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大卫·坎纳丁 译者：孙逸舟

大英帝国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但它并没有彻底从人的头脑中消失

以上全部都已经是过去式了，因为其所描述的那个等级制帝国的世界——“一个完整的互动体系”——我们已经失去了。但是，它的确消失了吗？我们确实失去它了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的，但不完全如此。世事变迁，但仍有幸存者存活下来，仍有遗存物遗留下来。诚然，这个曾兴盛于1850年代至1950年代，并在1897年维多利亚钻禧庆典和1935年乔治五世银禧庆典之间达到顶峰的 “广大互联的世界” ，已经消失了——恰当反映这一历史性革命事件的，是罗宾·库克在1997年5月就任英国外交大臣后作出的一项曾被媒体报道的决定：将昔日英国殖民地长官和印度王公的肖像从他办公室的墙上摘下。但是，在那些曾是大英帝国属地的地方，无论是帝国中心还是帝国外围，仍有等级制的踪迹可寻——无论是作为结构还是情感，作为制度或是意识形态，而且这些踪迹有时会出现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在南亚，无论当年曾受到英印当局和国大党政府怎样的对待，失位的土邦王公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财产和地位，其中一些人还以外交官、邦长官、内阁部长或民意代表的身份继续参与印度的公共生活，而印度总统身边则环绕着各种当初专门为英国副王创设的礼器仪仗。

在离印度不远的马来亚，素丹们的境遇比这还要好，他们挺过了日本的侵略和占领，挺过了左翼游击队前所未有的袭扰，还挺过了英国当局有意背弃历史上的条约义务、不再支持他们的做法——简单来说，英国人是想像早先抛弃印度王公那样抛弃他们。以此为宗旨，殖民地事务部在1945年到1948年曾试图建立一个马来亚联邦，素丹们在其中的权力和地位将受到极大削弱，而英国则将向其他社会群体移交权力。不过，与印度不同的是，当地并没有出现要求削减世袭统治者权力的声音，而素丹们及其臣民的抗议声浪之大——一如1930年代的情形——最终迫使英国人放弃了阉割他们权力的做法。这之后，经与新兴民族主义者开展审慎合作，世袭统治者保住了自己的权势，独立谈判异乎寻常地平稳推进，其间没有发生民族主义骚乱，素丹们的权位也没有动摇。结果，当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保障诸位殿下作为各邦立宪君主的地位和声望” 成为新宪法的关键条款；各邦统治者同意，新国家的君主将由他们互选产生，每届任期5年，人选在各邦之间轮换。与英国人为他们设想的一种（注意英国人再次使用的类比）“介于一位18世纪的主教和一位世袭的英国郡守之间” 的地位相去甚远，他们的权力几乎毫发无损地保留了下来，直到最近。

上述印度和马来亚的不同案例表明，从英国统治下独立，既有可能促使社会等级制和世袭统治者的权力走向终结，也有可能促成对这些事物的维护。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旧帝国的某些部分出现了一幅传统社会等级体系和社会认知得以有限存续的图景。曾经由英国建立或保护的文莱、约旦、布干达、汤加、莱索托、科威特、阿曼和斯威士兰等君主国都还在延续；而从尼日利亚 （四分之一的内阁成员由酋长担任）到津巴布韦 （执政党在地方层面垮台后，胡伊萨酋长的权力得以复兴），酋长威仪和部落认同则继续在曾是英属非洲殖民地的土地上存续 （或得到恢复）。这些还不是仅有的标志。在女王最近对加纳的访问中，她在几场杜尔巴大会上接见了阿散蒂酋长们，此情此景绝对会让卢嘉德勋爵感到欣慰；纳尔逊·曼德拉的权威，显然有一部分来源于他作为一名世袭的南方恩古尼小酋长的地位；而上一任英联邦秘书长则是尼日利亚的埃梅卡·阿尼奥库酋长。与此同时，在加拿大和新西兰，因纽特和毛利酋长们得到了相当的关注和尊崇，这是他们的先辈在帝国年代从未得到的。

即便对于英国本身，以及过去的白人定居殖民地而言，作为等级制的帝国也还没有彻底终结，还有一些早应完成的调整工作和姗姗来迟的解体步骤正在进行中——也或许并没有在进行中，因为这些都不是不可避免的。1999年11月，英国上议院中的世袭贵族席位基本都被取消，这一发生在昔日帝国中心的事件，是对土地贵族、不成文宪法传统和伯克式的有机宪政体制的一次毫不含糊的打击，早在1911年的《议会法》中就有过预示和承诺。但是，在这两个年份之间的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并没发生过什么实质性变化，只要英国还是一个帝国，传统的世袭贵族们就还继续留在传统的上议院中。然而，一旦大英帝国在人们眼中无可挽回地终结了，世袭贵族们便很快随之而去了——确切来说，这发生在香港回归中国两年后。海外最后一个重要的殖民据点的终结，和本土最后一个重要的等级制堡垒的终结，几乎同时发生，这不会是个巧合。目前还出现了对英国的荣誉体系进行全盘检讨和合理化的呼声，毕竟，即便在终结了圣帕特里克骑士团、印度之星骑士团和印度帝国骑士团，并停止授予各种海外经历相关的勋章后，这一体系仍然固执地困在一种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20世纪早期式的错觉中，其不合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受权刊发，选自《帝国作为装饰品：英国人眼中的大英帝国》，[英]大卫·坎纳丁 著，孙逸舟 译，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5年3月。

