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七日夜，军部回到丕岭以西的里潭仓。

里潭仓是山谷中的一个小村子，只有几间东倒西歪的茅屋。从这里向东可出丕岭，向南和东南可出高岭、濂岭，向西可出高坦达茂林，是山谷中必经的交通要道。

我们军部到达里潭仓时，已是八日凌晨两三点钟了，决定在此宿营，实际是露营，除军首长以及作战和机要部门等住进几间茅屋外，其余人员都在山坡上的树林里休息。

一月八日，因起得晚，吃过早饭已近中午了，就向高岭前进。部队向南开动，大约行军两三小时，在岔道口错向濂岭走去。此时特务团已撤回濂岭，与敌七十九师正对峙中。正在全体向后转，改向高岭进发时，又获悉敌七十九师另一部正向高岭攻击前进，与我五团对峙中。不得已，军部又只好折回原地到里潭仓宿营。

原计划各路纵队于榔桥、星潭地区会合，没有能够实现。出高岭又为敌所阻。大部队如此辗转反复，时而向东南方向行动，时而向西北方向行动，在山谷中来回折腾，打乱了行军部署，部队十分疲劳。

部队正在里潭仓一带宿营，大约在夜间八、九点钟的时候，得到一个情报，就是上官云相命令国民党部队紧缩包围圈，调一四四师由茂林进占高坦，堵我后路合围，以收夹击之效，企图将我军消灭于这个山区。

军首长立刻研究了一下，决定马上集合部队出发，抢先于敌，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围，仍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

到这个时候才下这个决心，但是为时已晚了。时间仓促、紧急，马上就决定走，这样就前卫变成后卫，后卫变成前卫，教导总队由后卫变成了前卫，前面就不是战斗部队了。

各部出发时，周子昆副参谋长要我留在原地，组织后续战斗部队马上出发，并把他的一匹乘马留下给我，要我完成任务后，骑马赶上去。

军首长们走了，我就留下来组织后续部队，把三团的队伍赶快调上去。山区的路很窄，后面的部队要想超越前面的部队就很困难了。我带领后面的这些战斗部队向前边赶，路堵塞了，走不动，我就让沿途的机关部队靠一边让路，让战斗部队通过。

当我赶到高坦的时候，天还在下雨，天时地利对我们都不利，大家都站在那里淋着。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同志也都站在那里淋雨。我下马以后，向他们汇报了战斗部队陆续上来的情况，说明现在通过的就是三团的部队。

这个时候，茂林方向的枪声很密。他们没有什么指示，也没有说到底怎么办?我问了周围的同志，得知叶挺军长在离此约一百公尺左右的徐家祠堂①里休息，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① 高坦村子里有两个祠堂， 一是徐家， 一是汪家，在高坦战斗中，叶挺军长是在徐家柯堂活动，不是汪家祠堂；徐家桐堂已在一九六四年倒塌，现在只有断壁残墙。

我向参谋长提了个意见，建议军首长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办?我的意思是军长在那边祠堂里，是不是到那边一起研究一下。

参谋长叫我去请军长来。这是他们不准备到叶军长那里去的意思。

于是我就到了军长那里。军长在祠堂左边的厢屋里烤火，他的副官、警卫人员、侄儿等人，站在旁边。我去以后，向他汇报了情况，并说明项、袁、周在路边。

我也向他提了一个建议，是不是首长们在一块研究一下怎么办?我不敢说参谋长要军长去。

军长很气愤地说：还有什么研究的，只有坚决地打出去。

这明摆着是军长对丕岭山下定了的决策不满意。我再不敢讲什么了，更不敢讲参谋长请他去，就蹲下来一起烤火。沉默了好一阵，他不讲话，我也不敢讲话。我感到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就说我出去查一下情况再向军长报告。

我回到项、袁、周原来站的地方，没见着他们，前后左右到处找，也没有找到。问了一些同志也都说没有见到。

我只好又回到叶军长那个地方，把前面打的情况说了一下，同时也把未见项、袁、周的情况说了一下。军长嗯了一声，意思似乎是说我知道了，没有说别的话。

我又只好蹲下来，一同烤火。这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军长不说话，我更不好说话，只好同他的副官们小声嘀咕几句。

副官问：怎么办呢?

我说，总要想个办法吧!

