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朗普的经济战：关税是核心武器，复兴制造业是战略目标

在理解关税战之前，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弄清本届特朗普政府所要追求的战略意图，以及推进策略。笔者认为，2024年共和党竞选纲领和传统基金会的“2025计划”（project 2025），已经很清晰地展示了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经济蓝图，笔者将这两份纲领的主要观点原文摘录如下：

1.实现“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共和党人将对外国制造的商品征收基准关税，以保护美国工人、农民和工业免受不公平的外国竞争，消除1万亿美元以上的逆差。

2. 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进口必需品，并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撤销拜登政府在汽车产业有害的法规，以及阻止进口中国汽车来重振美国汽车业。

3.共和党人将把重要的供应链带回美国，让美国重新成为制造业超级大国，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稳定，同时为美国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工资。

4.共和党人将加强"购买美国货 "和 "雇用美国人 "政策，禁止将工作外包的公司与联邦政府开展业务。

5.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重建我们的城市，尤其是让华盛顿特区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美丽的首都，振兴我们的工业基础，优先发展国防关键产业。

6.减税永久化，共和党人将削减那些扼杀就业、自由和创新的繁琐法规，减轻企业的负担，增加美国在新兴产业的优势。

共和党竞选纲领第三章中，将以上的经济目标将其归结为：“我们的美国优先经济议程有五大支柱：削减法规、减税、确保公平贸易协议、低成本能源以及倡导创新。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将恢复所有美国人的经济繁荣和机会”，现在特朗普的每天发言和政策，基本没有脱离这个框架。

通过这些纲领，我们可以看出特朗普的战略思路：

第一，关税是核心武器。共和党右翼派放弃了过去民主党、共和党建制派所采用的投资、减税、补贴等温和的鼓励性政策工具，开始用关税壁垒这种强制方式来达到目的，希望通过关税来实现减少外国产品输入、强迫本国跨国公司回迁供应链，以及用新增关税收入给企业减税的“一石三鸟”目的。

为此特朗普于4月2日宣布了 “对等关税”方案，并认为这是把美国从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经济掠夺中解放出来的一天，所以又将之命名为“解放日方案”。我们通过“解放日方案”可以看出，特朗普主义者所追求的贸易平等，不是关税税率对等化，而是结果均衡。比如欧盟与美国同为自由贸易经济区，二者之间的税率顶多有3%左右的差距，特朗普一下子对欧盟增收20%的关税，这些都是哪门子关税对等呢？只不过是重塑经济平衡的一种策略或武器而已。

第二， 削弱中国工业制造能力，以及恢复美国工业产能是共和党右翼派的终极目的。因为工业生产是国防军事能力的基础，也是科技研发创新的土壤，从全球近代经济史来看，科技中心与工业中心之间有尾随效应，一国/地区成为工业中心后，之后二三十年就会成为科技中心（如美国在19世纪末成为第一工业大国，在1930年代成为第一科技大国），而产业空心化必然导致军事和科技能力的双重衰退（如香港地区由于过早去工业化，导致其想成为科技中心的雄心，一直无法实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今中国工业竞争力上的优势在日渐扩大，科研创新能力和军事实力也随之快速上升，对美国核心竞争力造成威胁，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现实，所以美国的战略核心放在与中国在制造业能力的竞争上。

(中美制造业能力差距越来越大）

有很多朋友问，特朗普上任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比如提出必须改革北约防务体系、摧毁自由贸易机制等等，是否意味着美国财力已经耗尽，承担不起提出全球公共产品支出的开支了？笔者以前撰文就有曾经指出，美国当前的财务状态和经济增长情况是OECD国家中最好的之一，美国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支出顶多1万亿美元左右，完全可以负担的起；并且美国通过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获得世界管理者的角色，其收益远远大于支出。

所以，特朗普扛起关税战和“再工业化”的大旗，不是美国财政真正出现了问题，或者无法承担管理世界的成本，主要还是出于跟中国竞争的需要，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是一种是被动反应，也是眼前唯一的策略。

