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影和电视剧版《大决战》的人，大都会对顾祝同与刘峙这对“卧龙凤雏”组合印象深刻，二人一个被称作老蒋的“传声筒”，一个被调侃为“猪将军”，一同贡献出战略决战中的经典名场面。

影视作品中的顾祝同与刘峙

当然，此时的二人除了被一同视作国军腐朽无能的典型外，却也有着对老蒋缺乏担当的“忠诚”，不然也不会被老蒋在严峻形势下委以重任。不过，老蒋对顾祝同的信任和重用是发自肺腑的，对刘峙却是权衡利弊后无可奈何的选择……

那么，昔日同为老蒋“五虎上将”又同样以“忠诚”著称的顾祝同和刘峙，为何在老蒋眼中会有明显的厚此薄彼差距？

其实，当我们把时间轴拨回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前后，便不难发现二人的悬殊差距早已在个中细节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西安事变”爆发后，老蒋被扣的消息传至南京，在国军内部产生晴天霹雳影响的同时，也使一众要员们立时陷入群龙无首的慌乱之中。这样一来，本就派系林立、波谲云诡的国军阵营迅速分化为“主战”与“主和”的两派势力。

以何应钦、戴季陶和朱培德等人主张以武力威慑，迫使张学良尽早释放老蒋；而以宋美龄兄妹及孔祥熙、冯玉祥、张治中等人为首的“主和派”则积极主张与张杨开启和谈，确保老蒋不被二人“撕票”。

西安事变期间的宋美龄

12月15日，在宋美龄私人代表端纳赴西安探视并传出老蒋“一切安好”信息的基础上，主战派与主和派正式坐在一起商谈如何拯救老蒋的方案。只是，从主战派代表、国军元老戴季陶开口发表煽动性言论的那一刻开始，主和派已然处于下风。在发言中，戴季陶这样“义正言辞”的阐述他的武力讨伐理由：

“若是校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票赎票的方式救出来，则校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逆，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

不得不承认，这位曾任国府宣传部长、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的元老级人物，在“宣传引导”方面的确有在场众人难以企及的优势，无论他本人是否出于真心救蒋的初衷，这番极具煽动性的言论都使得一众黄埔系将领纷纷附和支持。

眼见时机成熟，作为黄埔系将领“领军人物”的何应钦也站出来一锤定音，明确了对西安张、杨二人的“讨逆作战”方针并自任讨逆军总指挥，旋即开始了调兵遣将、部署平叛的军事常规操作。至此，作为“讨逆”前线关键指挥人选的刘峙和顾祝同也千呼万唤始出来了。

抗战时期的顾祝同

时任河南省主席的刘峙被任命为“东路军”总司令，下辖宋希濂、王耀武、李默庵等7个师及1个教导总队兵发潼关，目标直指西安；时任贵州省主席的顾祝同则被任命为“西路军”总司令，率胡宗南第一军及两个师穿插在宝鸡至咸阳之间，充当策应和掩护东路军作战的任务。

当然，就两人的任务分配而言，刘峙的东路军明显是此次武力讨伐的主力军。这里固然有距离优势的考虑，但更多的还是黄埔教官出身、风头正盛的刘峙被何应钦这位黄埔总教官、国军“二号人物”的认可与提携所致。

只是让刘峙没能料到的是，“西安事变”不仅使他与顾祝同的身份地位拉开了明显差距，也让他在老蒋心目中的位置一落千丈，走向了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相比于这边刘峙风风火火的走马上任，摆出一副与张、杨以命相搏的姿态而言，顾祝同却保持一份难得的冷静。得知老蒋西安被扣的消息后，他第一时间前往南京与宋美龄和宋子文兄妹二人沟通协调，言行之间尽显一副对老蒋的“忠诚担当”。

影视作品中的刘峙

不仅如此，顾祝同在暗中积极联络胡宗南、关麟征以及东路军的宋希濂和王耀武等人，以黄埔教官的身份规劝众将谨慎从事、谨防酿成大错。无论就前线实际效果还是他本人的清醒之举而言，他都得到宋美龄的认可和铭记。当然，也就预示着日后老蒋对他的高度认可和接纳。

这一点，又恰与积极进攻的刘峙对宋美龄阳奉阴违、貌合神离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也由此注定了二人日后命运轨迹的微妙变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刘峙和顾祝同的命运齿轮也就此加快了转动。因救蒋有功，顾祝同在老蒋安然归来后迅速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间隔不足一个月，老蒋又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坐镇潼关，指挥5个集团军对陕北施加军事压力，这样的重用和晋升速度，说是“坐火箭上升”也不为过。

反观另一边的刘峙，不仅当面向老蒋献殷勤碰了一鼻子灰，自己也成了顾祝同手下的小老弟，出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抗战爆发后，刘峙因在华北对日作战不力而被世人称为“长跑将军”，老蒋当然也清楚刘峙的能力和秉性，索性直接将他调到大后方任重庆卫戍司令。

重庆国民政府行营旧址

不过，刘峙圆滑的为人处世还是让他收获了国军中不少情面，这一点，从解放战争之初老蒋任命其为进攻中原军区的郑州绥署主任一职也能看得出来，对这个昔日的“福将”，老蒋还是寄希望于他能沙场建功的。只是随后中原和华东两大战场屡战屡败、损兵折将的现实再次让老蒋清醒对方的不堪大用。

被雪藏了一年之久后，无人可用的老蒋在徐蚌会战前夕再次启用了刘峙，但此时的他早已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可言，充其量不过是徐州与南京之间的一名“高级传令兵”罢了。

而顾祝同则与他有着“天壤之别”，虽然同样是与我军交手屡战屡败，但身份地位却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厚。及至解放战争后期，他已成为继陈诚后的国军参谋总长，是彼时的老蒋最信任、最重用的“红人”。

因此，在徐蚌会战前夕的军事会议上，顾祝同成了代表老蒋前往发号施令的“钦差大臣”，而刘峙则成了认真倾听、唯唯诺诺领命的“小跟班”，身份地位高低立判……

淮海战役场景（油画作品）

联想到这般悬殊境遇，如果回到12年前“西安事变”的风口浪尖上，刘峙又是否会上蹿下跳，誓要做攻进西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

所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迈错了这一步，后面的路也就注定不会是一片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