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的上海冷得刺骨。极司菲尔路76号刑场，22岁的郑苹如抬手理了理头发，驼色大衣沾着血渍，白围巾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特务林之江握枪的手在抖——两个月前圣诞夜，这姑娘在百乐门厕所丢手枪被抓现行，被押走时还在哼歌。

“开枪吧。”她突然转头一笑，“别打我的脸，我爱漂亮。”

五十多年后，台北档案馆解密一份代号“蓝鲸”的绝密档案。照片上的姑娘烫着时髦卷发，眼神像刀子，嘴角却勾着俏皮的弧度。

木村花子给女儿梳头总用樱花头油。1918年出生的郑苹如有张日本娃娃脸，却在淞沪会战爆发当天，抄起剪刀把和服绞成碎片。“我是中国人！”她把旗袍领子扯得老高，带着同学在浦东码头发传单，零用钱全换成绷带给十九路军。

日本领事馆的聘书烫着金边。重病的郑钺推开伪司法部长委任状，女儿端起茶盏轻笑：“我爸咳血呢，要不我替他干活？”三个月后，她戴着珍珠耳钉坐在日军电台播音室，指甲缝里藏着抄密电的钢笔水。

丁默邨的防弹轿车差点撞飞街边馄饨摊。1939年平安夜，郑苹如裹着红大衣钻进后座，漆皮靴里藏着巴掌大的勃朗宁。第一次在西伯利亚皮货行，汉奸突然踹开试衣间夺门狂奔，子弹“砰”地打碎橱窗玻璃。

第二次在戈登路，子弹撞上防弹西装迸出火星。第三次在百乐门舞厅，她借口补妆冲进厕所，手枪刚扔出窗就被特务按住。76号牢房里，丁默邨太太抡起皮鞭抽她大腿：“小贱货还敢勾引人！”

近卫文隆在国际饭店套房醒来时，发现郑苹如在画长江布防图。“我们玩桥牌吧？”她笑着往威士忌里掺安眠药，日军密电塞进玻璃丝袜夹层。未婚夫王汉勋的合照背面，钢笔字被血渍晕开：“等打完仗就结婚。”

周佛海翻着审讯记录皱眉头：“她说要替未婚夫报仇。”没人注意到供词第17页有泪痕，把“王汉勋”三个字泡得发皱。

南京雨花台2004年给郑苹如立碑，台湾忠烈祠供着她的牌位，但档案里删掉了“与日伪高层密切往来”那287天。

李安拍《色戒》时，郑家后人把剧组告上法庭。上海弄堂老人却说：“王佳芝穿的那件蓝旗袍，苹如小姐当年也有一套，下摆绣着樱花。”

历史老师用粉笔敲黑板：“记住她是烈士！”没人告诉学生，这姑娘被枪决前夜，用发卡在牢房墙上刻满“抗日”，指甲缝里都是墙灰。

刑场杂草堆捡到的血衣残片，领口绣着半朵樱花——母亲教的京都双面绣针法。枪响前有人听见她在哼日本童谣，调子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唱的哭丧曲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