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晚清的名臣，张之洞绝对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办学堂、修铁厂，号称是晚清教育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可是，他一辈子为国家培养了那么多栋梁，却没能把自己的儿子们教好，甚至出了个被判汉奸的后代。

这事乍一看有点像电视剧里的反转情节，细想起来却又让人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种“公家有余，私家不足”的人生反差，是不是也暗示着晚清改革的某种局限呢？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张之洞出生于1837年，那是个科举制度还稳稳当当的年代。他从小就是个神童，四岁就开始背《论语》，十三岁已经把四书五经滚瓜烂熟，还能侃侃而谈兵法策略。

十五岁考乡试拿了个全省第一，后来一路科举直上，成了翰林院的状元郎。

不过，张之洞的能耐可不只是在考场上。他后来做官，对教育这事特别上心。1863年，他在武昌创立了经心书院，这就是今天武汉大学的前身。

这个书院可不是读四书五经的地方，张之洞在这里引入了西学课程，还让学生接触机械制图、土壤学实验室这些新鲜玩意儿。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张之洞办学的脚步没有停过。1890年，他在汉阳铁厂旁边办了个技术学堂，学生们半工半读，毕业后直接去钢铁生产车间工作。1896年，他又派了一批官费留学生去日本，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来成了革命领袖的黄兴。

再到1904年，他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奏定学堂章程》，把传统的私塾教育改造成了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新式学堂。

可是，这位教育先驱在家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张之洞膝下四个儿子，结果没有一个能继承他的衣钵。长子张权在戊戌变法时选择了退隐天津，完全不问世事；次子张仁侃虽然当上了邮传部主事，却在辛亥革命后因为拒剪辫子和时代格格不入；三子张仁蠡最让人唏嘘，他后来竟然成了汪伪政府的官员，最后以汉奸罪被处死；四子张仁实虽然留学日本，却在抗战时期做了伪满洲国的官员。

张家的后代里，竟没有一个能延续张之洞教育改革的精神。

尤其是三子张仁蠡的经历，怎么看都像是张之洞的教育理念出了问题。他从小被送进京师大学堂学习，成绩却排名垫底，后来靠兄长资助去日本留学，最终走上了背叛国家的道路。他在汪伪政府任职期间，推行鸦片专卖制度，还强征了大批劳工，被历史学家痛批为“民族的败类”。

到了1951年，他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罪名里还特别强调了“败坏门风，辱没先人”。

张之洞的《劝学篇》里说过，“旧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后来成了晚清改革的指导思想。可是在张家，这种中西结合的理念显然没能实现。他的儿子们在传统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之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最终不是选择退隐，就是走向歧途。

这种代际文化的撕裂，不仅是张之洞家族的悲剧，更是晚清教育现代化的一种深层次矛盾。

晚清的新式学堂培养了大批人才，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1906到1911年间，新式学堂毕业生的就业率只有37%，很多人学了西学，却发现社会并不接受他们的知识体系。这些人往往思想激进，成为了社会动荡的推动力量。

张之洞倡导的“中体西用”理论，表面上看是中西结合，但实际上却在传统价值观和现代思想之间制造了更多的冲突。

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起点，但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教育革新不仅仅是课程和制度的改变，更需要价值观的代际传承。如果知识的火种无法在家庭和社会中延续，它就可能在时代的巨变中被扭曲或熄灭。

当我们今天站在武汉大学的老斋舍，看着墙基上刻着的“自强”二字，或许应该问问自己：在追求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忽略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和价值问题？张之洞的故事也许不能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它至少提醒我们，教育不只是教书育人，更是一场需要代际接力的价值重构。

信息来源：[《晚清官绅家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