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宽和 9 中国军医大学组建的前后|兴山|延安|教育长|李宽(唐朝)

抗日战争艰难的 1942年，日寇丧心病狂地对太行山进行大扫荡，他们采用铁壁合围的残酷手段，一方面大肆搜捕抗日军队，企图消灭抗日武装；一方面实行“三光”政策，导致大片城镇、乡村沦为废墟。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给日寇以更沉重的打击，当时，冀鲁豫边区的 1 15 师由吕正操带队，决定保存实力，将抗日干部撤出太行山区。

当时，我在 115师，组织决定调我和我爱人刘耀民到延安学习。耀民正在怀孕，行走艰难，无法跟随部队一同转移，组织决定我俩单独前往，化装成回娘家的老百姓，由一名警卫员陪同，牵着一条毛驴给耀民骑。部队还特地为我缝制一件白领的黑衣服，穿上和当地百姓差不多。

3月 8日，从山东省的小镇胶龙湾出发，由一名地下交通员带领，一路颠颠簸簸，避开国民党军队和日寇的封锁，由河南的安阳顺利到达林县。

突然发现，此地驻有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庞炳勋部的一个锄奸队，目标公然对准共产党。我们被抓获了。锄奸队司令是山东人，讲义气。我们一说家在山东，从河南回老家生孩子，又给了他 100元伪币，便放行了，并由一位当地老百姓送我们出城。

出了城，又匆匆赶路，当晚住在一个已记不起地名的乡村。这乡村一样有锄奸队站岗放哨。为了避开敌人，这位老人领着我们到老百姓家住，走进这位百姓家，发现餐桌上放着一张《新华曰 报》 ,我欣喜之极的想，这家是 “交通 ”或是游击队员之家。

一问，果然是。主人帮我们找到了民主政府的县长，并热情招待我们吃饭。我们已一天多没有粒米进口，饿得实在不行，吃完这顿饭，真是精神倍增，疲劳顿消。

次日，天刚亮，我们又继续赶路，走了近百里才进入山西太谷县。这时，敌人的扫荡更加疯狂，老百姓白天躲进深山，夜里才偷偷回家。由于敌人的疯狂扫荡和耀民的即将临产，我们便在太谷境内仅住着 4个兄弟分为 4户人家的南山疙瘩住下来，等待耀民分娩。

说来也巧，扫荡结束那天，耀民正好生下一个女孩，取名李芃。在这才4户人家的山村，无医无药无助产士，又是生第一胎，毫无经验，我便烧一锅开水消毒，自己接生，剪脐带，孩子终于安全地生下来。

那时，老百姓粮食匮乏，耀民做月子，不仅没有任何滋补品，吃饭也成问题，三餐吃土豆疙瘩，一粒米也没有，天天如此，只吃到几回羊肉。

老百姓待我们好，只要能拿出食物，便先给我们吃。我们在这里整整住了一个月，部队才通知我们离开太谷，队伍在晋西北兴县等我们一同赴延安。

我们终于在兴县赶上了部队，以后和部队一道行军。耀民有了孩子行动不便，为了赶上队伍，只好花上一块银元雇请老百姓背孩子，才能跟上部队。队内只有2名女同志，经常都得掉队。

一路，孩子饿得哇哇叫，又怕孩子的哭声暴露目标，惊动敌人，我们显得万分紧张。到汾河宿营地正是傍黑的时分，刚歇会儿，喘口气，掇弄完孩子吃喝，我们还没有粒米进肚，突然响起了枪声。

为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我们又继续摸黑行军，只好啃着汾河的冰凌以充饥渴。刚过汾河，公路上又遇着整汽车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队不知开往何处，我们藏在路旁的草丛里，棉衣裤全被荆棘割破，直至汽车开走，我们才走了出来，挪动疲惫的双脚，继续行走。

自此，每天要行军一百二三十里。

春节前夕，大雪纷飞。地上积雪尺余，耀民累得只能抓着警卫员腰上扎着的皮带走路，一松手就摔倒。走到房山，敌人已设下埋伏，抢占了制高点，如果回师走大路要多走 80里路，我们决定从山下插过去，到不远的行村兵站，便是边区。从此，便可以大天白日，放胆行军。

1943年 3月，我们终于到达延安，找到住在大砭沟的中央军委组织部，将缝在棉衣内的介绍信交给接待干部林四。从此，在延安便开始了新的生活。

挺进东北

1 9 4 5 年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八 ·一五”日本投降，我奉命参加山东干部大队三大队，于 8 月 24 日离开延安前往山东。在路经山西太行山八路军前线总部时接到新的命令，改变行动方向前往东北。

