记》《石林燕语》等书，皆为四库馆臣辑自《大典》，故讲稿特地一一注明“《永乐大典》本”。
由于对《大典》辑本的关注，援庵先生讲述《宋会要》时，特地介绍了《永乐大典》这部“明初最大之类书”：《大典》“以韵分类，初其项目极细，后帝促之大急，因即以全书装入，遂失类书之本性，故为《永乐大典》之病焉。然正因其装整部书入《永乐大典》，故因之明初之书籍今不可见者，我侪又可于《永乐大典》中得见之。故其由类书而变为丛书，正其佳点也。……乾隆三十八年，想由《永乐大典》专辑明初存而现亡之书，作一《四库全书》之大本营。故《四库》馆开后，分班专辑佚书，计辑《四库》著录书三百八十五种，人《四库》存目者共一百二十八种”，凡513种。
正是由于编纂时的匆促，不及细致分类，而将整部书编入，使《永乐大典》的性质由类书变为丛书，反而成为四库馆臣辑录亡佚书之宝库。
援庵先生还非常注重版本之完整性与可靠性。
如“《曾文正公奏议》三十六卷，李鸿章等编，在《曾文正公全集》内。又有十卷本，乃曾弟子薛福成所编”，“《书目答问》薛氏刊本不全”，明确指出《书目答问》著录的10卷本《奏议》内容不全，应该选用36卷的《全集》本。
又如《元和郡县志》，“聚珍本，《岱南阁》本，所阙六卷佚文附”，“今之《畿辅丛书》之《元和志》版本较佳。盖丛书之印《元和志》也，由周梦棠引用孙星衍之岱南阁本校订，又有张驹贤考证，故引用时以此本为佳”。 由于《畿辅丛书》本既附录所缺六卷之佚文，又有校订与考证，故为最佳版本。
姚宽《西溪丛语》，讲稿著录“《津逮》本，《学津》本，《稗海》本”3个版本，然“《稗海》本不全”,“《津逮》本多讹，不如《学津》本”。
沈括《梦溪笔谈》，“《津逮》本无《补》《续》,《稗海》本有《补》无《续》，《学津》本有《补》有《续》，四册”，最为完备。
杨街之《洛阳伽蓝记》，“此书版本甚多，现存者约十二三种。道光时浙江吴若准有校本，颇著名，将《伽蓝记》每段分其纲目，纲为顶格，目为低格，颇便阅读，末附集证(即校勘记)”。吴本既纲目明晰，又有校勘，故为最佳版本。
至于阎若璩《潜丘札记》，“《四库》据吴玉搢重刊本”，另有“乾(隆)十(年)阎氏家刻本”，实为“原本”，然而“《四库》以吴本著录而原本附存目，以其杂乱无章，徒欲一字不遗也”。阎氏原本因混乱不堪，为《四库全书》弃去不取，改收录整理后的吴氏重刊本。
朱翌《猗觉寮杂记》，“上卷皆考证古今诗事，如诗话之类，下卷皆论文论史以及杂说。《知不足斋》本，取下卷六十八则并入上卷，以匀卷帙，遂失类聚之意”。批评《知不足斋》本擅自改易卷帙内容，有违作者以类分卷的本意。
(六)参考要籍
名著的参考要籍，主要是指与名著内容相关或作者相同的书籍。至于 《通鉴考异》《通鉴目录》等，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副产品，3书同时成书进呈，密不可分，故援庵先生附录于《通鉴》之下介绍；而名著的注释，援庵先生已列入版本项加以说明，在此均不属于参考要籍。
援庵先生重视史书之间的相互联系，在阐述史学名著时，往往附带介绍相关的参考要籍。
要籍的推介以正史为主，仅《史记》至《明史》(南北八书除外)的15部正史，援庵先生即列举了参考要籍62种。
如《新》《旧五代史》，附带介绍吴缜《五代史记纂误》、吴兰庭《五代史记纂误补》、吴光耀《续补》、周寿昌《补续》、杨陆荣《志疑》、王禹偁《五代史阙文》、陶岳《五代史补》等7书。
《宋史》，则有柯维骐《宋史新编》、王维俭《宋史记》、陆心源《宋史翼》、沈世泊《宋史就正编》、王洙《宋史质》、厉鹗《宋诗纪事》、钱士昇《南宋书》等7书。
而尤以《元史》为最，列举至14种之多，计有王光鲁《元史备忘录》《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倪灿《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金门诏《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志》、汪辉祖《元史本证》《辽金元三史同名录》、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曾廉《元书》、屠寄《蒙兀儿史记》、柯绍忞《新元史》等。
正史之外的名著，亦附讲相关书籍13种。
如《资治通鉴》后，附讲严衍《资治通鉴补》。
朱熹《通鉴纲目》后，列举金履祥《前编》、商辂《续编》、陈景云《纲目订误》、李述来《读通鉴纲目条记》等4种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之后，附讲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遗》。
《三国会要》《东都事略》《水经注》等名著，也各介绍相关著述1种。
以上都是因书籍内容相关附讲参考要籍。
