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不灭的烽火— — 皖南突围与重返皖南纪事（下）

作者：杨 明

(二)

在无为的那些日子，我们一有空闲就跑到江边，面对滔滔的江水，极目眺望南岸，思念着那些在皖南和我们同生共死的首长和战友，惦记着水深火热中的皖南人民，盼望着早日重返皖南，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把侵占我国土、残害我同胞的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

一九四一年三月初的一天傍晚，支队通讯员来通知我，说政委黄火星同志要我马上到他那里去，我急忙赶去了。

黄火星同志见到我，热情地要我坐下，又倒了一杯茶送到我手里，接着开门见山地说：“老杨!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派你带一些同志先返回皖南，主要任务有三条：

一是了解皖南敌、伪、顽情况；

二是收容突围中失散的人员；

三是开展游击战争，恢复和发展皖南沿江抗日根据地。!”

我满怀信心地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临行前，我赶到江心洲向正在养伤的李步新同志辞行。这时李步新同志伤已痊愈，我们促膝交谈了很长时间，他反复强调恢复和发展皖南沿江抗日根据地、坚持皖南斗争的重要意义，并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老杨啊，你们这次重返皖南，对国民党顽固派声称“消灭皖南新四军”的无耻谰言，也是个有力的回击!

临别前，他和他的爱人一直把我送上路，紧握着我的手一再叮嘱：事变后的皖南，敌人会更加猖狂，斗争环境将是非常艰苦的， 一定要紧紧依靠群众和地方党组织，提高警惕……最后还拿出三十块钱，给我在活动中使用。

三月七日黄昏，我和侦察参谋陈意达、侦察员徐文海等六同志，穿上便衣，内藏手枪，随江心洲交通站站长崔熊来到江边。

我们跳上木船， 一老一小的两个船家，立即扬起风帆，向南岸驶去。

我们到达南岸以后，按照约定的信号，和江南交通站派来接送我们的同志很快地取得了联系，并由他带着我们由胥坝穿过鬼子据点一—黎桥，在黎明前赶到铜陵县东湖边的大姚村，住在交通员老管家里。

当晚，我们到达了铜陵县顺安镇东北五华里的铁湖嘴村，在那里会见了铜陵敌前县委书记王卓、县委宜传委员马文杰和金德培、陶述祥等同志。

在皖南事变后不久，在万分险恶的环境中，我们又能见面，大家都激动得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

当时，我们只有赵老五、王学、刘和安、马俊峰这些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同志和尹彬、杨林等地方干部组成的两支游击队，加在一起，也不过二、三十人、十几条枪。在我背后有日寇一 一六师团和伪军兴亚大队，在我正面有顽军一四四师，此外，还有国民党铜陵县政府所属的县、乡警保队和清乡队，到处活动 。

我们刚进入这一地区，就遇到顽军的频繁清剿。他们到处设立关卡，封锁交通要道，强化保甲制度，疯狂搜捕我失散和隐蔽坚持斗争的人员。日本侵略军也不断进行扫荡。斗争环境十分艰苦，晚上，我和王卓只好用麻布袋装着被条，随身背着，到处为家。我们有时住在窑洞里，有时住在麦田里，有时住在路旁的人字形鸭棚里，有时就在树林里露宿。

三月中旬，新四军七师为了加强这一地区对敌斗争力量，派彭嘉珠同志率一个连夜渡长江，到铁湖嘴和我们汇合。为了统一敌前党政军的领导，由彭嘉珠、王卓和我组成行动委员会，彭嘉珠为书记，我为副书记。

半个月后，彭嘉珠奉命调回江北，接着七师又派何志远、巫希权、肖须知等同志来到皖南。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加强铜、青、南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决定成立铜、青、南地区党政军委员会，由何志远、巫希权、肖须知、王卓和我组成，何志远任书记，我为副书记，巫希权任大队长。

我们分析了这一地区的斗争形势，决定采取隐蔽发展、积蓄力量的方针，并以群众基础好、粮食充裕、地形有利的埂塘、焦家埠一带为中心开展活动，力求尽快地与青阳北乡等地连成一片，发展为较大的游击区 。

五月的一天，驻守在铜陵县长龙山的日本侵略军，到顺安河东的大村子抢掠，从焦家埠过河朝埂塘奔来。这时我们部队正住在埂塘，巫希权同志问我们：“鬼子来了，打不打?”