当时形势紧张，美国用飞机军舰援助国民党向东北大量运兵进攻解放区。我们绕过山海关进入东北时，山海关就被国民党占领了。

1 1 月抵达沈阳，东北局分配我到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任政委，卫生部长是孙仪之同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接收敌伪的卫生机构人员、物资、器材。

我和宋英同志接收沈阳市中心医院，从这个医院中组建一个野战医院交给西满地区的野战部队。不久，卫生部机关撤出沈阳到抚顺，这时从苏联回来的贺诚同志也到了抚顺，指示我到抚顺市满铁医院工作。

10天后，我带着工作人员和伤病人员前往通化市，任通化市第二医院政委，院长是奥田(日本人),副院长是延安来的干部刘智弟。

1 9 4 6 年 4 月，我又到刚成立的通化医学院任政委。5月，率领通化医学院经吉林、长春到哈尔滨。当时在哈尔滨有个“东北军医大学 ”,也是个新成立的学校，由通化医学院和东北军医大学合并，名为东北军医大学，校长陈述，我任政委，副校长李亭植，教育长薛公绰。

同年 5月，东北军医大学迁往合江省兴山市，到达兴山市的时间是 1946年5月末6月初，先期到达的有郭文知、刘耀民、王作儒、邱殿宗等，随后学校的领导及学生逐渐到达，学生大约 150人。

这时是边上课边招生，聘请教师，解决校舍。同年7月间延安医科大学迁来兴山市。8月间，在兴山的东北军医大学和延安医科大学合并，改为中国军医大学。

1946年 8月 15 日举行开学典礼，总卫生部贺诚部长、后勤部杨志诚部长参加开学典礼，贺诚宣布：校长王斌、政委李宽和、副校长李亭植、政治处主任阙森华、教育长薛公绰，队长王作儒，指导员邱殿宗负责男生队、指导员刘耀民负责女生队。学生约三四百人，全校师生员工约 500 多人。

在兴山市的上层机构有：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方医院、中国军医大学、军工部。军工部比医院晚到兴山。

后方医院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医院，也是医大的附属医院。后方医院不断地接收伤病员，不断地将伤愈人员送往前方。先后成立三个所，即一所、二所、三所。后方医院的政委是胡辉，后是高浩之。

中国军医大学由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领导，由军队供给，校舍、用煤都是矿务局支援的。

军工部归总后勤部领导，制造弹药，领导人王逢源，称部长。该单位对外不公开，地点在铁道东老街基。

东影、医大、后方医院、军工部，各有自己的领导系统，党的组织关系也不归市委。为了协调关系支援前线，省委指示成立联合市委，由各单位的领导组成。

1946年 ? 月，合江省委指示组织包括各机关负责同志的市委，由李宽和、杜涛、高浩之、闵廉、田方五人组成，李宽和为书记，杜涛为副书记。一切有关各方以及有关全市治安与秩序的工作，要在市委讨论通过执行。

1 9 4 6 年 9 月，我到市政府兼任兴山市市长。当时市政府机构不健全，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人，有三个秘书，袁洪烈负责文秘，刘耀民负责民政兼机要，牛××负责生活供给，市委的秘书郭文知，公安局长梁文舟、副局长张竹江，股长马庆林。

市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社会治安，剿灭匪患；发动群众，动员参军，支援前线；接收伤病员，拥军优属。市政府成立工作团，团长郭文知，发动群众，忆苦思甜，斗争恶霸搞土改。

在商人中组织商会。上级政府通知来了伤员，市政府即组织担架迎接，还经常慰问伤病人员，年节给伤病人员赠送慰问品。

在兴山的各单位遇到困难，市政府积极帮助解决。军工部迁到兴山，市政府动员群众帮助卸车；东影拍片需要群众场面，市政府动员群众参加拍片，《留下他打老蒋》影片就是市政府动员群众参加拍摄的。

兴山市政府当时的管辖范围：

新街基 (吴自忠负责 ) 、老街基 (宫绍先负责 ) 、萝北全沟地区 (刘宝恒负责联络工作)由市政府直接管辖。

东山、南山、笔架 (兴山 )各地区由工会负责，东山是刘巍负责，南山是姓傅和姓马的两同志负责，笔架是张克勤负责，市政府有时派去联络员联系工作。

当时驻兴山的上层机关单位，各有自己的组织系统。矿务局有矿务局党委，东北铁路系统管矿务局的事，民主联军卫生部管医大、后方医院，市政府受省委、省政府领导，也受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市委只是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对各单位的工作不予过问。