此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后，附讲李氏《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道命录》等3书，则是因作者相同而附讲该作者的其他著述。
上述参考文献，有的本身即是援庵先生选录的史学名著。
如《通鉴》附录的《资治通鉴补》,《续资治通鉴长编》附录的《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同时也是纪事本末类收录的史学名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附录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政书类补充的史学名著；《元史》附录的邵远平《元史类编》，是别史类收录的史学名著；《辽史》附录的郑麟趾《高丽史》，是载记类收录的史学名著；《史记》《汉书》附录的倪思《班马异同》、刘辰翁《班马异同评》、许相卿《史汉方驾》，《新》《旧唐书》附录的吕夏卿《唐书直笔》、吴缜《新唐书纠谬》,《新》《旧五代史》附录的《五代史记纂误》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附录的《旧闻证误》，是史评类收录的史学名著。
这些名著都由于内容或作者的联系，而作为参考文献附讲于相关名著之后，说明史学名著虽然根据史书体裁分类著录，然而授课时，援庵先生会根据史籍之间的有机关系，而进行相应的调整。
(七)后人批评
援庵先生非常重视后人对前世史著的批评。
二十四史中，《史记》《汉书》《魏书》《梁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15部正史均设专题讨论后人批评，《汉纪》《资治通鉴》等编年史也是如此，其他各史虽不列专题，但也往往涉及。
援庵先生于后人批评，唐以前诸史较多参考刘知几《史通》。
如隋朝史学家王劭，著编年体史书《齐志》记载北齐历史，为李百药《北齐书》所本。王劭为白话文家，“喜以俗语入史，大为《隋书》所攻，以为文辞鄙野，为有识所嗤”。
援庵先生据刘知几在《史通》的《言语篇》《杂说篇》等称许王劭，并引《叙事篇》为劭辩诬：“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人议者皆雷同，誉裴而共诋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且几原(子野字)务饰虚辞，君懋(劭字)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
援庵先生又指出，《周书》文字有两重修饰：一是文字尚古，“故文诰一仿《尚书》，此史料本身第一重修饰也”；而史官“牛弘、令狐德棻纠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失，偏重修饰，此史官行文第二重修饰”。“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
援庵引“《史通·言语篇》谓‘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饰虚言，都捐事实’，岂得为良云云。盖《周书》有盛名，故子玄(刘知几)独诋之”。
又据《杂说下》分析:“周、齐二国，俱出阴山，必言类互乡，则宇文尤甚。而牛弘、王劭并掌策书，其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其载在周言也，则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根据《史通》清楚地辨明了因为文字尚古导致的《周书》失实问题。
史籍的后人批评，援庵先生在借鉴《四库提要》外(已见上文)，还非常重视清人的研究成果。
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赵翼《廿二史札记》等，皆多所征引。
譬如《后汉书》作者范晔的谋反问题，援庵举《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南史·范晔传》和陈澧《东塾集·申范》两篇为范晔申冤，说明范氏并非谋反，只是因为他辅佐的彭城王义康在争国中失败，遂以附逆被杀。
李延寿《南史》《北史》，援庵先生列举五家互相抵牾的意见反复诘辩：援庵先引《新唐书·李延寿传》，极奖延寿，称“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词，过本书远甚。时人见其年少位下，不甚称其书”。
