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2，家道中落，我家长工的儿子发家后，也看不起我们|三姐|四姐|夏衍|姊姊|沈端先|长工|阿四

家世 ·童年

1900年，庚子，清光绪二十六年，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头。这一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也是这一年，孙中山在香港被选为兴中会总会长。

就在这一年的旧历九月八日(公历10月 30日，这一年是闰八月),我出生在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衡的一个号称书香门第的破落地主家庭。

据“家谱”记载，我们这一家祖籍河南开封，是宋室南迁时移居到临安的“义民”。但是，南迁到杭州后能够在战乱中安下家来，又能在城里城外都置了房产，并和官宦人家结了亲缘，特别是我家的堂名叫“八咏堂”,因此我想，叫“义民”可能有点夸张，说“义官”也许比较恰当。

浙江杭、嘉、湖一带姓沈的很多，大概是一个大族。可是到了我祖父那一代，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家道日益衰落，只是在离杭州城三四里的严家街，还有一幢用风火墙围着的五开间七进深的大而无当的旧屋。

据说太平天国的李秀成、陈玉成几次进攻杭州的时候，曾在这间房子里设立过总部，这都是乡间人的传说，无从考证。不过我的祖父沈文远，在十七八岁的时候，确曾被太平军“俘走”,因为他读过书，所以后来就当了陈玉成的记室(秘书),直到陈玉成在安徽寿州战败，陈才派一个“小把戏”(小鬼)陪送他回到杭州。由于这个缘故，他未曾应试，没有功名。

祖母余杭章氏，是章太炎的堂房姊妹，据我母亲和姑母们说，她是一个非常能干而又十分严厉的人。

我的父亲沈学诗，字雅言，是一个不第秀才，没有考中举人，就退而学医，给附近的农民治病。据说他的医道颇好，但是他在我出世后第三年，1903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在祭祖上香的时候，一跪下去就中风而去世了，终年四十八岁。当时我才三岁，因此，除了后来在“灵像”(当时还没有照相)上看到他是一个白白胖胖的人，从村人口中听得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之外，没有任何印象。

母亲徐绣笙，德清人，我们兄弟姊妹共八人，除了两个早逝外，一个哥哥，四个姊姊和我，都是靠她一个人抚养成长的。她识字不多，但是通情达理，宽厚待人。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我的长兄沈乃雍(霞轩),十四岁就到德清的一家叫“长发当”的当铺去当了学徒。祖传的二三十亩旱地，在父亲去世前后就陆续典卖了大半。

一家七口，除了老房子沿街的两间小平房出租，有几块钱的房租，和每年养一两季春蚕有一点收入之外，主要得靠我舅父和两个姑母的周济。

舅父徐士骏，是德清的一位绅士、地主兼工商业者，开一家酱园，也是一家当铺的股东。

我的大姑母适樊家，住在杭州城里斗富三桥，二姑母适李家，住羊坝头后市街。他们两家的上一辈都当过不小的官，我记得二姑母的公公李巽甫，做过安徽的学台，有一点政声。这三家亲戚都比较富裕，因此过年过节都给我家一点资助。

至于余杭章家，在辛亥革命前和我家还有来往，后来章太炎参加革命，被认为“大逆不道”而“出族”,此后我大哥结婚、大姊出嫁，也不敢向章家发请帖了。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从小穿的衣服，乃至鞋袜，都是樊、李两家表兄们穿过的“剩余物资”。我母亲对这些周济是感激的，但是每当她带着我和姊姊们到樊、李两家去拜年的时候，总要事先告诫我，不准向表兄表姐们要东西，他们给用的或吃的东西，除非得到她的同意，决不准接受。

有一次我的表兄李学灏(幼甫，民族音乐研究家李元庆的叔父)送给我两支毛笔，和一个很精致的白铜墨盒，母亲就只让我收了毛笔，把墨盒退回，说我还不到用这种“好东西”的时候。我当时真有点舍不得，这种神情给母亲察觉到了，回家后就给训了一顿。

到我五六岁的时候，家境更艰难了，母亲忍痛把我的三姐(芷官)“送”给了住在苏州的四叔。

为了减轻负担，又把大姐(荷官)嫁给我舅父的长子徐梦兰作了“填房”。大闺女给人作“填房”,在当时，似乎是不大光彩的，徐家是六房同居的大家庭，幸亏沈、徐两家是至亲，我舅父徐士骏又是一个有绝对权威的家长，所以在妯娌之间还没有受到歧视。

