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位于赣闽粤三省交界的江西寻乌县罗珊乡罗塘镇政府院内，有一幢始建于1914年的两层小洋楼。1934年10月初，红军代表何长工、潘汉年与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在此秘密谈判3天，达成5项协议，史称“罗塘谈判”。这次谈判的成功，为中央红军长征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貌合神离的“蒋陈”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重兵，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蒋介石本人也坐镇南昌，亲任前线总指挥。1934年4月下旬，由于实力悬殊，加上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领导和指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采取“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战法，继则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导致了北线和东线战争的失利。国民党军队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攻占广昌县城，打开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并从北、东、西等方向，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对中央苏区形成巨大威胁。
早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时，蒋介石就命令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南大门设置封锁线，并任命陈济棠为南路军总指挥，调集8个师以于都、会昌为目标开始北进。从1934年3月下旬开始，粤军第1师李振球部占据安远，3师叶肇部占据信丰，4师张达部进驻南康、赣州。20日，南路军以7个师分为两个纵队，开始由安远、寻邬（注：今寻乌县）和平远、武平两个方向向筠门岭、会昌推进。
24日，红22师在安远天心地区击溃窥伺会昌之敌一部，并准备“侧击由寻邬澄江进攻筠门岭之敌”。4月21日，红22师在筠门岭与两个师敌军发生激战。当天筠门岭被敌攻占，红军退守会昌站塘地区。此后，这一线基本无战事。
陈济棠为两广地区著名军阀之一，早年加入同盟会，后追随孙中山建立广州国民政府，在北伐战争后逐渐掌握广东军政大权，号称“南天王”。虽然在第五次“围剿”中被蒋介石封为南路总司令，但他历来与蒋介石矛盾很深，早有摆脱蒋介石，保持广东独立并进而与蒋的南京政府对抗的打算和行动。在蒋介石对红军一至四次围剿时，陈济棠曾先后两次通电反蒋，旗帜鲜明，列举蒋介石违背孙中山的遗言，犯下滔天罪行。
此次“围剿”，蒋介石为了让粤军冲在前面，曾向陈许诺，只要配合对江西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军需饷械均由蒋介石提供。
长期以来，对怎样“剿”红军、防止红军南下、保住广东的势力地盘一直是陈济棠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陈济棠清楚蒋介石这次“围剿”的兵力部署，东西北面都以蒋嫡系为主力，气势汹汹，显然这不仅要“剿灭”红军，而且也是要威慑广东，使他屈服。他也明白，红军第一至四次被“围剿”，都能起死回生，粤军对红军又能奈其何！与其被蒋介石以打红军为名，行削弱非蒋系统的势力为实，实现其一箭双雕的目的，不如保住自己的实力更为紧要。故在陈济棠收到蒋介石电令其增兵“围剿”江西红军时，他才派一部兵力占领会昌前沿阵地筠门岭。但他对红军采取“明打暗和”“外打内通”的策略，对会昌城虚张声势做出要攻打的样子，并向蒋介石谎报军情，暗地里却给当面的红军第22师送弹药，还派自己的高级参谋杨幼敏赴筠门岭，与红军作试探性的不再互犯的谈判。
蒋介石对此看在眼里，恨在心上，骂陈济棠是“借寇自重”，但在需要兵力“围剿”红军期间，不敢与陈济棠撕破脸面。
此时，红军方面也在做着战略转移的准备。由于中央苏区的北面、东面和西面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红军主力若要以较小的代价离开苏区，只有选择南线作为突破口，才能冲破敌人的包围圈，顺利进行战略转移。为此，1934年4月至7月，毛泽东来到中共粤赣省委驻地会昌文武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导了粤赣省的工作，使南方战线趋于稳定。
毛泽东与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一起认真地研究了南线反“围剿”的斗争形势，科学地分析了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南方战线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壮大革命力量，与陈济棠建立了抗日反蒋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他就如何做好瓦解白军工作，给粤赣省委、省军区领导作了具体指示：“加派武装小分队，潜入陈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促使粤军走上抗日反蒋的道路。在毛泽东指导下，粤赣省委、省军区向粤军开展强大的抗日救国的政治宣传。陈济棠在红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认识到只有与红军订立抗日及和平协议，才是出路，因此，陈济棠主动提出了和谈的要求。
毛泽东亲临南线指导工作，正确处理“打”与“和”的关系，稳定了南方战线，促使陈济棠作出和谈姿态，与红军建立抗日反蒋民族统一战线，为红军主力顺利地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次视察期间，毛泽东写下一首《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秘密筹备
1934年9月，中共中央得到情报：蒋介石已下令各路“进剿”部队加速推进，务必在9月底前攻占瑞金。因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计划也要加快了。此时中革军委也有意与陈济棠谈判，希望陈济棠在自己的防区开一个缺口让红军通过。当中共中央正筹备这项计划之时，陈济棠突然派出代表李君到瑞金，要求同工农红军联合起来反蒋抗日。
