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上饶集中营从上饶转移到闽北后， 先后设营于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的下梅，建阳县的徐 市和回瑶，后又迁到崇安县的老鼠排。这期间，著名的 爱国人士、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就被囚禁在 这里。

林植夫，福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他认识了同在日本留学的崇安人、同盟会会员朱尔英，与当 时也在日本的蒋介石、宋美龄也有一面之交。

1931年4月，闽北红军第一次解放崇安时，朱尔 英带着妻子和儿子到了福州。此时，林植夫在福州担 任福建学院院长。朱尔英经林植夫推荐，在福建学院 中文系任教。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州建立福建人民政 府，林植夫和朱尔英均以知识界人士身份参加了新成 立的人民政府。翌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 军事镇压下失败，人民政府成员被通缉，林植夫被迫 离开福州，朱尔英也无奈地回到崇安。之后，朱尔英成 了崇安县的大地主，还当上了国民党崇安县的参议长 和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少将高参。

当上饶集中营迁到崇安县城关的老鼠排时，集中 营一、二、三中队的“学员”被关押在民房里，四、五中 队的“学员”被关押在茶厂里，东南分团团部设在县城 的江西会馆。

在这期间，第三战区向在南京的蒋介石 呈报了一份拟将处决的集中营新四军干部和爱国人 士名单，内有林植夫的名字。蒋介石碍于与林植夫有 一面之交，且考虑到林植夫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有较 多的交往，杀了他政治影响大，于是指示第三战区长 官顾祝同要集中营的特务头子张超对其予以特别关 照。这样，林植夫不但保住了性命，而且被任命为国民 党少校农业教官，有机会自由进出崇安县城。

1943年冬的一天，林植夫在崇安县城意外地遇到了朱尔英。久别相逢，两位朋友喜不自禁，朱尔英急忙邀林植夫到他家中叙坐。叙谈中，林植夫感慨地说，自从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他被迫出走后，几经周折到了延安，后来参加了新四军，并在军部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皖南事变时，他突围未果被俘，从此被囚进了集中营。接着又说，别看国民党给他穿上了少校军装，实际上国民党并不信任他，暗地里还派出特务监视他。

朱尔英笑着说：“老朋友，不用怕，我现在是国民党崇安县参议长，还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少将高参。”言下之意今后还是有能力关照的。此后，林植夫便时常到朱尔英家作客。

在朱尔英家，林植夫常跟朱尔英谈论抗战方面的事，每当此时，朱尔英的儿子朱宗汉就会在旁津津有味地听着。林植夫见朱宗汉少年英俊，讨人喜欢，就有意识地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特别是讲朱宗汉的表兄孙克骥在新四军中任团长，带领队伍反蒋抗日、冲锋陷阵的故事，朱宗汉心中的爱国热情被渐渐点燃。朱宗汉后来果然参加了革命，成为中共崇安城工部的书记。

1944年初，林植夫见朱宗汉倾向革命的政治意愿已经明朗，觉得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于是，就把埋藏在心里的一桩事透露给朱宗汉。他说，他在皖南事变突围被俘前，叶挺军长曾估计到，如果林植夫被俘，是能够保住性命的；而他自己则可能会死。并且还用铅笔在两个指头大的纸条上写下了“此去生死莫卜，如有万一，妻子儿女希望朋友照顾。叶挺”的嘱托，交给林植夫。

说到这里，林植夫心情十分难过，他看了看朱宗汉又接着说：“我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因为还没有将叶挺军长的嘱托送出狱外，所以我不能死。”

又从棉衣的夹缝里取出那张写着叶挺军长嘱托的纸条给朱宗汉看。

不久，林植夫又高兴地对朱宗汉说，他现在可以放心了，他已经将叶挺军长托办的事办成了，他已把叶挺军长的字条托付给一位名叫王大夫（化名，新四军人员，曾在德国留学）的难友，因为王大夫医术高超，集中营里的特务头子张超等人病了，都要请王大夫诊治，估计敌人不会杀害他，相信一定会有机会获释出狱的。

1945年10月，国共在重庆签定了“双十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当局被迫解散集中营。但是，对林植夫的释放，国民党方面却提出了三个附加条件，

即必须要有家产10万元以上、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任县级以上职务、在军队中有少将以上军衔的人担保，才能释放出狱。作为林植夫朋友的朱尔英正好具备了三个条件，于是，朱尔英慨然出面担保，在履行了担保手续后，林植夫终于获得释放，重获自由。