家里穷，又没有劳动力，只能把剩下的十来亩旱地租给别人种。二姐和四姐，还靠 “磨锡箔”之类的零活来补贴家用。

可是在严家街这个小地方，我们这一家还是被看作“大户”,因为那座老房子被风火墙围着，附近的农民就把我家叫作“墙里”,但那时候的乡下人都说，“墙里大不如前了”,“过年连供品也买不起了”,尽管这样，我母亲还是受到村里人的尊敬。

每逢过年过节，樊、李两家会送给我们一些节礼，如糖果、日用杂品和鸡鱼之类，母亲总要省出一点来分送给邻里中比我家更穷困的人。

我还记得她经常关心的两个人。一个是住在我们后园陈家荡北面的一位孤身老太太，我和四姐都不知道她姓什么。只是她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总和我母亲絮絮滔滔地讲个不完，而讲的又是我们不知听过多少遍的老话，主要是她死了的丈夫和出走了的儿子的故事。

我们听烦了，就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烦烦老太太”,而母亲却特别耐心地听她讲过十遍八遍的老话，也特别关心她，不单在年节，连我家自己种的蚕豆、毛豆收下来的时候，也总要叫我们送一点给她，还不止一次对我们说，别嫌她“烦”,她孤身一个，谁也不理睬她，有话无处讲，让她讲讲，心里也舒坦一点。

还有一个是住在我家沿街平房东侧的一个叫“杨裁缝”的妻子兰生娘娘。因为我出生后母亲奶水不足，吃过她的奶，所以别人叫她“兰生娘娘”,而我，母亲一定要我叫她“娘娘”。她的儿子阿四和我同年，到我进城上“学堂”,他一直是我的赤脚朋友。

在我年幼的时候——就是本世纪的初期，一般妇女都很迷信，特别是失去了丈夫的女人，不论贫富，都把烧香念佛当作生活中的常事，而我母亲却既不念佛更不烧香。有位远房亲戚送给她一串念佛珠，她丢在抽屉里从来没有用过，我有时拿来作玩具，她也不反对。

离我家向东，在严家街和新塘上之间，有个不大的寺庙叫月塘寺，相传是我家祖上兴建的，所以这个庙的一位老和尚，有时还到我家来，说些客气话，意思是希望我母亲去烧香；可是当她恭恭敬敬地送走了老和尚之后，往往笑着对我们说：我一辈子不曾跨过寺庙的门槛。

说她完全不迷信嘛，那也不是。其一是她一直“吃辛素”,就是每月逢辛的那一天不吃荤；其二是过年要杀鸡鸭的时候，她一定要念“往生咒”。为什么这样做，我当时不懂，现在也不懂。

我母亲的为人，有一件事我是永远不忘的。我的两位姑母都说，她对我的祖母，是非常孝顺的，但是她对祖母的殴打和虐待婢女，却有强烈的反感；所以当我的几个姊姊出嫁的时候，她总要一再叮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买丫头。她说，这是我们的“家规”。我的四个姊姊出嫁后，都一直谨守不渝。

母亲欢喜看戏和听书，每逢“水路班子”、或者“绍兴大班”到乡下来演出，她一定要四姐和我背着条凳先去占好位置，陪她去看戏，而且一直要看到最后一出戏为止。

她很懂戏，草台班子演戏，观众事先不知道演的是什么,可是角色一上场，她就会告诉我们：这是《龙虎斗》,这是《五鼠闹东京》等等。

有一次看了一出叫作“长毛戏”的《铁公鸡》,回家后她就和我们讲了许多“长毛”(太平军)故事，如“四眼狗”(英王陈玉成)大破江南大营；特别是陈玉成如何信任我的祖父，以及在寿州战败后，给了我祖父一锭银子，遣送他回乡的故事。她非常熟悉《玉钏缘》、《天雨花》这一类故事，这大概是我父亲生前念给她听的吧。

母亲是养蚕的能手，每年都要养一次“头蚕”和一次“二蚕”。

在我八岁进城上小学之前，每年要养三四张蚕纸，劳力不够，得请短工帮忙采桑叶。我从五六岁起就是一个辅助劳动力，所以从“掸蚁”一直到蚕宝宝“上山”,这一整套旧式养蚕工序，我都会做。

