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部分“右派”给预了甄别，作为临时代课教师招回邳县工作，母亲也是招回者之一。

次年，二哥的二个女儿和三哥的女儿知英也都师范毕业分配了工作。因近年天灾频发，国家和地方经济非常困难，年底大批企业工人，教师被动员返回农村，母亲又在遣返之列，四嫂和知美也因受丈夫的影响分别下放到徐州贾汪农村和丈夫老家陈楼左庄农村劳动。母亲选择回坊上老家，虽然坊上已无片瓦，家人都已离去。因为坊上在她记忆中生活要比睢宁好许多。

六一年一月五日，全家被安置在生产队的场屋。深夜，我在寒风中降生。当日是小寒，正值腊月，奶奶帮母亲在场上抱了许多麦草铺在地上，母亲痛苦地躺在上面呻吟。同样被打成右派的堂妹被叫来，急忙去到村南找接生婆；不巧接生婆被邻村一户产妇家接走，堂妹又赶往相距二里的邻村寻找，寻来后不久，我便顺利降生。空旷的场屋寒冷异常，奶奶在旁边点燃了日间捡拾的干枝和豆桔，为母亲和孩子们烧水取暖。堂妹又跑到几里外的官湖供销社，哀求值班员购回二斤红糖，为母亲冲制糖水补充能量。由于食物馈乏，营养不良，以致多日母亲无奶水喂食于我。直到多日后，父亲得到音信从县城带了些食物，才缓解了当时的困境。

家乡的生活环境早已物是人非，邻里的相互帮衬也非往日的热情，像推磨、烙煎饼这种主食的制作技能母亲都需现学。因孩子小，奶奶又是小脚，母亲白天随社员集体劳动，三天二头都要自己推磨，并赶在上工前将煎饼烙好。这种日子持续到一九六二年的秋天。当时父亲已是县文化馆的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会员。出于对父亲的关心，领导主动找父亲，帮助将全家的户口迁到运河镇的镇西三队落户，并给安排二间三十多平方米的政府公房，定居在大运河堤下。

那里共有三个小院二十多户干部、职工家庭。我家位于三院中间，居有七户人家，大家相处的都很融洽。各家孩子都很多，多则六七个，少则三四个，因而不同的年龄段都有自己的同学和伙伴。虽各家收入不尽相同但相差不大。各家有好吃的，都会分食给邻家的孩子一点。夏天房中闷热，晚饭各家都会将小桌搬到院中各自的门前，有时自家觉的有好吃的会主动拨给邻桌一些品尝。母亲虽被划为右派，但因有文化，又在运河做过小学教师，无论是邻居还是生产队的社员对她都很尊重。

在那个院中，父亲的文化水平也是最高的。父辈们常会坐在院中聊些各自单位的趣事、时政之类的事；啦到历史和文化方面父亲谈的较多，大家也都喜欢听他侃侃而谈。这种生活和氛围延续到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文革运动开始，父亲被批斗。家中的书集和父亲的手稿、书信之类的东西被红卫兵搜抢一空。父亲常常很晚才能回家。随着运动的深入，不同组织的红卫兵为了抢夺批斗人员，已等不及父亲到单位了，有时天刚亮，父亲还没吃饭就被红卫兵挂上牌子，带上高高的花帽，用绳子牵着带走了。其中有经常到我家来玩的哥哥的同学。奶奶由于惊吓和对儿子的担忧与牵挂一病不起。

母亲也被管制起来，母亲每次出门都要带上用黑漆写着“四类份子”的白布袖章。一年四季破帽遮颜，只为一叶障目。走在街上总沿着路边，生怕招来麻烦和辱骂，忍受着劳累和人格的极端羞辱。为防我们处出惹事被人欺辱，常将我们锁在屋中。邻院的街道小组长，工作非常认真，每天天刚亮就准时叫门将准备好的扫帚交给母亲，督促母亲将三个院落全部打扫一遍。白天劳动风雨无阻，晚上被批斗，回家还要写交代材料，使母亲身心疲惫到了极致。在这种运动下，母亲已无半点尊严。

年底父亲被定为反革命，罪名是发表或公演的部分作品被定位毒草。父亲被送往张楼乡交由当地群众看管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