接着，参谋处长张元寿(这是军部到茂林后宣布的职务),作战科长李志高，还有一些科长、参谋，以及后勤的有些科以上干部都陆陆续续地跑到祠堂里来了，约有半屋子人。

开始，大家小声地嘀咕，后来就大声地议论开了，自发地讨论起怎么突围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

叶军长一言不发，实际他是在倾听大家的意见。后来他站起来了，说，大家的意见很好，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军部是有责任的，但是现在不是争论是非的时候，只要大家有信心，团结一致，发扬勇敢顽强的精神，我们一定能打退敌人的进攻，突出重围，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讲完这番话，马上要司令部迅速查明情况，到底敌人在哪些地方，我们的部队占领了哪些地方，向他作报告。然后他将饶漱石、余立金以及二纵队的领导人请来，说明情况，表示了打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的决心，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六)

九日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司令部的同志陆续将查明的敌情，向军长作了汇报，军长决定立即调动教导总队增援三团作战。

这个时候，军长把一些情况向比较高级的干部们讲了。那时我不在场，我搞情况去了。

天大亮了，余立金同志把我军在高坦附近的人员，主要是教导总队、军直属队的人员，还有一些其他单位的人员集合起来，请军长讲话。

军长讲话的大意是，我们新四军是革命的军队，是有革命传统的，是人民的武装，为了抗日，为了人民，我们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国民党卑鄙无耻，他们不打鬼子，反而来阻止我们北渡长江。现在是我们每个人献身革命的时候到了，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

他特别严肃地说： “同志们，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可以随时把我枪毙。”

接着，余立金同志作了补充动员，着重强调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要在叶军长的领导下，坚决地打退敌人的进攻，突出重围。

最后大家高呼口号：

团结在叶军长的周围!

拥护叶军长的领导!

坚决服从叶军长的指挥!

打退敌人的进攻!

部队的士气一下子振作了起来。这时，电台已经架设起来，向党中央报告了我们的处境。

军长选择了高坦徐家祠堂北面的高地蛇山，设立了指挥所，亲自指挥作战，表现了镇定、沉着、勇敢、顽强的精神。他站立在高地上，手拿文明棍，胸挂望远镜，一面观察情况，一面指挥作战，及时下达各种命令。

有时流弹从他头上飞过，他也若无其事。当敌人向我们发射迫击炮时，他想到我们还有两门迫击炮，便叫人把迫击炮架起来，炮弹有几发打几发，打完了就埋掉。这几发炮弹，很准确地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了，摧毁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压制了敌人的火力。

敌人看我们用炮了，很恐惧；我们的部队在冲击时打得更勇敢，茂林的敌人被打回去了。经过一天的激战，敌一四四师退守茂林，不敢再出来。

这天黄昏前，叶挺同志和我们一起回到徐家祠堂，当时还有参谋处长张元寿、作战科长李志高等。根据敌我态势，敌人被击退后龟缩茂林，夜间不敢向我进攻；我军也由于连日行军、作战，相当疲劳，攻下茂林也很困难。

因此，叶挺军长决定甩开茂林之敌，带领三团、教导总队和军直部队向东北方向开进，准备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于泾县、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仍打算由铜陵、繁昌地区北渡长江。

(七 )

九日黄昏，部队撤出阵地，离开高坦，向东北方向开进。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我们沿着山边走，没有什么路，走走停停，行军秩序比较乱，叶挺同志连马也不能骑了。后来，听到了枪声，先是听到远处有枪声，接着是到处打枪。

天黑，不知道是谁打枪，以为是发现了敌人，但又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拂晓时，才走到石井坑。从高坦到石井坑只十来华里，整整走了一夜，人累得要死。

到了石井坑，军长走不动了，他的马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坐在山坡上休息。我就向沟里的来往人员了解情况，都是一些非建制单位，各部分的人员都有，谁也说不清情况。