当时保护铁路运输的有护路军，归民主联军。护路军司令部于 1947 年 3 月 17 日命令将兴山莲江口间的部队拨给鹤岗矿卫大队建制，原矿卫大队改为护路军直属鹤岗矿卫大队，任命我为大队长，这一机构延续到什么时间不清楚。

护路军鹤岗矿卫大队不仅保护铁路运输，还负责警卫机关学校，约120人，连长姓银，教导员韩子禄、郭 ××。

大约 1947年春，市公安局获得情报，有残余土匪 10名左右，马9匹，隐藏于矿山的菜园里，我们于一天拂晓前带领矿卫队前去围剿，经过政治攻势全部缴械俘获，我无一伤亡，受到省委来信嘉奖。

为配合主力部队歼灭土匪，我率领鹤岗矿卫队先后两次深入深山搜剿土匪。

我在兴山市工作期间，合江省委书记张平之 (张闻天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及陈郁、吕正操、朱学范等首长曾到过兴山视察，因时间过长，来兴山的时间和指示内容现已无法回忆。

我于 1948年 8 月到哈尔滨养病，后到军队卫生部，市长由梁文舟同志接任。

中国军医大学组建的前后

1945年 8 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党中央为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立即派出了 10万军队和大批干部挺进东北。

中央军委为了在东北地区建立和扩大我军的医疗队伍，以保证战争的需要，决定在东北建立医疗机构。我奉命率领在抚顺市满铁医院的一部份军队的伤病人员乘火车到达通化市，把伤病员安置在红十字医院和市立第二病院治疗后，我就留在通化市立第二病院，任政委工作。澳田 ( 日本人 )被任命为院长，刘智弟(延安军委炮兵团来的 )为副院长。

1946年 4 月，上级调我到通化医学院(原二道江野战医院基础上组建的 )任政委，洪引同志任院长，薛公绰同志任教育长。

由于当时战事频繁，形势变化很快，因而医学院的校址也常有改变。组建通化医学院的工作刚刚铺开，正在抓紧招聘教职员之时，于4月底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贺诚部长的指示，要我们把组建起来的医学院搬到延吉的龙井，于是我于5月上旬带领着百余人乘火车出发，到达吉林后，我即用长途电话向贺诚部长作了汇报。

贺部长对我们及时迁到指定地点很满意，在电话里又询问了一些生活情况，同时又指示说： “不要往延吉去了，要立即赶来长春，准备接收伪满国立医科大学，到后尽快报告情况。”

按照指示，我们赶到了长春，但时值四平街保卫战进入第二阶段，蒋介石对四平攻而不下之后，便集中了10个师的兵力，向四平发动全面进攻，并同时采取分兵击进的方式向长春逼进。在此情况下，总卫生部根据我军实施战略转移、紧急撤退的作战方案，命令我们转移到哈尔滨。经过短暂的组织和准备，我带领着从长春接收来的“国立医大”二百余人和原有人马共三百余人乘火车顺利到达了指定地点——哈尔滨马家沟。

不久，我们根据总卫生部的指示，把“国立医大”和通化医学院合并组成东北军医大学，陈述任校长，政治委员由李宽和继任，李亭植任副校长，薛公绰仍任教育长。

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后，我东北几万大军深入农村，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总卫生部为使医大有个较好的校址，有个稳固的教学和训练基地，决定东北军医大学从哈尔滨迁到佳木斯。

奉命搬迁后，我们即向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张平之(即张闻天〉请示和汇报了工作，省委决定我们到兴山市 (现鹤岗市 )建校，把鹤岗矿务局的办公大楼暂作为医大的教学大楼。在合江省委和总卫生部的领导下，不久，东北军医大学便开始了建校和招生工作。

7月中旬，由延安迁来的医科大学和白求恩学校三百余师生，在王斌校长和阙耀华主任的带领下也到达兴山。东北军医大学的师生对他们的到来，进行了极其热烈的欢迎。

1 947 年 8 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将东北军医大学、延安医大、白求恩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军医大学。

8月 15日，贺诚部长等首长专程从哈尔滨到兴山，参加成立大会，在开学典礼上宣读了成立中国军医大学的命令，宣布了学校领导干部任职的命令，王斌任校长，李宽和任政治委员，李亭植任副校长，薛公绰、季仲扑 (孚 ) 、陈应谦任教育长。