二、“去工业化”和贸易逆差的逻辑

尽管特朗普的高关税是一种经济霸权做法，不过抛开它的公平性，单就从美国自身角度来讲，能达到美国保守主义者们期待的消除贸易赤字，以及实现制造业回流的目的吗？形象来说，就是能实现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所说的 “数以百万计的人类大军拧着小小的螺丝去制造iPhone”的“令人激动的景象”吗？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判断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持久性。如果真能达到，即便是损失利己、冒天下之大不韪，那它仍将会获得历史动力，未来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如果这些目标实现不了，注定只能是一场“王政复古”式的闹剧。

那么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方案可以实现这两个目标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先分析一下“去工业化”和贸易逆差产生的逻辑。

从近代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存在一个悖论或规律，那就是：生产发展会产生更多的资本，经济越发达，社会上的资本就越充分，而资本会天生追求利益最大化，当其他行业或地区的资本收益大于本土制造业的时候，那么资本就会流向收益更高的地方（因此资本一直是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最强大推力），出现去工业化或产业空心化。

从经济史来看，全球所有的发达国家或地区，无法避免这个宿命。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去工业化的国家，早在1895年前后制造业的就业比例就开始下降，至今的130年时间里，英国制造业比重虽然在某些特殊年份有所回升（比如二战前后），但是总体是一个不可逆的下降趋势。

（英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在1895年前后达到顶峰，此后就不断下降）

法国、瑞士、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所有先发国家也都是如此，像很多欧洲国家制造业的GDP占比都已经降到5-8%之间，比美国还要低很多。即便目前作为制造业强国的中国也在快速去工业化，东北、北京、上海、香港等先发地区都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整体而言，2011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GDP占比已经下降了6个百分点，或许二十年后，我们将与美国一样面临同样的困境。

（全球发达国家都在上演去工业化）

另一方面，当一国实现工业化后，社会消费能力就会史无前例增长，而去工业化会导致社会的商品与供给失衡，即工业生产能力低于社会消费能力，只好靠进口填补这个短缺，如果这个国家没有矿产能源等天赋资源大额出口来弥补贸易赤字，这样就会产生逆差。

英国在工业化之后，随着海外投资能力的增长，早在1875年后就产生了贸易逆差，依据笔者的统计，从1875年到1955年的80年间，仅有12个年份有微弱顺差，其他都是逆差；二战后因为发现北海油田，短暂扭转了逆差，但是进入70年代后又一直处于逆差，今天英国的贸易逆差的GDP占比远远高于美国。

（英国从1875年开始就经常处于逆差）

美国则是在1975年开始出现逆差，并且在2000年后伴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跨越式推开，逆差急剧扩大。现在G7国家中，只有德国享有贸易顺差；OECD国家中，也只有澳大利亚、芬兰、挪威等少数资源丰富型国家处于顺差地位，就连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开始有逆差。

（2023年全球十大贸易逆差国，其中包括美英法日等老牌工业国）

三、贸易赤字和“去工业化”的不可逆转性，及“数百万人拧螺丝生产iPhone”只能是痴人说梦

那么，人类可以用贸易壁垒等非常规手段是达到贸易平衡、保护本国产业和制造业回流的目标呢？首先我们从历史经验看，这都是徒劳的，就像自从共和制出现以后，任何复辟君主制的做法都是徒劳的。

远的比如，英国19世纪末的保守党保守派伦道夫·丘吉尔（丘吉尔首相的父亲）发起的 “公平贸易运动”，意图阻止与新兴工业大国德国、美国日益扩大的逆差，扼杀这两个国家工业的成长。他们还专门成立了“国家公平贸易联盟”及“关税改革联盟”，创办了《公平贸易》杂志，宣传他们抵制外国商品进口的移民的主张，其口号和诉求与特朗普几乎如出一辙，但是这场运动轰轰烈烈一二十年，也最终无果而终。