这是我们重返皖南后第一次遇到一个小分队的日本侵略军。如果打好这一仗，对于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商量后决定：打，而且一定要打好。

“巫希权同志立即指挥部队隐蔽到村旁树丛中埋伏。鬼子一进入伏击圈，我们的机枪、长短枪就一齐开火，敌人死伤一片。接着，巫希权同志举起手枪， 一跃而起，带领部队冲杀过去，日军慌忙逃进油菜田。战士们又冲进油菜田勇猛地追击敌人。经过 一场激战，这个小分队的鬼子除逃走一个以外，其余的全部被击就 毙、击伤。我部得胜之后迅速转移而去。

埂塘伏击战，打得十分英勇，影响也很大。这一仗，不仅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而且使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这一带建立起来了，出现了许多 动人的事迹，至今还为当地群众所传颂。

“老张英刀劈乡公所”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张英同志住在铜陵县郎坑口的一座小庄里，是这一带有名的篾匠。他三十岁开外，身材高大，秉性刚强，为人豪爽，耍一手好大刀，专爱打抱不平。由于他留着一嘴浓密的胡须，当地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张英”。

有一次，他挑着篾匠担子路过王村，见几个如狼似虎的乡丁踢倒一个瞎老太婆，要把这个瞎老太婆的 家儿子绑去当兵，顿时火冒三丈，抢上去一顿拳打脚踢，把这几个 一乡丁打得脸青鼻肿，结果他自己被顽乡公所抓去蹲了几十天大牢。

我派丫山的地下党员何敏同志找到老张英，向他宣传党的抗日主 张，动员他领头组织抗日游击队。在党的感召下，张英挺身而出， 很快聚集起一批爱国青年。

可是， 一凑合，除老张英使用的一把大刀外，只有几支打鸟的土枪，这怎么行呢!大家正在焦急时，老张英哈哈一笑，伸手捋了一把浓密的大胡子，胸有成竹地说出了袭击丫山顽乡公所的计谋，大家一致叫好。

第二天，刚麻麻亮。他挑选了几个精壮的小伙子，挑着藏有鸟枪、大刀的几担柴草向顽乡公所走去，哨兵大喝一声：“什么人 ? ”

“卖 柴 的 !”

“挑这儿来干什么?”

“伙房要我们送来的!”那个青年一面回答， 一面接近哨兵放下担子，冷不防地抽出土枪，对准哨兵减道： “不许动!”

哨兵见他手中握的是土枪，便往后一退举起枪来。这个青年扣动扳机，谁知却是瞎火。这时，那个哨兵把枪栓哗啦一拉，推上了子弹。正在这危急关头，老张英一个箭步窜上去，抽出那把

闪闪发光的钢刀，“嗖”地一声砍倒了那个哨兵。接着，他领着大家冲进顽乡公所，乡丁们还在睡梦中，就乖乖地被缴了枪。天亮了，这个消息象长了翅膀似地在四乡八镇传开了，老百姓称赞道 ： “老张英刀劈乡公所!”

在这以后，铜陵敌前的长龙山脚下的俞村在俞耀祖同志带领下成立了游击队；狮子山脚下在张太富同志的带领下成立了游击队；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顺安、朱村、荫封圩、青阳北乡等地，就成立了十多支游击队，形势十分喜人。

与此同时，铜陵敌后县委在朱农、鲁生、陈尚和、叶为祜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以叶为祜同志为首的较早成立起来的铜陵敌后游击队，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叶为祜同志是铜陵叶家洲人，出身贫苦。他开始组织游击队时，只有几把马刀、几个手榴弹，后来从水里捞起一支断了枪托子的“三八”式步枪，这支游击队才有了第一支枪。在叶为祜同志的带领下，这支游击队首先镇压了投靠日寇、鱼肉百姓的汉奸黄乡长，从此声威大震。

以后，他们又以“新四军第七师除奸团”的番号，活跃于长江沿岸，深入敌巢镇压了查啸泉、张贤驹、叶茂华、胡朝珍等汉奸、恶霸和叛徒，使这一带的敌、伪闻之丧胆。

铜陵敌后县委以此为基础，组建了铜(陵)无(为)独立连。铜陵敌前、敌后县委领导的抗日斗争紧密配合，互相呼应，使铜、青、南地区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

从一九四一年三月到十一月，我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与敌伪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连续不断地粉碎了装备精良的顽五十二师的清剿，武装力量由原来的几十人迅速发展到六百多人，并在敌前成立了一个主力大队，由巫希权同志任大队长， 一个游击大队由肖须知负责，何志远兼政委；我兼政治处主任。

