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讲，那段特殊时期，虽然是人祸，但也有其必然性，比如苏联、朝鲜、柬埔寨，都有类似的历史，这说明，这几乎是一种必然现象，是因为制度本身的BUG，使得人性的恶才完全的释放了出来。上世纪80年代，距离那段特殊时期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领导层依然心有余悸，准备在制度上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其中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要“禁止‘红二代’进入决策层”，对此，邓公的态度非常明确。

邓公表示，如果要继续改革下去，“就应当考虑禁止干部子弟，尤其是‘红二代’进入决策层”。其实邓公的这一意见也并非是他个人的想法，毛主席就曾经表示，“干部子弟是一场灾难”，可见，毛主席对于“红二代”也是非常担心的。但邓公的这一意见表达出来之后，却是在内部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人当场就提出了“反对意见”，有人表示，“自家孩子，怎么着也要比外人可靠一些”。

这些人认为，“红二代”深受革命先辈的影响，所以肯定是忠于党和国家的，再加上这个江山是父辈们打下来的，他们肯定也有责任来保家卫国，不会给父辈抹黑。不得不说，他们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有句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深受父辈熏陶，的确在忠诚度上似乎更加可靠，但如果教条的理解这句话，那就错误了，毕竟“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也未必一定黑”，不是有句话叫“出淤泥而不染”吗？

所以，如果机械的认为革命先辈的后代，就一定会忠于国家和人民，忠于党的事业，那是不是可以说，革命先辈的配偶也一定忠于人民、忠于党和国家？如果是这样，那十年特殊时期又是怎么来的？如果机械的认为，革命先辈的后代就一定“可靠”，岂不是就等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角度来讲，认为“红二代”就更可靠，这肯定是说不通的。

在邓公看来，当时已经有不少的“红二代”祸害人民的情况出现了，比如说朱总之孙朱国华、上将陈再道之子陈东平、上海市委书记胡立教之子胡晓阳等人，他们就显然是“红二代”之中的害群之马，其中，陈东平奸污、猥亵妇女50多人。当然，也不是说“红二代”中没有继承父辈优秀品质的，比如毛岸青之子毛新宇、刘少奇之子刘源、贺龙之子贺鹏飞、李维汉之子李铁映等人，就是受人敬仰的领导干部。

因此，在如何处理“红二代”进入决策层的问题上，邓公是非常谨慎的，按道理讲，不管是“红二代”还是普通人，都应该“一视同仁”，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机会，但事实上，“近水楼台先得月”，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而一旦松开了这个口子，那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了，那就会形成家族、血缘对权力的垄断，这还是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政权吗？所以，邓公认为，还是要禁止“红二代”进入中央，这样从长远来看，更符合国家的利益，更有利于党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