陈济棠的代表进入苏区后，受到周恩来、朱德的热情接待。双方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并讨论了形势和反蒋办法，李君临走时，朱德还让他带一封信给陈济棠。9月27日，陈济棠授意驻在筠门岭的第二纵队第七师来电称：“为适合环境，应付时局计，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并盼赐复。”
9月底，朱德《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送到陈手里，信中详细阐述了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之投降卖国政策和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主张，指出：
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愈演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
两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信中还提出共同协商谈判的五项条件：
1.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邬、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2.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3.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4.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5.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
此后，中共方面和陈济棠正式开始了电讯联络。第一阶段商讨了如下问题：一、关于谈判内容。10月1日陈济棠给中共方来电，建议先会商军事问题，并希望中共仍“派军事负责代表来广州面商”。周恩来看了此电后，立即亲自起草了复电，希望对方对朱德的信所提的方案先行答复，以便我方有所依据进行准备。二、关于谈判地点。对方要求去广州，由于时局紧迫，我方建议在江西寻邬。对方接受了我方意见。三、关于联络。双方一致同意：1.电讯联络，双方确定在筠门岭的第七师转达，其电台代号为KSD；我方则以在会昌前线的八军团转达。2.互相派出代表进行联络。在离筠门岭的第七师也常派代表来苏区转达消息。
△中共与陈济棠谈判前，朱德为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写的介绍信。(采自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陈济棠派出的代表是他信任的参谋长杨幼敏和韩宗盛、黄延桢等，原来陈济棠在赣南寻邬一带的部队是李扬敬的第二纵队，该纵队所属有七、八、独立等师，七师师长为黄延桢，驻筠门岭，黄和陈济棠关系极深，颇得陈信任，因此确定为与中共方谈判的代表之一，也是和中共方联络的代表。中共对这次谈判十分重视，党中央讨论决定，派潘汉年、何长工代表党和红军前往谈判。
何长工、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何长工，湖南华容县人，1900年生，曾留法勤工俭学，参加过五四运动、秋收起义，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潘汉年，1906年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他才华横溢，曾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同福建十九路军进行谈判，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确保通讯联络无误，周恩来还调来了钱壮飞、伍云甫等工作经验丰富的无线电工作者为译电员来全力配合这次谈判工作。10月5日，周恩来起草，朱德签署了给陈济棠所属第七师师长黄延桢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邬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希予接洽并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旗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临行前，周恩来召集潘汉年、何长工当面交代了这次谈判的任务。他说：“‘南天王’陈济棠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蒋、陈之间的矛盾。朱德同志已给他们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周恩来还嘱咐说：这是中央给你们的重任，望你们“勇敢沉着，见机而作”。他还向潘汉年、何长工交代了联络密语等项事宜。在场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嘱托道：“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周恩来还对谈判代表沿途的安全和到白区的接头办法亲自作了周密和妥善的安排。10月5日21时，他给红8军团司令员周昆和政委黄苏发去电报，告知“粤方已约我代表在寻邬相会，我方派潘健行、何长工于明日动身，7号午过站塘，拟当晚即到筠门岭”。电报还指示他们于6日早晨先派一位侦察班长持致筠门岭黄师长信，去通知对方，要对方派员到“白铺镇以北相接”。7日零点20分，周昆、黄苏给周恩来复电，报告已得到对方的口头答复，同意派人到白铺镇以北接中共代表。
默契的谈判
这次谈判，是在极端秘密情况下进行的。何长工与潘汉年都化装成江西老表，揣着朱德的亲笔书信，奋蹄扬鞭，并马齐奔，一路向寻邬急行。暮霭沉沉时，何长工、潘汉年来到筠门岭赤白交界处的羊角水附近。这时，粤军的哨兵截住何长工等人问：“哪部分的？”“给你们领头的讲，我们是你们师长请来的客人。”何长工亮出身份说。这时，前来迎接他们的陈济棠第一师第二旅旅长严应鱼（严碧生）的心腹、特务连连长严直迎上来连忙说：“对不起，我们在这里等了一个多时辰了。师长在大本营等候你们。”然后握住何长工的手又说道：“何先生，我听到你的宣传，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