忽然碰到了二纵队副司令冯达飞同志。我请示他，军长走不动，怎么办?他说现在只能赶快上山，不能在这里停留，我给你几个大个子，把军长背上山。

我再往前去，又碰上了原来老三团一营的号目张有利同志，我们很熟悉。我说，你给我问问周围的部队都是哪些单位。

他吹号与周围的部队联络了一下，都有答复，都是自己的部队。这时我心里有数了，晚间乱打枪，部队搞得那样乱，完全是一场误会。

十日上午七、八点钟，我看到从沟里面出来一支部队，比较整齐，经过石井坑向北走，我走过去问是哪个部队，他们说是第五团。我马上找到了他们的团长徐锦树、参谋长梁金华，他们告诉我，这个团还没有打过什么大仗，部队基本是齐装满员，建制是完整的。我说，你们暂停休息一下，军长在这里，待向军长报告，看有什么任务给你们。

说罢，我就转身去向军长报告号兵联络提供的情况和五团的情况。军长听了很高兴，当即下达了三条指示：

第一，要五团占领石井坑周围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坚守，掩护部队休整；

第二，通知各单位就地收容失散人员，进行整顿，恢复体力；

第三，通知政治部协同后勤部与地方取得联系，做好群众的工作，购买牛、羊、猪和粮食，使部队吃一次好饭，改善一下生活。

确实，几天以来，战士们吃不上，睡不上，非常疲劳，这三条措施是非常英明的。

石井坑，四周被一片大山包围着，东西四、五里，南北七、八里，北口的两侧一边是狮形山，一边是象形山，沟里只有几个零散的村子，百多户人家。行军路线上本来只是经过这里，现在被迫在这里宿营。

十日下午，项英等同志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与叶挺军长、饶漱石见了面。

当时，中原局和党中央有电报指示， “望你们转告全体党员，完全服从叶军长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之指挥”,随后又指示， “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 “用游击到苏南”等等。

叶军长的指挥所设在石井坑北口狮形山下的民房里。他对参谋工作看来不满意。部队一搞就散摊， 一打就失掉指挥，原因固然很多，但司令部工作不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到了石井坑，司令部就没有人了。

所以当天晚上，周子昆同志根据军长指示，召集司令部人员开了一个会，宣布了新的干部任免：作战科长李志高、副科长叶超，侦察科长陈铁军、副科长杨帆，通信科长胡立教、副科长曹丹辉，加强了司令部的组织建设。

随军部机关行动的重庆办事处主任肖正岗同志、上饶办事处主任胡金魁同志也分配到作战科工作。

大家把职责明确了一下，重新部署了工作，这是从云岭出发以来司令部第一次召开的比较象样的会议。

经过十日这一天的收容整顿，总共还有五千人左右，这些部队集中起来经过组织整理以后，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恢复，当即调整了守备部队的任务。

十 一、十二日两天，敌虽向我发起两次总攻，但均被我击退，还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首长们在开会，研究的内容我不清楚。

后来知道会议讨论了整个作战问题。当时叶挺同志是坚决主张守，甚至有“创造第二个黄花岗”的想法。他在十一日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电报中有“决心固守一拚，以赎其过”一语。

但敌人采取的是分进合击、前堵后截、四面包围的战法，我们想把整个部队一起带出去是做不到的，长期坚守也是没有条件的。

十三日，上官云相命令发起总攻。

上午无大的战斗。下午，敌人开始第三次总攻时，五团在东流山的阵地被敌占领，伤亡甚重，阵地全部动摇，虽经竭力争夺，也未能夺回。

同时，我特务团的阵地也为四十师出薄刀岭的部队突破，于是进入混战状态。

一到黄昏，周围的曳光弹特别多，流弹纷飞，四面八方向石井坑这个地方发起攻击。

在这个情况下，军首长们经过研究，决定分两路突围：

叶挺、饶漱石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为一路，

其余各部队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 一个是经铜、繁到皖中，以尽可能保存更多的骨干和有生力量，“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八)

军首长分散突围的命令下达以后，全线都向外冲出去。我是被分配跟项英一路的。军机关开始突围时，都很自然地跟着军首长一路走；我感到这样不行，人太多，目标大，不易突出去。

我说不要只走一路，走一路谁也突不出去，可是谁也不听。我想，能拉开距离，也有利于突出去，于是我就坐下来，让大家先走，自己等会儿再走，可是，我一坐来就睡着了。

当我惊醒时，前面一个人也没有了。幸好这时侦察科长陈铁军同志赶上来了，他因为气管炎病犯了，走得慢，掉队了。于是我俩一起往石井坑的后山上走。

这个山叫石山，最高峰叫火云尖，高八百一十一点八公尺，很陡，人和坡几乎是九十度的直角，爬了上去就走不下来。我们只好把脚展开，坐着往下滑。我们慢慢滑到一条山沟边，天已经亮了，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把所有的地图、文件撕碎埋了。