相同的观点也出现在三个继续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为元首的前自治领国家中。的确，她同时分别是加拿大女王、澳大利亚女王和新西兰女王。但是，这几个位置从本质上讲是难以协调的，因为她平时远在世界的另一头，只是偶尔才来访问这几块海外国土；不仅如此，它们还是旧式的帝国君主制的遗存，而不是充满活力、独立自主的国家身份的表达。这些位置还会存在多久？在世袭贵族被赶出英国上议院后，几乎同时发生，但结果似乎相反的是，澳大利亚在一场全民公决中，以55%对45%的多数，保留了女王作为本国元首的地位。一种观点认为，大英帝国基本上和整体上是乡村和农业性质的；而与这种观点相一致的是，澳大利亚君主制最鲜明的支持者来自昆士兰、塔斯马尼亚和西澳大利亚这些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州，这些支持者严厉批评的对象是住在悉尼、墨尔本和阿德莱德的“葡萄酒共和派”，后者是那些当年从未得到过帝国精英圈子青睐的中产阶级城市居民的后代。不过，尽管传统派在短期内取得了胜利，人们总体的感觉是承认君主制终将结束——不仅在澳大利亚如此，在其他以女王为元首的英联邦国家亦如此。在君主制终结之时，等级制帝国的残余就将消失殆尽。可是，谁能确定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谁又能自信地预言这种情况何时会发生？

与此同时，这样的态度和认知也确实存在于昔日英国和帝国等级制的顶点，即女王个人身上——准确地说，只是部分地存在。她在英联邦首脑会议上恰当地扮演着一个后帝国时代的低调参与者的角色，她默默接受了在她1952年即位时仍然君临帝国的君主威仪的持续萎缩，她在千禧年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表达自己对当地人民的美好情感的同时，强调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决定自己国家的君主制度和宪政体制的未来。在另一方面，她的祖父母和父母曾是印度皇帝和皇后，她喜爱那个属于土地贵族和大地产的传统世界，她对于勋章、制服、奖章、授勋仪式和各种典礼的热情一如她的先辈。身居帝国等级制遗存的顶点，她乐于见到各种事物有序、不变，这是毫不奇怪的。她生于1926年，在乔治五世银禧庆典时已经9岁，因此，她也是帝国的孩子，并在1947年访问南非期间，借自己21岁生日的机会，宣誓自己将把一生奉献给这个帝国。另外，她似乎特别偏爱那些身为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属地君主的后代的国家元首，例如已故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巴斯名誉骑士大十字、皇家维多利亚名誉骑士大十字、皇家维多利亚颈环获得者）以及文莱素丹（圣米迦勒和圣乔治名誉骑士大十字）和汤加国王（圣米迦勒和圣乔治名誉骑士大十字、皇家维多利亚名誉骑士大十字、大英帝国名誉骑士司令）。

或许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传统观点和认知不但在女王身上延续，还在下一代的查尔斯王子身上传承。作为海格罗夫庄园的所有者和庞德伯里新市镇的创立者，他对事物的“自然”秩序深信不疑：无论是在一支部队里还是在一座庄园里，人人应该各安其位，遵循尊崇和等级的原则。这些关于内部事务的认知和预设也像影响他的祖先那样，影响了他本人对于那些曾是大英帝国属地的国家和民族的看法。他认为，假如乔治三世前往北美做一次访问，13个殖民地便不会反叛英国，因为殖民地居民将了解到国王为人的正派。他希望遵循他叔公的先例成为澳大利亚总督，在了解到这是很多澳大利亚人不想看到和不会欢迎的情形后，他深感失望。约旦的侯赛因国王逝世后，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追思礼拜上，他在悼词中认为逝者与自己处于平等地位 （就像当年那位威尔士亲王认可夏威夷国王的地位一样），认为已故国王的社会等级消解了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异，“将贝都因阿拉伯人的品质和——在我看来——英国绅士的品质完美结合起来。”大英帝国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但它并没有彻底从人的头脑中消失——在白金汉宫和其他地方，它留下的等级制情绪和某些结构仍在延续。

本文为《帝国作为装饰品：英国人眼中的大英帝国》一书“第十二章 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