因此，后来我改编茅盾的《春蚕》时，在明星公司的摄影棚里，我是惟一懂得养蚕的“技术顾问”。老鼠是蚕的大敌，为了防鼠，就得养猫，因此我母亲特别爱猫，并把这一癖好传给了我。

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只和我同年出生的黄白猫睡在我的被窝里。为了喂猫，我常常到陈家荡去钓鱼，大概是六岁那一年，钓鱼时失足落水，差一点淹死。

除了爱猫之外，母亲的另一种爱好是种花种草。老房子后进的风火墙上有一棵一直爬到墙顶的荼藻，据说那时候就有几十年的树龄了，后园还有两棵桔树和一棵树干有碗口粗的枣树，在她卧房南边的小天井里，还有一株高大的枇杷树，这几棵树，是她的“宝贝”。每年秋冬之交，总要请一位熟悉种果树的老农来剪枝、施肥。

我父亲学过医，她也懂得一些医道，因此在后园和小天井里，种了不少草药，如薄荷、藿香、紫苏、苍蒲之类。

写到这里，很自然地会想起我出生之地的那间古老的大房子。这屋子兴建于19世纪中叶，在抗日战争中被游击队烧毁，关于这件事，我写过一篇散文《旧家的火葬》,有下面这样一段叙述：

那是一所五开间而又有七进深的庄院……我懂事的时候，我家已经衰落了，全家人不到十口，但是这一百年前造的屋子，说得并不夸张，可以住三百人以上；经过了太平天国之乱，许多雕花的窗棂之类都破损了，但是合抱的大圆柱，可以做一个网球场的大天井，依旧夸示着它旧时的面貌。我在这破旧而大到不得体的旧家，度过了十九个年头。

辛亥革命之后，我大哥因为穷困，几次想把这屋卖掉，但那时却找不到一个能够买下这大屋子的买主。大哥瞒了母亲，从城里带了一个人来估看，我只听到他们在讨价还价，一会儿笑一会儿争之后，大哥愤愤地说：“单卖这几千块尺半方的大方砖，和五百几十块青石板，也非三千块不可!”

这时我才知道，这些我日常在那里翻掘起来捉灰鳖虫的方砖，也还是值钱的东西。

据母亲说，这屋子是我们祖上全盛时期在乡下造而不用的别墅，本家住在艮山门内骆驼桥，只是每年春秋两季下乡上祖坟时临时使用的住处。出太平门两三里，就可以望到这座大屋的高墙，那高得可怕的粉墙，里面住的是“书香子弟”,和外面矮屋子里的老百姓分开，附近老百姓就把沈家叫作“墙里”。

辛亥革命前后，我家衰落到无法生存的田地，这屋子周围的田地池塘，都渐渐给大哥典卖了，只有这屋子，却因为母亲的反对，而保留着它像破旧的古庙般的面貌。夏天的黄昏，会从蛀烂了的空楼里飞出成千上万只白蚁，没有人住的空房子里，白天也可以看到黄鼠狼和狐狸。……

这所旧房子一直保留到我母亲1936年去世之后。抗战中杭州沦陷不久，我大哥在这里开了一家“正大茧行”,1939年6月，被浙东一带的游击队烧毁。

除了这所破房子之外，我家还有“一笔遗产”,就是离这间房子不远的祖坟上的几株大香樟树和一株大石楠树，其中最大的一株香樟，我七岁那一年和三个“赤脚”小朋友勉强才合抱得拢，这肯定是百年以上的老树了。

樟木和楠木，都是很值钱的，所以我大哥卖房子不成，就几次想把这几株树卖掉，也约人来估过价，可是都由于我母亲的力争而未能“成交”。

房子和树之外，还有一件事也在童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前面提到过，我祖父在陈玉成失败后，从太平军中带回了一个护送他的“小把戏” (十多岁的勤务兵),由于只知道他叫阿才，不知道姓什么,于是我祖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沈应才。这个人在我祖父家当过长工，人很能干，后来就渐渐“发迹”了，成了家，买了田地。

据母亲说，我父亲在世时，沈应才还是常来“请安”的，可是当我家逐渐衰落之后，应才的儿子不仅不再像从前那样“恭顺”,反而想吞没我大哥典押给他们的三亩“坟头地”了。

这件事使我母亲伤心和愤慨，我听她说过：“有了几个钱，威风什么,连你家这个姓，也是我们赏给你的。”