在这期间，我们还收容了皖南事变失散的一百余名干部、战士，除大部分护送江北外，留下一部分充实到各地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中去。游击区也不断扩大，使铜陵县的顺安乡、朱村乡、天宝乡同南陵县的丫山，以及青阳县的北乡连成一片，并向敌后的铜官山一带发展。

一九四一年底，国民党顽固派调集桂系李本一的一六七师，向江北皖江根据地大举进攻。我七师师部决定抽调皖南沿江游击部队的主力，参加保卫皖江根据地的战斗。留下一个班和一些侦察员，合计不到三十人，由巫希权同志任大队长，我为政委，继续坚持斗争。

这时，顽五十二师又加紧对我清剿。同时，日本侵略军也对我进行疯狂的扫荡。在敌、伪、顽夹击和轮番清剿的情况下，斗争特别艰苦。顽五十二师对繁昌县红花山等地清剿，使我繁昌县委几位负责人苏拓夫、金涛等同志相继英勇牺牲。

面对着这种残酷的斗争形势，我们这支精悍的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巧妙地在敌人梅花桩式的据点中穿插活动，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同敌人周旋于铜、青、南 一 带狭小的区域。有时为了甩掉敌人，一夜要行军百余里，有时为了迷惑敌人， 一个晚上要转移几个地方宿营。按照我们的经验，狗叫连成一条线，准有敌情，必须立即转移 。

这年冬天，雨雪特多，天气奇寒。零下十几度的寒夜里，我们还穿着破夹袄和单裤，时常在野外宿营，阵阵风雪吹打，钻心刺骨。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有的战士对于能否在这里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产生了怀疑。

我们向战士们讲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光荣传统，重返皖南近一年来的战斗历程，开辟皖南沿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等，要求全体指战员咬紧牙关，度过困难。在急行军中，巫希权同志经常抢过战士肩上的枪，大步走在前列； 一到宿营地，他总是设法端来热水给战士们烫脚，和战士们谈笑风生地啦家常……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使战士们的情绪又振作起来。

一九四二年春，为重整我皖南沿江地区抗日武装，铜(陵)、无(为)独立连抽出一个排，同长龙山脚的俞村游击队合并为三中队，青北工委游击队同朱村游击队合编为一中队。

在这期间，顽军新七师等部加紧了对皖南山区的清剿，在皖南山区活动的中心县委书记胡明同志所率的游击队与我七师师部失去联系。师部令我部抽派一个中队与胡明等同志取得联系，并支援山区武装斗争。

我部立即派连长周长庚、支书肖少春和文化教员吕辉等同志率精干武装，从青阳出发，经南陵县到达泾县与太平交界的大山中，四处寻找，历尽艰辛，终于在泾县高山坪脚下的茶棵山与洪林、刘奎同志接上头。

第二天，又随他们夜行百余里，在歙县一个大山头的棚子里，见到胡明、洪琪等同志。至此，我七师师部同皖南山区胡明同志所率的游击队又恢复了联系。

在我沿江军民的抗击之下，顽五十二师的清剿一无所获，不久被调走了，来接访的是川军一四四师。该师系杂牌部队，下层官兵远离家乡已久，对蒋介石利用抗战消灭异己的不满情绪日增。

我们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川军官兵的处境，提出了“争取川军，打击土顽，坚决与敌伪斗争”的口号，并散发《告川军同胞书》,对被我俘获的川军官兵，则晓以大义，教育释放，再捉再放。

有一次，我们请四个被俘的川军士兵吃饭，谁知他们一看到饭菜都哭了起来。原来，在他们那里有个习惯，犯人被杀之前要吃一顿好饭菜，以为我们这里也一样。

看他们吓成那个样子，我们就和蔼地陪他们吃饭，边吃边讲道理。我们从全国抗战形势，谈到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从过去川军五十军和我新四军在铜、青、南前线合作抗日的一段往事，谈到我们对川军的期望。

饭后，我们又把枪支发还给他们，还给了一些钱，放他们回去。这件事在川军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川军官兵翘起拇指说：“新四军真够朋友!”