另一个例子是1930年美国胡佛总统推出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 Hawley Bill），将进口商品的税率提高到平均55%，创下182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该法案受到35个国家的反制，比如汽车领域，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均对美国整车或零件，加征50%至167%的关税，导致美国对欧洲出口额从1929年的23.41亿美元降至1932年的7.84亿美元；全球商品出口占GDP比重由1928年的11.2%降至1935年的5%。胡佛的关税壁垒不仅没有拯救美国工业，反而加剧了大萧条，根据Crucini 和Kahn的研究，该法案让美国生产总能力下降2%，罗斯福执政第二年就将其废除。

近的例子就是自从2017年特朗普挑起全球性的贸易争端以来，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全球占比三个指标仍然在下降，这三个数据在2016年分别是11.4%、8.9%、18%，2024年则分别是9.9%、7.9%、15.7%。美国规模最大、最有针对性的制造业回迁促进进化就是2022年推行的《芯片法案》，近三年下来也是收获甚微，以至于最近特朗普呼吁废除这个法案。

所以，即便是今天特朗普试图推行超高额关税壁垒，也不可能带来制造业回流，实现“建设全球最强大工业国”的目标。制造业的不可回流性基于以下逻辑：

第一, 成本及价格比较优势问题。如果制造业回迁到发达国家/地区本土，无论是对于技术含量低的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对于供应链较长的高技术产业，都将带来生产成本的剧增，导致本国产品丧失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

拿苹果公司具体例子来说，iPhone手机共需要1500个零部件，由187个供应商的387家制造工厂提供（2024财年数据），其中制造工厂分布为：中国大陆155家、中国台湾49家、日本41家、越南32家、泰国23家、新加坡23家、马来西亚18家、菲律宾16家、印度13家，位于美国的仅有25家；整机制造上，中国占96%，印度占4%。在整个供应链和生产链上，大约由300万工人直接或间接为这家企业服务。

（亚洲是苹果供应链的中心，图片来源：未尽研究）

如果苹果将其产品迁回美国生产，一方面人工成本会大大增加，苹果生产链上的利润能支付起百万人的7万美元（美国去年制造业平均工资）年薪吗？另一方面，美国断然不可能构建完整供应链，多数零部件将要从亚洲进口，被课以高额关税。那么iPhone生产成本绝对不是某些经济学家所分析的增长60%左右的问题，届时售价可能达到2000-3000美元左右，到时候谁还愿意购买这种天价机呢？高关税政策其实是在为三星、华为、小米等亚洲品牌担当“神助攻”。

第二, 经济生态匹配性的问题。美国的经济已经不是围绕制造业服务，而是围绕高端研发和服务业服务，不仅是缺乏工人、工程师、供应链，还缺乏配套的科研体系、法律、金融、物流等各方面支撑，美国要重新回迁制造业，基本上是沙漠里养鱼，企业很难适应生存下去。

第三，制造业对发达社会劳动力缺乏诱惑力。截至2025年1月，美国平均时薪为34.5美元，而制造业平均时薪为30.4美元，即使制造业回归，绝大多数人也不会选择工资低、工作环境差、劳动负担重的制造业，所以，期盼制造业回归，也只不过是社会下层失落人员的一种叶公好龙式的愿景，大家宁可愿意去当收银员，也不愿意像东亚工人那样在闷热的车间里干上十个小时。

第四，未来的制造业一定是无人化智能制造。如果真的制造业迫不得已回归，那么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宁可选择加大机器人和智能管理系统投入，也不愿意雇佣大量的蓝领工人，所以，即便未来美国制造业有增长，也是不会带来就业增加的增长。到头来，经济仍走不出特朗普主义者所批评的那种循环：生产各要素中资本和科技的重要性会继续上升，人力要素继续下降，制造业收益被少数精英所掌握，仍旧改变不了“去工业化”所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

数百万人拧着小螺丝制造iPhone只不过是活在上一个时代的右翼保守主义者们的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美国无法重复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工业繁荣的盛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机会恢复制造业的竞争力，美国人或许在新的生产赛道，构建一种新型制造模式，让中国逐渐丧失优势，就像过去曾经通过产业革新消弭掉日本的优势一样，以美国的创新能力看，它很有可能做到，这也是我们值得去警惕的。（本文节选自百度百家号“关税十日谈”栏目特稿《中美关税战：特朗普的逻辑及能否实现战略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