然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极诋之：“略云其为史只有两法，一为删削，一为迁移，学识浅陋，才短，位又甚卑，著述传世千余年，实为幸运。”又批评“《南》《北史》多以子孙附传。拆八史为一史，以家族为主，仿于《魏书》”。
赵翼《廿二史札记》“亦谓为不便，因每阅一卷，即当检阅数朝之事云”。
赵翼对《北史》各传改编亦不满，“《廿二史札记》《北史》改编各传’条可参看”。
但是孙志祖《读书脞录续编》却截然相反：“独称其书家传，使读者便于寻检，王西庄诋之为非。”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十二亦赞成孙氏意见：“延寿既合四代为一书，若更有区别，必补叙家世，词益繁费，愚以为甚得《史记》合传之意，未可轻议其失。”
援庵先生显然赞成孙、钱之意见，进一步点出：“屈贾、曹荆，《史记》合传之法，正断代史与通史之不同也。”《南》《北史》作为南北朝的通史，与断代为史的南北八书不同，自然是用家族合传更为合理。
至于《廿二史札记》批评“《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援庵先生开解为：“盖避免冲突，藏拙之道也。”
最后的结论是“阅八书必须兼读《南》《北史》”，充分肯定了二史与八书不可偏废的史学价值。
对于《金史》《宋史》等人物名氏不合，以及记载两国交涉事互相矛盾的问题，援庵先生赞同《廿二史札记》的建议，应该作《三史同名录》和《宋金史互证》来解决。
至于清修《明史》，援庵指出:“钱竹汀先生《考异》无批评，以本朝书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目录，“周延儒之人奸臣传”条下略“不当”，“刘基廖永忠等传”条下略“歧异”,“乔允升刘之凤二传”条下略“重复”，是“标题含蓄有意，所谓微词讥讽也”。
《明史》并非没有问题，只因为是清代官修，故钱大昕不加批评，而赵翼微辞讥讽。
援庵先生又引魏源《古微堂集》，批评《明史》：“《食货》《兵政》诸志，随文抄录，全不贯穿，或一事有前无后，或一事有后无前，其疏略更非列传之比。”
此外，对乐史《太平寰宇记》，援庵先生举出钱大昕和朱彝尊互相矛盾的两种意见提供参考：“竹汀先生极称是书，称为宋代舆记之巨擘，而朱竹垞则贬之，以为不如《九域志》《舆地广记》之简而有要，盖稽之国史，多有不合，取诸稗官小说者居多。竹汀先生谓其所采皆信而有征云。”
又赞誉王象之《舆地纪胜》云：“竹汀求之四十年始得见，见《养新录》。史志于南渡事迹多阙，此所载宝庆以前沿革极详赡，竹汀盛称之。”再如谢启昆《小学考》，“分训诂、文字、声韵、音义四类，收罗极富，钱竹汀序盛称之”。这些都是引用钱大昕对诸书的评价。
援庵先生于后人批评，还考察到文集、语类。
如引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批评《史记》有采摭之误、取舍不当等十类隙漏。
甚至注意到朱熹《朱子语类》：“《容斋随笔》考核经史，厘定典故，旁及诗词文翰、数术医卜之类，为南宋说部之冠，《朱子语类》极称之。”“《(国朝)诸臣奏议》，分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学、礼乐、刑赏、财赋、兵制、方域、边防、总议十二门，子目百十四。朱子以为不如分人编好，见《语类》。”
同时，援庵先生对后人的批评也多有驳正。
如《晋书·张辅传》认为，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而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是固不如迁也。
援庵批驳曰：“此论甚谬。盖史非若文章之仅求其简洁明白不繁冗则已，而须注重史料之多寡以定，史料多尽可书，史料寡不得强造，则惟付之阙如而已。”
又如班固《汉书》断代为史，极为郑樵《通志》所疵：“《总序》中訾固甚力，以为应续《史记》而叙，不应重起而抄《史记》之前半。郑云:‘迁之于固，犹龙之于猪’。”
援庵指出，郑樵作《通志》，自然是站在通史的立场上批评断代史，这是“立论不同所由致耳”。
再如刘知几《史通·正史篇》批评《魏书》云：魏收“谄齐氏，于魏氏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世薄其书，号为秽史”。
“援庵先生以为《史通》未免偏见”，于是引《四库提要》之说，为《魏书》洗刷:“李延寿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核异同，每以(魏)收书为据。其为《收传·论》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必有所见云。今魏澹等各书(澹作《魏书》)皆亡，惟收书具在，岂恩怨并尽，而后是非乃明欤?”