后来经过我们不断工作，不少下层官兵纷纷脱离川军，走上了革命的行列，其中，蔡振帮、何绍轩等同志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我军的指挥员，在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

在争取川军的同时，对反动土顽和死心塌地的汉奸，我们则坚决进行镇压。铜陵县张家冲附近的柴塘镇维持会长朱世科，是个有名的恶霸地主，他的大儿子是国民党三战区情报处的小头目，小儿子朱怀旦是伪军兴亚大队的副官。朱世科和日伪顽三方勾结搞我情报，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我们多次派人对他提出警告，他非但不思悔改，反将我张家山乡长佘秀荣同志杀害。

我们决定选择朱怀旦“荣升”副官又要拜堂成亲这个“双喜临门”之日，派具有丰富锄奸经验的侦察员徐文海同志前去“贺喜”,打入内屋，除掉朱世科父子。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我们还找当地一位姓杨的医生刻了一枚国民党特工系统的公章，制成一份假公函，证明徐文海同志的身份是朱世科大儿子的顶头上司国民党的特务大队长 。

徐文海同志藏好短枪和信件，带上一个绰号叫“马虎”的战士，装做他的勤务兵，由地方党的同志陪同，大摇大摆地夹在贺客中，来到朱世科家门。

这时，朱家客堂里早就坐满了鬼头子、伪警长和汉奸绅豪，正在笑语喧哗，猜拳行令。徐文海同志一进院子，就叫门房去通知朱世科。

不一会，只见一个肥头胖脑的人走出来，见徐文海同志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派头十足，忙满脸堆笑地问： “先生，找我有什么事?”

徐文海同志认定面前站着的就是朱世科，便故意轻声而又郑重地说：“我是‘里山'来的。”

“里山”是国民党特务和伪军接头的暗语。朱世科一听“里山”两字，忙说： “贵客，贵客!请进，请进!”

徐文海暗示有要事密谈，外边人多眼杂，不太方便。朱世科会意地将徐文海引进他儿子的新房。刚刚落坐，徐文海同志便从怀里掏出信件递过去，朱世科看完信，连连拱手说： “原来是大队长光临寒舍，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他的小儿子朱怀旦在楼上。朱世科忙叫小儿子下楼，介绍说： “这是犬子，现任大通皇协军兴亚大队副官，往后请多加关照!”

随后他让朱怀旦留在新房，陪着谈话，自己抽身出去，表示要为“大队长”另设酒筵。朱怀旦先是卑躬屈膝地行了个弯腰礼，接着向这位“大队长”表了一番功，说什么上次“里山”来人，他如何介绍给皇军，又如何双方合谋围剿新四军等。

徐文海同志一听，怒不可遏，随即一枪击毙了这个坏蛋。朱世科听到枪声正要进房，也被刚刚踏出门坎的徐文海一枪打死。

顿时，厅堂里那批醉鬼乱作一团。有的越墙逃走，有的躲在桌子底下发抖。徐文海同志带着“马虎”在混乱中扬长而去。朱世科父子被处决，使周围汉奸、敌特闻之胆寒，不得不稍稍收敛形迹。

一九四二年夏，铜、青、南地区紧张形势趋于缓和，我抗日武装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我铜、青、南大队负责人作了一些调整，巫希权同志和我仍为大队长和政委，叶为枯同志为大队副，七师派来的原老三团二营教导员罗爱民同志为大队教导员，大队建制改属皖南支队领导。

为了狠狠打击敌人，我们开始转守为攻，首先对窜犯独山的伪兴亚大队的一个中队发起攻击，仅半小时便攻占了独山。首战告捷后，又向东南跃进，在顺安河两岸，四出捣毁伪政权机构，袭击伪军，伏击小股日本侵略军，杀得敌伪胆战心惊。

随着反扫荡、反清剿斗争的连连获胜，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一九四一年夏我们只有一个顺安区，在这以后又新建了铜官山到天宝乡的五峰区，以东湖和西湖为中心的凤心区，以及铜陵洲上的沙洲区。其中，顺安区、五峰区为我活动的中心区，青北工委所在的茗山冲为我隐蔽的根据地，而敌后的凤心区、沙洲区则为我主要的兵源、财源。

在这些区里，都建立了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抗敌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征粮收税等工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经过许多艰苦的斗争，至一九四四年九月，皖南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锅陵县的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下辖顺安、五峰、凤心、沙洲、何湾、丹风、童埠等七个区。在县委领导下，成立了铜、青、南总队部，总队以下设大队，各区成立警卫连。铜、青、南地区向东和繁昌、芜湖、宣城地区，向西和贵池、东流地区连成了一大片。

革命的烽火是扑不灭的。“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国民党顽固派妄想扑灭我新四军的抗日烽火，发动了皖南事变，但是皖南事变中留下的火种，又燃烧在皖南地区。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他们同皖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坚持敌后抗战，不断地发展抗日武装，建立和扩大游击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