陈济棠还派来了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安全工作，并专门准备了两顶四人抬的花轿，每遇岗哨盘问，都以这是陈司令请来的贵客为名，使下级不敢多问，故一路畅通无阻。最后到达离筠门岭约20公里罗塘镇的一处寂静的山村。
何长工走出轿子，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房映入眼帘。何长工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群山环抱，苍松翠竹，好一个清静雅致的地方。何长工真难以想象到，在炮火纷飞的红白交接点上，居然有这样一个好去处。进入洋房，中共代表安排住在楼上，楼下住陈济棠的代表。双方一阵寒暄，何长工将朱德的书信交给陈方代表。
翌日，在戒备森严的小洋房里，开始了正式谈判。潘汉年以福建事变为生动的事例，向粤方晓之以理，说明只有与红军结盟，才可能避免被蒋介石吞并、搞垮的危险。停战，对双方都有百利而无一弊，并希望不要再出现福建事变最后的悲惨局面。何长工也申述了红军的立场。
最终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解除封锁，互相往来；3.互通情报；4.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5.可以互借道路，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各从现在战线后退20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为保密起见，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的记事本上，并未形成正式文件。
这是继1933年11月红军同蔡廷锴十九路军谈判达成停战同盟协定之后签订的又一个停战协议，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胜利。
“鸽子飞了”
谈判进行到第三天，潘汉年、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意即红军已经决定实行战略转移）”，暗示他们立即返回。
当时，对方谈判代表很敏感，问何长工：“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平静地回答说：“不是，这是祝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
他们在陈济棠部队派出的一个骑兵连的护送下，顺利返回了苏区。当回到会昌时，中央军委机关已从瑞金转移到于都，周恩来特地派人在会昌等候，还给他们留下一封信，信上说：“长工、健行，我在于都古田等你们。”
他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赶到于都，向周恩来作了详细的汇报，周恩来得知谈判成功，达成了5项协议，非常高兴，他说：“你们辛苦了，这次谈判所取得的成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这对于红军突围转移，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嗣后，为了执行5条协议，双方继续派出代表联络，以传达消息。
10月16日，陈济棠的代表向共产党转达了陈为执行决议作出的3项决定：第一，先暂时拨给红军弹药10余万发；第二，解除封锁，恢复双方的贸易，盐和布准予放行，要中共设法在筠门岭转运苏区；第三，要求共产党及早定出反蒋的军事计划。
当红军向赣粤边转移之际，中央红军在紧张集结准备突围时，红军总部便及时用密电通知陈济棠：“部分红军欲向贵部防区借道，请按协议之约定，予以方便为盼。”陈济棠果真很守信用，把他们同何、潘协议的基本内容转达到了与红军接触部队少将以上的军官，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为掩盖蒋介石的耳目，红军战士广筑工事，在要口设防，拿出一个决一雌雄的架势。
21日，红军在安远、信丰一线发起突围战役，陈部边打边撤，退居赣州、南雄等城镇据点。红军从王母渡、新田间全部渡过信丰江，沿大庾岭边缘进入粤北，突破了由粤军组成的第一道封锁线。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境内。
27日，红军中央军委下达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陈济棠命令在这一带的独立第一旅和警卫旅，组成防堵红军西进的防线，陈遵照与红军协议的承诺，此处并无发生战斗。独立第三师同余汉谋的第二师在龙南、大庾向西追击红军时，在延寿附近的金樽坳与一支红军小分队相遇，发生了一次小战斗，并将这支小部队击退了。陈济棠收到李汉魂报告后，口喻复电：“金樽坳战报备悉，我军以保境安民为主”。这一态度既可以堂而皇之应付蒋介石，又可对不知内情的部下摆出一本正经的面孔。然而，这也是对与红军签订秘密协议的最好注释。
红军西移，陈济棠表面上还是派第二军军长张达率所部追击，沿途筑碉堡掘战壕，架设枪炮，准备战斗，但秘密通知各高级将领，说共产党只借路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内，互不侵犯，“敌不向我射击不得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来”，当时负责指挥警卫队的少将副旅长兼第二团团长黄国粱与叶剑英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更不愿互相厮杀，接到互不侵犯的指令后，悉心让红军安全通过。
回望这段历史，老一辈革命家在罗塘谈判中以非凡的智慧与胆略，为红军长征打开了一条生死通道。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忆秦娥·娄山关》中所慷慨抒怀的那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这种化险为夷、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才得以领导中国革命跨越万千险阻，走向最终的胜利。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作者：许详
文字编辑：李冰洁
新媒体编辑：洪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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