明官修《元史》，“初出即不能满人意。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二、钱大昕《元史考异》卷九、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九均有批评”。
援庵先生归纳诸家之说为四点，并逐一为之开解：“一、重复，有十八人之多，非尽相同，有小出入，可以互相对勘，于《元史》不佳，于后人可多得史料。二、疏舛，小错误，各史均然，又何独《元史》哉。三、因仍史牍之文，颇可保存元代古文之程式。四、名氏不划一，以翻译之故，待后人补救。”
又如援庵云：“《札记》言《(宋史)新编》未及梓行，(王)维俭书(《宋史记》)沉于水，皆不确。”《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起皆汉人、南人，以前种人。赵(翼)谓两次进呈故乱其次，非也”。都是对赵翼《廿二史札记》的订正。
(八)书籍用途
援庵先生十分重视书籍的用途，他根据诸史的用途和价值，将名著分成材料书、工具书、模型书等3类。
材料书，是指该书记载第一手资料，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研究历史时可以作为史源直接征引。史学名著中，大部分属于材料书，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多是第一手资料，可以直接引用从事历史研究。
在众多的材料书中，援庵先生极为称许宋王溥《唐会要》。
他首先指出:“会要之名传存于今者，当自《唐会要》始，唐前虽有而今亡。此为极重要之材料书，作法同百科词典，立门目后寻材料，如类书。”
接着分析:“《唐会要》之价值何以甚大，盖现在所见之《唐会要》，即宋王溥据自唐时之二会要增加而成。《新唐书·艺文志》有《会要》四十卷，现亡，而现《唐会要》之自唐高宗至德宗者即其本。崔铉亦有《续会要》四十卷，为自肃宗至宣宗。此为无上之材料，因唐人所做，唐时之史料也。而王溥即以此二书之八十卷，续自宣宗后至唐末，共为一百卷。此书虽成于宋人王君之手，但彼皆据之当时人之史料，况《唐书》复成于后者哉。是故唐天宝以前，《通典》可据;《通典》以后，则以《唐会要》为最佳之材料中工具书。《唐会要》当时固仅备检查，目录即有五百一十四条之多，用之甚便。唯因其所引书亡，故此乃变而为材料书，大有取唐实录之地位而代之之势。”
《唐会要》史料多据唐实录，本为第二手资料之工具书，但是由于唐实录除《顺宗实录》外全部亡佚，且《旧唐书》《新唐书》修纂反在《唐会要》之后，所以反而取代唐实录而成为重要的材料书。
王溥的《五代实录》，也由于同样原因而升格为材料书。
又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今存虽为《永乐大典》辑佚本，然“其材料为以政府之档案及宋各朝之实录为基础，参以宋人各家之书，事同而材异者，亦作考异附于本条之下，诸说共陈，后以自见作断语。此书其材料因在《宋史》之外，故吾人用宋史之材料时，当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佳”，所以该书属于材料书。
再如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此书共八十件事，每事为卷，与《通鉴纪事本末》等作法不同。因其成书在《明史》之前，故价值大，可引用之。此书每事末附一论，用骈体文书成。材料据明之私史《国榷》(谈迁)、《石匮藏书》(张岱)，但多数系据明之实录。在未印《明实录》之前，此甚要。”故亦属于材料书。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自政和七年起至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共计四十六年，专述与金交涉事。此书引用书有二百余种之多，现存者仅数种，故此书价值甚大。此书为编年体，凡引用之材料皆注明出处，未知者而加考证者，附某年之末，不知年代无类可归者，另作杂录记于书末。事同而说异者，其异说并存。此书少论语，但当时他人对事之评语则俱引之。”这也是关于宋金关系最重要的材料书。
