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一套标价759万元的学区房，让买家王夕和卖家张元陷入了长达三年的纠纷。王夕耗光积蓄买下这套房子，住了一年多才从邻居嘴里听说，这里曾发生过孩子夭折的事。

张元是名医生，她红着眼眶解释，孩子是在房子过户后、自己返租居住时突发疾病去世的，卖房时根本不知道后来会出事，凭什么现在被当成“凶宅”卖家？这场官司撕开了二手房交易里“返租”环节的漏洞，也把“凶宅”认定的法律模糊地带摆到了台面上。

事情得从2021年2月说起。王夕为了让孩子落户学区，和张元签了购房合同，约定张元继续租住一年，到2022年3月交房。房子很快过了户，张元作为租客接着住在里面。

谁也没想到，2021年4月，张元的儿子在家中突发疾病离世。直到2023年10月，王夕偶然从邻居那里听说此事，当场就炸了——自己买的明明是“学区房”，怎么变成了“凶宅”？她二话不说把张元告上法庭，要求退房还钱。

法庭上，张元的委屈也不少。她拿出和中介的聊天记录，说返租是双方同意的，房子过户后自己就是租客，租客在房子里发生意外，凭什么要提前告诉房东？

再说了，这几年房价跌了300万，如果按原价退房，自己不仅要承受丧子之痛，还要补上市场价和购房款的差价，这对一个母亲公平吗？“我卖房子的时候干干净净，哪知道后来会发生这种事？”张元的话，让法庭气氛有些凝重。

案件的关键在于，返租期间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算不算卖家该提前告知的“房屋瑕疵”。根据《民法典》，租赁期间的风险一般由承租人承担，可法院一审认为，张元虽然已经过户，但作为前房主，在返租时没把孩子去世的事告诉买家，违背了诚信原则。更重要的是，购房合同里有补充条款，明确写着“房屋内无非正常死亡情况”，这成了判决的重要依据。

法律专家说，“凶宅”在法律上没明确定义，但法院通常认为，房子里发生过自杀、他杀等非正常死亡，会影响房子的价值。

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的翁博甫打了个比方：要是卖家明知房子里死过人却不说，就算合同没写，也可能算欺诈。但像张元这种情况，死亡发生在交房前的返租期间，责任就有点模糊了——毕竟房子过户后，卖家的身份从“房主”变成了“租客”，要不要承担告知义务，法律没说清楚。

其实这种事全国都有。上海有买家住了两年，才发现房子里发生过凶杀案，法院判卖家赔了23万；北京有中介没告诉买家房子是凶宅，最后赔了50万。这些案子说明，法院判案时会看合同怎么写、卖家有没有故意隐瞒，还有大家普遍的观念——谁愿意花大价钱买套死过人的房子？

现在王夕还住在那套房子里，每月还着高额房贷，心里膈应得不行；张元既要承受丧子之痛，又要应付官司，经济和精神都快撑不住了。

这场纠纷说白了，就是法律在“返租期间风险”和“凶宅认定”上有漏洞。买家觉得自己花了冤枉钱，卖家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可法律该怎么平衡双方的权益？总不能让购房合同里的“补充条款”变成一纸空文，也不能让卖家借着“返租”规避告知义务。

当房子的价值和“死亡”扯上关系，怎么在保护买家权益和避免卖家被苛责之间找到平衡，才是这场官司真正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