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曾是俄罗斯最忠实的盟友之一。这个仅有300万人口的国家，自苏联解体以来，长期依赖俄罗斯提供的安全保障和经济支持。然而，近年来，亚美尼亚的外交政策出现戏剧性转折：从2024年暂停参与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活动，到2025年公开申请加入欧盟，亚美尼亚的“西倾”选择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种从“亲俄”到“反俄”的撕裂背后，既有地缘政治的博弈，也折射出小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现实困境。

历史纽带与现实的裂痕

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渊源可追溯至沙俄时代。苏联解体后，亚美尼亚加入俄罗斯主导的集安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两国在军事、能源、贸易等领域深度绑定。俄罗斯在亚美尼亚设有军事基地，并长期通过集安组织承诺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然而，这种看似稳固的关系在2020年纳卡冲突后出现根本性动摇。

纳卡地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国际公认的阿塞拜疆领土，但当地居民以亚美尼亚族为主。2020年，阿塞拜疆在土耳其支持下发动军事行动，仅用44天便夺回纳卡控制权。尽管俄罗斯斡旋达成停火协议并派驻维和部队，但亚美尼亚对俄罗斯的“不作为”深感失望。俄军未能阻止阿塞拜疆封锁拉钦走廊（连接纳卡与亚美尼亚的唯一通道），导致当地12万亚美尼亚族人陷入人道危机。这种安全承诺的失效，成为亚美尼亚对俄信任崩塌的导火索。

转向西方的驱动力

亚美尼亚的政策转向，本质上是利益权衡的结果。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深陷战争泥潭，对盟友的支持能力大幅下降。与此同时，西方势力趁机介入南高加索，以经济援助和安全承诺拉拢亚美尼亚。2024年，欧盟宣布向亚美尼亚提供1000万欧元军事技术援助，并承诺推进贸易合作；美国则与亚美尼亚举行联合军演，将其纳入“北约伙伴关系”框架。

经济因素同样关键。亚美尼亚人均GDP仅约25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远低于邻国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俄罗斯因制裁导致的经济疲软，使其无法继续为亚美尼亚提供市场准入和能源补贴。相比之下，欧盟的贸易优惠和投资承诺更具吸引力。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直言：“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伙伴关系，而非单一依赖。”

民族情绪与身份认同的撕裂

亚美尼亚的社会撕裂不仅体现在外交层面，更深植于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一方面，该国仍有大量民众对俄罗斯抱有复杂情感。苏联时期的工业化遗产、俄语教育的普及，以及东正教与俄罗斯正教会的宗教纽带，使得部分群体将俄罗斯视为“文明归属”的象征。

另一方面，年轻一代更倾向于拥抱西方价值观。2023年的一项民调显示，18-35岁的亚美尼亚人中，65%支持加入欧盟，认为这是“摆脱地缘困境的唯一出路”。这种代际分歧在纳卡危机后进一步加剧：老一辈批评政府“背叛传统盟友”，而年轻人则指责俄罗斯“抛弃亚美尼亚”。

俄罗斯的困境与南高加索的权力重构

亚美尼亚的转向暴露了俄罗斯影响力的局限性。面对西方的渗透，俄方虽多次警告亚美尼亚“不要重蹈乌克兰覆辙”，却未能提出有效反制措施。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关系日益紧密——后者不仅是土耳其的盟友，还通过“南北运输走廊”项目成为俄罗斯连接伊朗的战略通道。这种利益取舍迫使俄罗斯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偏向后者，进一步疏远了传统盟友。

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崛起重塑了地区格局。作为阿塞拜疆的坚定支持者，土耳其通过军事合作和能源项目不断扩大在南高加索的影响力。亚美尼亚为抗衡“土-阿联盟”，不得不寻求与希腊、法国等土耳其的对手合作，而这又加速了其与西方阵营的靠拢。

小国的生存悖论

亚美尼亚的困境揭示了后苏联空间小国的生存悖论：在强权环伺的格局下，安全依赖与经济利益往往难以兼得。俄罗斯的“保护者”角色因实力衰退而动摇，西方则利用这一真空展开地缘角逐。亚美尼亚的选择看似矛盾，实则是基于现实的无奈权衡——既无法承受与俄罗斯彻底决裂的风险，又难以拒绝西方递来的“救命稻草”。

这种撕裂或许将持续多年。2025年初，亚美尼亚在申请加入欧盟的同时，仍保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身份；其军队虽与北约合作，却未正式退出集安组织。这种“脚踩两条船”的策略，既是小国智慧的体现，也暗含巨大风险：一旦大国博弈升级，亚美尼亚可能成为新一轮冲突的牺牲品。

结语

亚美尼亚的外交转向，既是冷战结束后全球秩序重塑的缩影，也是小国在大国夹缝中寻求生存空间的典型案例。亲俄与反俄的撕裂，本质上源于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与传统安全模式的失效。对于亚美尼亚而言，如何在东西方之间找到平衡点，避免成为地缘政治的棋子，将是其未来十年的最大挑战。而这一进程的结局，或将重新定义南高加索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权力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