援庵先生对杜佑《通典》评价甚高:“此书为材料书，为唐史书最佳者，盖《新》《旧唐书》成于后者也。《通典》作法，除正史之志书外，尚集当时各家文集、奏议中之材料亦甚多，且其原书所引之材料，原书有许多现已亡佚，故此书之价值亦即在此。”“吾人仅知其节目，当利用时即可寻而用之。《通典》一书不注出处，为其病焉。但因其本书资格已足，亦可作为根据。此书非世家绝不可作，盖非洞悉历代之典章制度，不可为也。”
至于马端临《文献通考》,“此书分二十四门……前半本于《通典》。《通典》为容纳各学说而成之，熔铸各家之言于一书;《通考》为排列详细目条而成之。《通考》于不妥之史事多加考证，而低一格附于此事之后，且参以他人对某事之按语，检查较《通典》为便当。此书中唐以后者，其力量与正史同，因成于《宋史》之前”，所以“亦为材料书”。
朱熹等《名臣言行录》:“此书可视作模范传记作品。其取材于当时之记传、各家文集、行状、墓志等，分类而录之，并注其出处。读此书，可得见其作法。”“此书之价值高于《宋史》,盖元人修《宋史》以前也。又《宋史》只笼统一传，而《名臣言行录》则注明出处，亦较确切而有根据也。”此外，如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辛文房《唐才子传》、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钱谦益《皇明开国功臣事略》《开国群雄事略》，“以上各书，皆可谓之为材料书”。
在奏议类中，赵汝愚《国朝诸臣奏议》是“以类为主，总诸臣之奏议而成。赵书以研究事故，分十二类:一、君道;二、帝系;三、天道;四、百官;五、儒学;六、礼乐;七、赏刑;八、财赋;九、兵制;十、方域;十一、边防;十二、总议。某人之奏议俱注其人之生年月、当时居何官。赵在国史馆多年，乃由档案选出此百五十卷，分类编纂，整个北宋之史料，政治等始末一览无余，比《宋史》著作为早”。因而，“此书可为材料书，不易得，比《宋会要》有价值”。
又如李鸿章等编《曾文正公奏议》,“此为史料书，太平天国关系者甚多。关于洪、杨本身之史料:一、洪、杨本身之布告;二、私家记载;三、外国人之史料记载;四、清官府之记(曾公奏议即属此类)。奏议为当时之材料，较后来记载甚要。凡治一代，或某一地方，或一种制度，或一专案，最好能得当时之奏议。《曾文正公奏议》因与史料有关，又为古文家桐城派之人物，而其为文非一般桐派之淡泊所及，故享名尤甚。此实治太平天国者之最佳史料”。
工具书，是指该书材料抄自他书，非第一手资料，在研究中不能直接引用;但是编纂有法，有利于阅读或检索史料，故有作为工具的价值。
如汉荀悦《汉纪》:“史料以《汉书》为本，无新史料可言，然以此书校《汉书》,则颇有用。”“书学《左传》，以编年为体，以表、志、传之事纳入本纪中，省览极便，无一事互见异同之弊。”“《史通》甚推崇此书。实则此书为一工具书。”《汉纪》无新史料，非材料书，但因便于省览，故为工具书。
同样是断代纪事本末，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却与《明史纪事本末》不同:“此书甚善，较《通鉴纪事本末》尤难。因《通鉴纪事本末》仅就《通鉴》原书抄寻其首尾而已，而《宋史》为正史，本纪有之，列传、志书亦有之，且《宋史》在正史为最大，故求每事之始末，非阅毕每事所有关之列传、本纪、志书等不可得其概略，然犹恐遗漏也。”尽管《宋史纪事本末》编纂难度很大，“为明第一流书”，“治宋史者观此书甚便，但引用时仍以《宋史》为准”, 所以《宋史纪事本末》仍属工具书，非材料书。