再往下走，到了西坑，听到前边有人声， 一看是自己人，叶军长、饶漱石也在这里，于是我们又会合了。由于敌人的封锁，地形的限制，一时突不出去。

随后，不少同志也都来到了西坑，共有好几百人。只见余立金同志，背着一把大刀来回跑，想把部队组织起来，我也协助他进行，但未能组织起来。

西坑，是一条又长又狭的山谷，没有人家。北面那个口子，教导总队有一部分同志与敌一0八师对峙。 一O 八师原来是与我们比较友好的，因此就有人提议去谈判。

在这样一个小沟沟里面，周围都是敌人，有什么谈判的资本。叶挺军长坐在一个小树林里面，身边还有副官、警卫员，大家默默无言，景况十分悲凉。

我去见军长，敬了礼，把余立金组织部队的情况，简单说了几句，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长时间的沉默，使我陷入了苦苦的沉思之中：

从云岭出发到今天一月十四日，已整整十天了。十天中的变化是多大啊。敌人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天时地利也对我非常不利，连续阴雨增加了我们行动的困难，山势陡峭，狭路崎岖，部队的机动受到很大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项英同志主观指导上犯了错误，使我们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如今，我们被困于西坑，虽然还有四、五百人，但敌入已扎紧袋口，我们已插翅难飞，濒临绝境了。但是，我们不能束手待毙，等着当俘虏。应该趁天黑之机，分成三、五人的小股，从敌人的间隙中突出去。

我想给叶挺同志提这个建议。他坐在山坡上态度很镇静，心情也很沉重。

他是“北伐名将”,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时，我就随着他在军部做参谋工作，整整三年了，但还是不敢轻易在首长面前讲话。

我跟陈铁军同志商量后向饶漱石提了这个建议，他表示同意，但认为这样跟军长不辞而别不好，要回去向他汇报一下。于是，他又回到军长那里。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快黄昏了，他还没有来。我们两个急得在周围直转。

到黄昏时，我跟陈铁军也失掉了联络，但却碰上了作战科的两个见习参谋，一个叫王守智， 一个叫刘述辉。刘述辉对打游击有经验，他说可以突出去，要我下决心，不然要当俘虏了。

我说，那好吧，就跟你们走。我们走后不久，敌人都下山来了。后来听说叶挺军长就被俘了。这天是一月十四日，国民党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就此宣告结束了。

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和曲折变化，二月十五日上午，我和胡立教、杨帆二同志到达苏北东台我军一师师部，见到了陈毅代军长和粟裕同志。当天下午，我们三人向陈、粟首长汇报了皖南事变经过的详细情况。他们要我们休息一晚。

十六日将近黄昏的时候，我们到了盐城。赖传珠参谋长派人要我和胡立教同志立即到军部去向刘少奇同志汇报。这天晚上，我们汇报得很详细，少奇同志也问得很具体，有很多插话，作了很多分析。

他谈了皖南事变的教训，主要是没有按中央的指示，深入敌后，举起民族抗日的旗帜，求得发展壮大，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他说，在皖南的弹丸之地守株待兔，守了三年，没有守到兔子，结果守来了一个老虎，反而把自己吃掉了。

他说，对皖南事变的经过情况，我们原先有一些大概的了解，没有你们汇报得这样详细。

最后他说，你们两人是皖南突围到达新军部的第一批同志，也是最清楚情况的同志，中央很需要这方面的材料。

我们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代中原局起草一个电报，把皖南事变经过的详细情况报告了中央。这份报告，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档案了。

皖南事变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认真记取；我军广大指战员在事变中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也将永垂后世、光照千秋。

当时不少同志与敌激战，冲出重围，北上回到了部队；不少同志虽被俘囚禁于集中营，但他们英勇不屈，举行了多次暴动，继续斗争；还有不少同志坚持原地打游击，直至一九四九年与我南下大军会合。

皖南事变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在全国人民及民主党派、海外侨胞、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我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重建军部，更加发展壮大起来，继续驰骋抗日疆场，转战大江南北，为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