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大卫

编辑 | 茶茶

4月15日，贝壳发布了2024年财报数据：2024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0.2%至935亿元，净利润却同比大跌30.9%至40.66亿元。不过，资本市场与公众舆论的焦点却在另一组数字上：董事长彭永东与联合创始人单一刚2023年合计年薪高达12.42亿元，这个数额是公司净利润的30.5%。

数据显示，2021 年彭永东年薪 847.8 万元，2022 年升至 4.75 亿元，2023 年更是涨到 7.13 亿元，三年涨幅达83倍；单一刚在2021 年薪酬为 685.3 万元，2022 年达 3.55 亿元 ，2023 年则有 5.29 亿元，涨幅77倍。

在房地产业迈入“黑铁时代”的背景下，诸多房企巨头的高管们选择与公司休戚与共，自降薪酬，反观贝壳高管们的薪酬却扶摇直上，显得过于突兀。以 2023 年为例，龙湖集团董事长陈序平的总薪酬和股权激励累计接近 5000 万元，仅为彭永东薪酬的 7%。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自愿放弃 2023 年度奖金，只领取税前1万元月薪。

在种种质疑声中，4月17日晚间，贝壳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及控股股东彭永东计划捐赠900万股A类普通股。根据公告内容，完成相应纳税义务后，此次捐赠股票所获资金将被分为两部分使用：50%的税后资金用于改善居住行业服务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医疗健康福利；另50%则用于应届毕业生等租客群体的租房帮扶。

然而，这个公益行为也并没有扭转舆论的风向，很多网友认为这个公益不过是贝壳高管们迫于形势的举动，是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

但仔细看年报，贝壳高管的天价年薪主要来源于股权激励，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年薪，也并非到手现金。这与网络上很多情绪化的想象，诸如“两位高管拿走公司30%的利润”，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

据了解，贝壳是具有同股不同权（WVR）架构的公司，在2022年5月公司于香港上市时，根据联交所的上市规则，具有同股不同权(WVR)架构的公司，WVR持有人(即超级投票权持有人)的股份所对应的经济利益占比不得低于10%。

而在上市前，作为贝壳超级投票权持有人之一的贝壳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及控股股东彭永东持有的权益相对较低。

因此为了满足该上市规则的要求，在联交所批准的前提下，公司向彭永东授予限制性股票。该限制性股票，在会计规则上采用“直线摊销法”，因此在每年的“股权薪酬”科目产生了较大数额，但并非一般理解的年薪。

港交所的这个规定不难理解，其实是通过将公司灵魂人物与公司利益的深度绑定，让上市公司有更加稳定的治理以及更加高效的管理，从而让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保护。然而，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这波合法操作却遭到了广泛质疑。

首先，中国素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在当下各行各业纷纷降本增效、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情况下，大厂裁人也都司空见惯，很多人在为生计发愁，而贝壳高管的年薪却逆流而上，数额完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瞬间就刺痛了很多人的心。

从制度上来说，高管天价年薪有其特殊背景和目的，是合理的；但是，从情理上来说，确实会冒犯到很多为生活奔走的人，可以想象当这样天价年薪刷屏时，会有多少“草泥马”在那些愤愤不平的心中奔腾。

与高管们赚得盆满钵满形成截然反差，贝壳的四十多万经纪人分得的“蛋糕”却越来越有限。财报显示，2024年，贝壳外部分佣、内部佣金及薪酬分别为228亿元、189亿元，合计417亿元，同比增长11.5%；而2024年贝壳有49.99万经纪人，同比增长16.9%，比分佣增速高5.4个百分点。

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贝壳下调了经纪人的分佣率。2021年，贝壳存量房和新房的GTV为36668亿元，两条业务线对应的净收入合计784亿元，从房产交易中获得的佣金率约为2.14%；经纪人合计佣金为579亿元，经纪人的佣金率约1.58%，贝壳获取的差额为0.56个百分点。

对比而言，2024年，贝壳存量房和新房的GTV为32165亿元，两条业务线对应的净收入合计619亿元，从房产交易中获得的佣金率约为1.92%；经纪人合计佣金为417亿元，经纪人的佣金率仅约1.3%，贝壳获取的差额为0.62个百分点，三年时间扩大0.06个百分点。

当普通中介经纪人还在为开单发愁，骑着小电驴风里来雨里去，连吃饭都要精打细算的时候，贝壳的几位高管却每人年薪轻松过亿、连涨三年。这样的巨大反差，会轻而易举刺痛普通打工者的心。

同样刺痛的，还有投资者的心。

由于中国房地产业下行压力较大，近年来贝壳的业绩高度承压。从贝壳 2021 - 2024 年财报数据来看，2021 年贝壳营收虽有 14.57% 的同比增长，但营业利润、归母净利分别同比暴降约 95.8%、119%。2022 年楼市下行，贝壳营收同比下滑 24.87%，归母净利同比暴降164%。2023 年，贝壳实现营收同比增幅28.2%，营业利润及归母净利同比分别增幅1028%。然而好日子仅持续一年，2024 年，贝壳净收入934.6亿元，净利润又大幅下滑30.91%。

尤其贝壳旗下最传统且体量最庞大的存量房业务似乎陷入了某种发展瓶颈，即收入增幅严重放缓，利润还下滑“拖后腿”，近两年猛推新房及家装家居和租赁房业务算是一种利润填补与平衡，仍挡不住净利下滑3成。这让贝壳的后续增长充满不确定性。

在贝壳发布不尽人意的2024年财报之后，资本市场信心受到打击，其港股股价暴跌21%。美股方面叠加彼时中概股板块面临的压力，贝壳股价下滑明显，截至4月15日，贝壳美股报收19.3美元/股。2021年贝壳的股价便从58美元跌至19美元，此后一蹶不振。

客观上讲，贝壳高管的“天价薪酬”风波是偶然因素引发的戏剧性事件，如果贝壳创始人左晖没有去世，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2001年，左晖在北京创立链家，在早期中介市场上凭借“真房源”和“ACN”模式迅速崛起成为一方诸侯，后迅速通过收购、换股等迅速整合全国中介市场，全方面确立了链家的领先地位。

然而在将贝壳送上市后的次年，这位年仅50岁的“中介教父”却不幸因病早逝。左晖去世之后，时任贝壳CEO的彭永东接棒贝壳董事长兼CEO职位，贝壳也进入了彭永东的时代。而彭永东等高管的持股与港交所的治理要求不符，直接导致了“天价薪酬”事件的发生。

作为贝壳的创始人，左晖执掌贝壳之时，颇具创业精神，仅拿少许薪酬，并且还凭借决策权，极力控制高管的薪酬。招股书显示，2019年-2021年，贝壳董事会薪酬分别为23.36亿元、2.76亿元以及0.24亿元，其中左晖各年薪酬分别为91.5万元、311万元、50万元，在董事会中均排名靠后。而且高管的年薪也与公司业绩密切挂钩，利润走高时，高管可以拿到更高薪酬，利润走低时，则需要“勒紧裤腰带”，绝不会出现如今这种公司业绩下滑，高管反而加薪的情况。

另一方面，如果地产行业依然高歌猛进，贝壳业绩依然彪悍，公司高管年薪水涨船高，贝壳高管们也许也不会面对这么大的舆论压力。

但对于贝壳高管们来说，舆论的压力也只是一时的，毕竟这个天价薪酬事件在合法性上没有硬伤，只是在情理上撩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而他们真正的压力在于——如何让贝壳这艘地产中介行业龙头公司，平稳穿过宏观周期波动，给投资者们一个交代，也给千千万万个奔走在一线的经纪人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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