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亦是如此:“将李焘之书，以事为主，按年月以《通鉴长编》之原文述之。”“李焘书为原料，但此书观之较便，可用为工具，盖多(宋史》以外史料也。”
又如同为会要体裁，清杨晨《三国会要》却不同于《唐会要》。该书编纂亦甚得援庵先生称赞：“门类分十五门，与《东《西汉会要》同。引书有一百五十五种(《三国志》与《注》在外)。此书之材料皆加考证，清代对于三国典制考证之成绩，尤尽量利用，故此书材料佳。此书之特长，《两汉书》皆有志，故徐天麟伸长其书则甚易，而《三国志》则无志书，其关于典制须别求之，此《三国会要》之所作也。”尽管有上述长处，但是“因其材料与《三国志》材料同”，所以“此书为工具书”。
同样情况的还有宋徐天麟《两汉会要》，也因无新史料，只是阅读方便，而属于工具书。
再如明钱士升《南宋书》，其“材料多出自《宋史》，删繁就简而成之，法学《南》《北史》”，“简略而无增加，唯文佳而便检查耳”。《南宋书》材料出自《宋史》,但简略而便于检查，所以也是“工具书”。
宋沈枢《通鉴总类》,“此书昔日甚负盛名，以类为主，其分类法按《册府元龟》分之，共二百七十一门。此书甚便检查，可做类书读之”，亦属于工具书。
清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虽然编法不佳，为援庵先生批评，但“其佳点为可以得见《新书》所增加之新材料，故只可以为工具书”。
模型书，是指材料抄自他书，非第一手资料；辑录材料又不注明出处，无法作为工具书；但是其编纂范式，是后世同类书的模型。
如林虚、楼昉《两汉诏令》:“此书名气甚大。然汉与宋相距千年，其材料究各出于何篇，则未注明，唯仅将《汉书》诏令之成文者，抄集成之而已。非材料书，然亦非工具书，仅可曰模型书。此体亦自宋人始。严可均作《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法虽同，且逐条注明出处，较《两汉诏令》为佳。”
《两汉诏令》“取材全在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非第一手资料，故非材料书；又不注明出处，无法作工具书；只能是模型书。
至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编纂方法与《两汉诏令》相同，但因注明出处，可以用作工具书，所以较前者为佳。
同属诏令集，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则不同：“材料亦自两《唐书》抄来，唯据《新书》者少而《旧书》者多俱全。”然而“此书除此材料外，又将当时实录之诏令抄加甚多，但唐实录现多亡，故此书亦有价值。”而且“《新唐书》因不悦骈体文，故关于此体诏令多不用，不得不用者则为散文，故欲睹当时诏令之真目，不得不读此书”。所以，“此乃材料书，而非模型书”。
《唐大诏令集》大量采集了唐实录中的诏令，而唐实录后世基本亡佚，何况《唐大诏令集》保存了唐代诏令骈体文的原貌，所以不同于《两汉诏令》，属于有史料价值的材料书。
当然，史著中也有全无价值者，如清代编纂之续三通与清三通：“续三通为全抄自旧史，清三通又有尤有价值之当代专书，如《大清律例》《大清会典》等可全代之，故六通无甚价值。”
又如李清《南北史合注》被扣除后，因“卷数大致相同”而补入《四库全书》的李锴《尚史》:“其材料完全用马骕《绎史》为底而加以剪裁，即将纪事本末体改为纪传体而已，用集句之法，并各条而列之，注明出处，多为《绎史》上所引用者，故此书无甚佳点，以其材料无可取，作工具书亦不足用也。”
至于沈名荪、朱昆田同编之《南史识小录》与《北史识小录》:“此书无甚用，皆因朱彝尊情面之关系而入《四库》也。作法同《两汉博闻》，惟《两汉博闻》以特别名词为主，此书则以句之华丽者为主，提抄之集成此书，为《四库》之最坏者。”
(九)阅读方法
在讲述史学名著时顺带介绍读书方法，这也是援庵先生课程的一个特色，以指导学生更好地阅读理解名著。