随后，贺诚部长在大会上讲了话，讲述了解放战争的形势，指明了学校建校的方针是

“ 一切为了战争的需要，一切为了伤病员”,

“培养出政治坚定、技术精良的医务干部。”

最后，他热情地勉励大家“克服困难，努力学习，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斌校长在大会上宣读了学校的编制和各处的任命并讲了话。

校部下设三个处：政治处阙耀华任主任，李玉堂任副主任；教务处王一介任主任，下设教务、教材两个科；校务处由刘永久任处长，办事员有张真等同志。

学校还设有一个附属医院，院长由陈应谦同志兼任，政治委员胡辉 (后高浩之 )、副政委胡继之、政治处主任王克亭。医院辖四个医疗所，每个所可容纳伤病员四百余人。

开学后，我们坚持边建校、边上课，第一期安排8个月为速成教学班，以便尽快培养出人才。

在兴山建校，开初面临许多困难，没有健全的教室、设备和试验室，物资供应又奇缺，而且还常有匪徒袭扰。但由于有上级的正确领导，广大师生员工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坚持“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建校，在很短的时间里，学校的建设就初具规模，并逐步走上了轨道。

为加强兴山市党的领导，依照张平之同志的指示，组成了中共兴山市联合委员会(参加常委的成员包括鹤岗矿务局闵一凡、中国医科大学政委李宽和、东北电影制片厂支部书记田方、后方医院胡辉、兵工厂王耀庭等 ),医大政委李宽和还兼任兴山市联合市委书记。

兴山市长杜涛曾经亲自协助医大的初期建校工作。

由于兴山联合市委协调军政建设和军事行动的领导，各项工作都进展得很顺利。

兴山虽然远离炮火纷飞的战场，但也时常受到谢文东、李华堂等国民党收编的敌伪武装的威胁和袭扰。兴山市联合市委为保障后方的安宁，曾决定由我率领矿卫大队进行搜剿。

一天晚上，据矿山地区菜农的报信，在北郊菜圃发现残匪。拂晓前，我率领矿卫队前往菜园将残匪消灭，当场活捉残匪8名，缘获长短枪10余支、战马8匹，我无一伤亡。

其间，学校也坚持武装自卫，学员除正常学习外，还组织巡逻分队，日夜轮流站岗放哨。正因为兴山联合市委加强了这一地区的军事领导，所以谢文东、李华堂等敌伙武装扬言“要进攻兴山，袭扰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的阴谋始终没能得逞。

建设学校，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教室和试验室是教职员工和学员用双手在旧有厂房和办公楼的基础上修建改造而成的，设备除上级拨发部分外，教学用具大部分都是由教职人员经过研究亲手制造的。师资力量不够，学校领导就亲自 “上阵 ”,校长王斌参加外科教学和医院手术的组织领导，李亭植、薛公绰、陈应谦、任国祥、季仲扑等同志参加基础课教学。

在教学中，校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培养政治坚定、技术精良的医务于部”方针，始终把“ 一切为解放战争胜利”、“ 一切为了伤病员”作为全校师生的行动口号，並贯彻于实际活动之中，把政治思想工作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

如：除专设政治课程，进行新民主主义理论和远大理想的教育外，还定期组织学习马列著作，进行思想作风的整顿，开展忆苦思甜，不定期的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

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使每个人都得到了鼓舞和激励，学习热情不断高涨。此外，师生们还经常参加农场、矿山劳动，不仅增进了师生间的感情加强了团结，也减轻了国家的负担，积累了建校资金。学校成为朝气蓬勃的集体，圆满地完成了各个时期的任务。

1947年秋天，扶余、大资、白城子、通辽等地发生鼠疫，学校急人民所急，组织了 200余人的医疗队奔赴疫区，师生们不顾个人安危，经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扑灭了疫情，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从建校开始到东北全境解放，学校举办各种培训19期，培训出1730多名医务干部。这些同志学成之后，分赴战争的前线和后方各地，为救治伤病人员，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此间，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国军医大学先后陆续组成了 4 个分校；

1947年 10月，在吉林龙井成立了一分校：

1948年 3月，在哈尔滨成立了第二分校；

1948年 4月，在通化由辽东军区医专划归组成第三分校；

1948 年 5 月，将平谷地区的冀热辽边区的卫生学校组建成承德医专；

总校也由王斌校长率领，从兴山(鹤岗市)搬迁到沈阳。

中国军医大学，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培养医务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