资料二：

林植夫（1891—1965），福建闽侯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科。

回国后，任中国国民党驻闽海军陆战队第1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福建学院院长。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后离开新四军。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民盟福建省委主任委员，福建省农业厅厅长，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5年病逝。

林植夫，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生于福州官宦人家。父亲林韶荣为四川省某县知县，伯父林韶年为云南巡抚。林植夫9岁时随父到四川读书，15岁时到云南。

伯父对他要求很严格，不但在公余教他读《四书》、《五经》，讲解“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道理，还请林次薇作他的家庭教师。

林次薇是维新派知识分子，偷偷地让他阅读《扬州十日记》和《嘉定三屠记》等禁书。林植夫的思想大有所动。听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后，他想：“日本虽小国，因为维新而富强起来。为什么大清帝国不能维新图强呢?”小小的林植夫已经有了维新图强的思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林韶年送林植夫东渡日本留学。他先人日本成城中学，宣统二年(1910年)考入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经林觉民介绍，参加中国同盟会，自此，维新的梦想成为革命的理想，他为此而努力奋斗。宣统三年(1911年)转学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工科。

10月，武昌起义爆发，林植夫怀着满腔热情回国参加革命。福州光复后，林植夫任闽都督府警察局行政科长，时年21岁。第二年他同何公敢一起赴北京，直接向孙中山、宋教仁汇报福建革命不够彻底的问题。孙中山十分信任他，委任他为中国同盟会福建特派员。他在福州发起成立“品学砥砺会”，提倡中国同盟会会员应从自身做起，廉政勤政，反对贪污腐化。

同年秋，林植夫又到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复学。1916年毕业，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林部攻读林业正科，与其他留日同学发起成立“丙辰学社”，提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

1920年，林植夫在东京帝国大学农林部林学正科毕业，获林学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在黑龙江铁嫩森林公司任技师，后到北京农业专科学校任教，不久赴哈尔滨为《国际协报》主笔。

1927年陈铭枢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林植夫应邀到南京任政治部宣传处少校股员，并宣布解散青年党，参加国民党，在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随后回福州任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一独立旅政治部主任。接着追随陈铭枢的鞍前马后，四处奔波。

1929年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林植夫则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931年，经陈铭枢提名，他以广东农界代表身份到南京参加国民会议，会后被委为广东省市党部特派员。当时广东省主席陈济棠闹独立，林植夫很难开展工作，于是又到陈铭枢的“剿共”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部任宣传队队长。想不到他在从事“剿共”宣传的同时，却开始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认真地研究毛泽东写的文章。

1932年1月，日军进犯上海，他参加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亲自奔赴前线参加救护和救济工作。此后他还受陈铭枢的委托，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上校设计委员，设法了解和揭露“蓝衣社”特务的秘密活动，促进各党各派力量的联合，抗日救国。

同年底，蔡廷锴等人率十九路军入闽，林植夫也回福州继何公敢出任私立福建学院院长。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他积极参与酝酿和组织工作，就任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省公路局局长，同时负责组建“生产人民党”，旗帜鲜明地树起反蒋抗日的大旗，受到蒋介石的通缉。

“闽变”失败后，不得不避居香港，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一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担任政治委员会书记，发表《全面抗战从今开始》等文章，提出“联合抗战、武装抗战”的新口号，继续从事“反蒋抗日”的事业。

林植夫同叶挺将军是忘年深交。1938年他解散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投身叶挺将军领导的新四军，先在军部任秘书，后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林植夫代表新四军军部与国民党108师谈判。他坚持原则，同国民党有关部门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未获得理想的后果，而且同新四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一起被俘，作为“死囚”，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里。

特务头子张超曾亲自传达蒋介石对他的劝降口谕，要他写悔过书，但他说：“抗日无过，我没有什么可以悔过的。”拒绝了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和利诱，宁可被关押在集中营里达5年之久。

相反，他还以老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协助狱中的中共党组织做了许多联系难友的工作。有一次在放风时，叶挺将军曾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嘱咐他万一能脱险，请代他送给党组织。可是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能保留住这张小纸条。

抗战胜利后，经组织的营救他侥幸出狱，仍然念念不忘这一张小纸条。他说：这是最遗憾的事。一直到他病逝，还为没能保住纸条而悔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