对司马光《稽古录》，援庵先生首先指出该书“亦为温公作《通鉴》之副产品也”。它与《通鉴目录》的区别，是“《目录》仅有事目而不贯穿，而《稽古录》则自上古至温公本身，即北宋英宗四年，全仿《史记》之方法，其用处即为《通鉴》之简本。《通鉴目录》仅供检查，但此则可供阅读。吾人考察《通鉴》时用《考异》，温习时用《通鉴目录》，简读时用《稽古录》”。
用援庵先生的方法阅读，则《通鉴目录》《考异》《稽古录》3书就可以各尽其用，成为《通鉴》的辅助读物。
又如郦道元《水经注》，“乃古今名著，价值同《史记》《国策》”,“内容兼文学、考证之长，当精读之”。“《水经注》颇多引用南朝人之著作……引用至博而文章优美，颇为一贯，使人读之不觉其为引用他人之语也”。
援庵先生提倡的“读《水经注》之法：《水经注》名为讲水，实则材料甚多。吾等可先读一次，而再分类读之。新会陈氏读此书之分类法：地名、人名、第宅、祠庙、冢墓、书目、碑目、故事、歌谣、怪异、动物、植物”。
即先通读一过，体会其文学之美与考证之精，然后再分类仔细阅读，兼收其资料丰富的类书之效。
再如明严衍《资治通鉴补》，“即补《通鉴》之不足，着手于《通鉴》史料来源之考求也。但其所研究而行补述者，仅限于十七史，于十七史以外之《通鉴》史料，则未考及，亦美中不足也。虽然未至于尽善，但吾人因之可知温公剪裁史料之方法。换言之，即可观《通鉴》之原稿，其功亦大矣”。“所补者因仅据十七史，固为遗憾，但吾人可于此失败之中另获意外之收获。盖可于《通鉴补》知何者为《通鉴》采自正史之材料，非为正史之所有者，则多为温公可见而现亡之史书记载，因温公书系据二三百余种书而成”。
这是援先生启发学生阅读《通鉴补》的要点，即通过《通鉴》与十七史的比较，考察司马光剪裁史料之方法，并利用《通鉴补》之不足，查找《通鉴》于正史之外的其他记载。
指点名著的阅读方法还只是奠基，援庵先生又更进一步，引导学生探索研究方式和著作之法。
援庵云：吴士鉴“《晋书斠注》之作法，与日人之《史记会注考证》同，即集所有历代关于《晋书》之材料而成书……此用归纳法编成。作书有二法：即归纳法与演绎法是也。例之如下：一、演绎的：从《晋书》第一卷读起，遇疑问时则自己去考证而探求之，或再寻他人对此问题研究之成绩，故成书时必久而工作甚累，笨法也。二、归纳法：可以不看《晋书》，先找前人关于《晋书》之材料，而逐条记于《晋书》原处。此法易，收效大，然他人知者则我知；他人不知者则我亦未可作对也”。援庵以《晋书斠注》为例，说明归纳法在校注史籍中更优于演绎法，但也同时提醒此法存在的弊端。
援庵先生总结史著的编纂方法，指出:
“作书之法有下列四种：一、《绎史》派与《日下旧闻》派，即凡引用之材料，逐条列下，如物理作用。”《绎史》之法是:“引书不相连属，皆注出处，异说并注于每条下，篇末间有论断。”
“二、国史儒林派，即创自阮文达公，即不用噫而采用各家之成句而成书，句句注出处，盖为避免一切之请托与恶感也。”其弊病在“惟亦太过，如某某字、某某地人也亦注出处，史家不应如是。”
“三、《畴人传》派(阮元)，引用材料未逐句注明，而每传末注明其引用之书目。”
“四、《十国春秋》派”,“虽自云句句皆有所据，但彼俱未注出处，仅于书首列引用书目，此大病也。既未逐条注明，而每卷之后亦无引用书名，故虽云引数百种，究未可靠也。”因此“此派已成过去，未可采用”。
援庵认为:“此上四种，以一、三派为佳，第二派太碎，第四派根本未可存在。”在一、三两派中，援庵先生更看重第一派的作书之法。
他分析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此书之价值在《元史》之上，其作法仿朱子《名臣言行录》，其取材亦以人为主，其人之事，或在别传，或在墓志，或在碑，总为之组合焉。但此书除注出处外，并于其冲突处加以考证，附于本书之中，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之法，非司马光(《通鉴》)之法也。此法成为现在做学问唯一方法。(阮元《畴人传》之方法亦佳，但尚不如此法方便也。(陈校长现又发明一种新方法，不久即可出版矣。)”
