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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主要民族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相互融合，携手发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我国古代出现了“华夷之辩”的分割思想，主导着当时的民族观念。

华夷大防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充满了无限的创新感和突破感，同时也推动着民族观念的变化。华夷之辨最初形成于春秋时期，在秦汉时期发展深化。

之后华夏土地上迎来了三百年的分裂，少数民族政权第一次进入中土，华夷思想也有了第一次的转变。这次转变给之后的隋唐时期和五代十国时代带来巨大的影响。

宋朝从建立初期到彻底覆灭期间，同时出现了如辽、西夏、金、元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

异族战争

  • 民族观念的新思维

西晋末期，适逢天下大乱，晋朝皇室南迁，将北方国土尽数让给匈奴、鲜卑等诸多少数族。

因此，从前被汉族所压制的少数民族摇身一变，成为称霸中原的统治者。这样的政治变动下，挑战了传统的华夷思想，尤其在北方生活的官员和百姓，更加无法逃避。

虽然在这之后，北魏皇帝推行全面汉化，或许在一部分地区缓解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冲突。

可是外族统治中原这个事实，作为统治北朝的存在，及沿袭了北朝制度的隋唐。使汉族官员和百姓不得不正视这个局面，并且根据社会现状来提出更加符合时局的华夷之间的关系。

隋朝儒家学者王通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华夷思想的新主张。他摒弃了传统华夷之间的束缚，结合当下的局势，称只要能让华夏子民受到庇护，就有资格成为天下之主。

这个观点打破了传统华夷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当时的社会属于非常新潮的思想。

隋朝两代帝王

王通这种新潮观点不应该是他的突发奇想，或许是我国北部汉族居民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不断适应后所产生的新理念。

唐朝中期，韩愈摒弃了传统思想中以民族来区别华夷的偏见，提出以礼制来区分华与夷的观点。这种观点和隋朝王通的说法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为后来华夷思想的改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王通和韩愈从儒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华夷之辩的理念。

这种思想不能视作儒家学者个体为求标新立异而产生，而是应该结合他们所处的时局来理解。

唐朝中期的韩愈，提出这种新观点的前提是受到了唐朝皇室中华夷观念的影响。

唐朝皇室本是北朝受到少数民族影响的汉族人，他们长期生活在异族统治的环境中，华夷之别于他们而言并不重要。唐太宗与朝臣谈及其自身武艺和成就时，便提到他能够接受各族的原因。

唐太宗认为，自古以来华夏领土尊汉族，贱异族，他却将他们一视同仁。

这是我国古代王朝中，首次由帝王提出胡汉一家的统治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

他摒弃了传统的汉族为尊异族为贱的偏见，这样的政治胸怀可以称为前无古人。

这种无论什么民族，都一视同仁的态度被帝王提倡，所以在唐朝时期传统的华夷之辩并不存在。

后来的韩愈会提出全新的华夷关系的观点，正是受到了这种思想的熏陶。

唐朝中期，因为受到安史之乱的影响，导致唐朝此前华夷如一的开放政策发生了变化。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是北方城镇，居住在此处的大部分汉族人受到少数民族统治的影响，已经被“胡化”，所以胡汉相融的现象在北方城镇普遍存在。

后来赵匡胤建立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乱象。但北方大部分城镇仍然处在由异族统治的环境中，并没有因为新朝建立而发生改变。

后来宋与辽两国相互对峙，原本身为汉族的当地人因为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逐渐与同族发生隔阂。

宋辽对峙的同时，女真族迅速崛起，先后灭了辽国和北宋，中国北方再次被异族彻底占有。

这时女真族所统治的疆域远远比辽国更广，并且维持了与宋朝南北对峙的情况。

从辽到女真族的金，北方的汉族人在异族统治之下，生活了将近三百年。

辽国将士

异族身为统治者成了北方的一种常态，如同之前的南北朝一般。

分隔南北两地的汉族人，因为交互行为被政治因素阻断，最后彻底被视作异族和敌国民众。

这样的环境下，因为南北两地汉族人由不同民族统治，传统的华夷之辩就此发生分歧。

在北方儒家学者看来，过分强调华夷之辩不再是唯一的论点。

这些儒者们不约而同地淡化这种传统，在某种意义上便是放弃了传统的民族立场问题。

他们淡化传统思想的同时主张《春秋》所云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观点。

这种变化体现了北方儒者在异族统治的影响下，对传统华夷思想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儒学经典《春秋》

  • 多民族政权并立下的民族观念

边境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在我国历史上时常出现。

史书上所记载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掠夺资源和人口，为此发动了各种军事行动。

他们的入侵规律因四季变化而变化，常常在秋季入侵，自春季退回。

史书中所记载的异族入侵事件中，只有南北朝时期、宋辽金对峙和后来的清朝，在中原地区拥有长期的统治权。

原本的汉地居民在朝代更迭之下被动地接受将异族奉为帝王的事实。少数民族统治之初，汉族士子的思想和心态面临着痛苦的煎熬。

毕竟，传统思想中华夷本就有别，并且在代代相传之下早已根深蒂固。

因此，这种思想和现实的碰撞，让这些士子们并不能以正常的朝代更迭去看待异族统治中原的现实。

随着这种统治正常存在，并形成帝王继位，这种传统思想才渐渐被士子们被动接受。

这种心态的转变，基本是大部分在异族统治下的士子们的共同流程。

宋朝艺术作品

辽金时期的北方士子和百姓，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适应之后，才逐渐淡化了华夷之间的传统观念，开始面对现实。

但在异族统治者的角度看，北方汉族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并不有利于统治者本身。

在被统治的士子和民众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和财产才是最为重要的。

所以对于统治者的变化和更替，在普通士子和居民眼中相比没有不同之处。

例如北疆为胡汉边境，在战争爆发之后首先波及的就是边境城镇。居住在这里的汉族居民并不想参与到战争中去，而是希望双方和平解决。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居住于北方甚至边疆的汉族人群在民族观念上较南方汉族人群开明。

这种将现实利益作为考量标准的思想，成为大部分生活在北方的汉族人所认同。

华夷之辩、华夷大防这种需要表明立场的思想，他们并不关注。这也是北方民众在经过无数硝烟战火之后，所形成的特别观点，并且影响北方士子的仕途。

金兵南下，北宋因此而结束了它的统治，原先生活在北方的民众在经历短暂的思考后，被动地接受了异族统治。

金朝建国之初，诸多帝王都推行汉法，并且借鉴了隋唐餐厅所运用的科举制，为更多学子提供入朝为官的机会。

靖康之耻

一些帝王还会仿照前朝施行汉族官制，逐渐令北方士人对异族的偏见消失。大部分北方汉族愿意和金朝政权合作，从中获取入仕的机会和财富。

这一批由宋转金的汉族人，很快地融入了胡汉相合的环境当中去。

他们为了现实考虑，抛弃了汉族原有的民族文化方面的坚持，彻底变成金朝的臣民。

这一时期华夷大防这一论点已经消失于北方，却产生了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忠君”的理念，而对帝王的民族身份有意淡化。

金朝政权能被多数汉族人拥护，并承认其统治权力的合理性，与金朝初期帝王主动推行汉法有关。

到了金朝中期，金国国力到达峰值，世宗时期为金朝最繁盛之时。放眼于金朝统治中原的历史时段，除了与宋朝交战致使其覆灭时。

一部分汉族人还存有华夷大防的观念外，到了金朝中后期，汉族士子的观念只剩“忠君”。

这一时期的华夷大防已经被士子们抛之脑后，并且这一时期的北方汉族人已经习惯了金朝的统治。

这种忠君思想和习惯导致在金、元两朝更迭时，有部分士子以身殉国。由此可见，在金朝统治中原的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汉族人已经不再将金朝统治者视为蛮夷。

金朝亡国之后，许多汉族人通过文章诗词来表达自己对故国的思念。

经历金朝统治之后的北方，华夷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北方士子不再有种族大防，唯有忠君。

金国将领

  • 宋入元的华夷观念

北魏、辽、金这些朝代成功地进入中原并实行自己的统治权力，在中原建立了自己稳固的政权。

在这个时期，南方仍然存在着汉人政权与这些少数民族对峙。严格来讲，彼时的北方各个民族只是统一了局部的中国。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南宋于崖山败北，从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蒙古人在这场战役之后，成为我国古代封建时期首个统一全中国的少数民族。

蒙古人进入中原这项政治变动，整个中原的士人和民众的感受并不一致。对于长期生活在辽、金统治的北方区域汉人而言，将异族奉为帝王已经过去百年。

所以在蒙古消灭金朝之后，他们的感受与从前的朝代更迭并没有差别。

以身殉国或者怀念故国只不过是因为忠君思想，却并不因为华夷大防。

南宋时期战争

但是当蒙古人带兵南下消灭宋朝时，南方士子民众却是第一次感受到来自蛮夷的统治。

他们不但要面临亡国的悲恸，还要面对华夷大防这一传统思想的考验。这种亡国和斯文扫地的双重打击不是前朝历代遭遇朝代更迭的悲伤可比拟的。

一些士子发誓不与蛮夷同坐同行，甚至将这份憎恨引到整个华北地区。宋朝优待文人，所以在亡国之时，士子们便报以忠义。

身处亡国之际的士人，大部分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用自己的行为来体现华夷有别这一思想。

宋太祖在建国之初将唐朝覆灭和五代十国时期的乱象视为警示，压制武将的同时重用文人，这样一来，便造成了宋朝士风的盛行。

因为士人在宋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和尊重，他们感恩于帝王的知遇之恩，便尽其所能地效忠于帝王。

宋朝官员

因为各项制度和宋朝鲜明的重文特点，造就了宋朝忠君思想的高涨。这种狂热的忠君思想虽然是帝王有意造成的，却也让它成为儒者理念中最本质的思想。

它成为士人最在意的一点，甚至一些未出仕的士子，同样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

全部士人和民众主动或被动地将忠君思想视作最重要的思想，而传统的华夷之辩和华夷大防却逐渐靠后成为次要。

结语：

通篇看来，宋、金、元三朝更迭时，因为忠君思想的渗透，前北宋所统治的汉人秉着忠君思想，将忠君作为操守。

靖康之难后，宋朝皇室南迁，虽然有不少人坚持效忠于南宋皇帝，但更多的人依旧在金朝统治的北方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故国思想渐渐被淡化，华夷大防和忠君思想的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

元朝之后，北方汉人要么已经不存在华夷大防之观念，要么干脆不谈与之相关的话题。

元朝统一初期，还有一些南方士人坚决不入元帝朝廷，宣扬华夷之辩。

但几十年之后，南方士人凋零，元帝的统治也逐渐稳定，异族执政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所以华夷之辩逐渐消退，被忠君思想所取代，到了元朝中期，华夷大防已很少被人提起。

资料出处：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正统、道统与华夷之辩——论南宋的“中国”认同及其历史意义》

《从华夷之辩到价值认同：重审儒家天下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