援庵又云:“钱氏(谦益)可谓为清代学问之开山祖。钱氏兼用苏天爵与李焘之体裁，其《开国群雄事略》乃以人为主，而以编年体作之者，较苏氏(天爵)更进步，不过尚不如陈校长之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两次提到陈校长即将出版的著作，是指1934年冬刊版印刷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这是援庵先生在考察借鉴中国传统史书编纂方法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史著的精华，而完成的系统研究历史的新著作。
这部大著以科学的方法，先在绪论划定元代西域人这个研究范围，界定“华化”这一概念，其次分儒学、佛老、文学、美术、礼俗、女学等6篇，根据材料逐人考察西域人来华的多方面情况，然后以结论概括元西域人生活全貌，并编纂《元西域人华文著述表》佐证之，最后附录该书的征引书目达 211种。
诚如陈寅恪先生在重刻序中所言:“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出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大昕)以来未之有也。”
援庵先生在提点学生阅读名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中国传统史书的编纂方法，并以其融合西方史学的科学的新史著，向学生展示了历史研究著作的新范式。
通过上述课程要点，援庵先生赋予“名著评论”课程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风格，完满地实现了课程的设想。
当然，随着不同学年讲授的名著类别不一，课程要点关注的重点也有所调整。如来新夏笔记以介绍正史为主，故课程要点更注重参考要籍和后人批评，毕竟后世对正史的研究和批评是最多的；而余氏抄本笔记主要讲述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别史、载记、传记、史钞、诏令奏议、地理、目录等10类史著，所以课程要点也更重视书籍用途和阅读方法。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以其种类繁多的名著和参考要籍而令人惊叹；余氏抄本和来新夏两部听讲笔记，启示我们援庵先生是如何教授这门规模宏大的课程。
名著的遴选、分类及对《四库提要》的参考与辨正，体现了目录学在课程创设中的重要作用；而围绕课程要点为中心的著录与讲授，为史学名著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与鲜明的特色，也展现了援庵先生独特的学术风貌。
白寿彝先生指出:“援庵先生从事教育工作七十余年，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在教学上严肃认真，循循善诱，善于启迪学生以治学门径，鼓励他们在扎实的根柢上用功夫。”“接受援庵先生留下的这份遗产，对于改善我国目前史学界状况，特别是改善高等学校历史教学的状况，是有现实意义的。”
欣逢援庵先生诞辰145周年庆典，认真研读“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的相关文献，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先生的史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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