旧家、香樟树和沈应才的儿子……在我童年的头脑里构成了一幅本世纪初农村经济破产、旧家衰落的图像。在我从事文艺工作之后，我曾不止一次想以沈应才和我家的兴衰为题材，写一个像《樱桃园》那样的剧本。1939年写《旧家的火葬》的时候，我还拟了一个三幕剧的提纲，后来因事忙搁下，一直没有动笔。

我是母亲最后的一个儿子，我前面又是四个姊姊，这样，母亲宠我是难免的。大姊出嫁，三姊送出之后，能管我的只是比我大十二岁的二姊。兄弟姊妹中，她和我感情特别好，因此，对我的顽皮胡闹，例如钓鱼掉进水里、捉蟋蟀被蜈蚣咬肿了手指之类，她总给我“打掩护”,不让母亲知道。

到六岁那年，一次我和几个“野孩子” 打架，杨裁缝的儿子阿四向我母亲告了状，这才使我母亲想起了我读书的问题。

严家街是个小村子，读书人很少，只有村东头有一个私塾，一位姓陈的先生教着五六个童生。母亲觉得不放心，这一年夏天大哥回来，母亲和他谈起这件事，大哥建议把我托给樊家或者李家，到“城里”的学堂去念书，但是母亲不同意。她总觉得我们受他们的周济已经太多了，不要再麻烦他们，于是就决定让我到陈先生的私塾去“破蒙”。

这私塾设在一家叫“邬家店”的后进一间小屋里，只有三张板桌，几条板凳，先生也坐在一张骨牌凳上，前面用一个破旧的柜子当作书案，这和鲁迅先生所描写的三味书屋实在不成比较了。

当然，书案上也还有一块“戒尺”,不打人，只作为“惊堂木”之用，有时候拍一下，让顽童们安静下来。入塾的那一天，母亲陪我到邬家店买了一包点心，用红纸包了一块“鹰洋”,作为孝敬先生的“束修”,然后要我向陈先生叩了头，先生叫我坐在靠近他那个破柜子的长条凳上，这样，入塾“仪式”就完成了。

第一本读的书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等等，当然还要“描红”,学写字。同学连我在内只有六七个，我一个也不认识，后来知道，住在严家街的只有我一个，其余大部分是华家池或新塘镇来的。

大概因为我是“墙里人”,陈老师对我比较客气，我在这私塾耽了一年，好像没有挨过板子。《三字经》之后，我还读了《论语》。

说到邬家店，那是严家街惟一的一家商店，经营杂货，卖的是土烟叶、火绒(打火用的，当时乡下还很少用火柴)、“高丽布”手巾 (当时还没有毛巾)、雨伞，以及瓜子、花生之类，有时也还有蛋糕、酥糖，主要是卖油盐酱醋，也卖酒，但很少有人打了酒就在柜台上喝。这小店只有一间门面，和“咸亨酒店”的规模差得远了，这因为咸亨是在城里，邬家店则在农村。

我八岁那一年正月，母亲带我到樊家去拜年，当大姑母知道我在邬家店的私塾读书，就严肃地对我母亲说，这不行，沈家是书香门第，霞轩(我大哥)从小当了学徒，可惜了；又指着我说，这孩子很聪明，别耽误了他，让他到城里进学堂，学费、膳费都归我管，可以 “住堂”(住在学校里),礼拜日可以回家。大姑母主动提出，母亲当然很高兴地同意了。

这一年春季，我进了“正蒙小学”,这是一家当时的所谓“新式学堂”,但是功课并不新。我插班进二年级，一年级学生念的依旧是《三字经》,不过这种新的《三字经》已经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今天下，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南北美，与非洲……”了。

二年级念的依旧是《论语》、《孟子》,只是加了新的功课，一门是算术，珠算、笔算同时教，一门是体操，另一门是“修身”, 内容我记不起了，从“修身”这两个字判断，大概是当时的思想道德课吧。

这学堂有五六十个学生，二年级大约有十五个，我个子小体操排队我排在最后，但讲功课，算术和语文我的成绩还不错。国文除教《论语》外，还要“对课”,从对两个字、三个字到对五个字，我因为在家已经看过一些父亲留下的书，似懂非懂地念过唐诗、唱本，所以对课这一门我成绩不错，特别是有一次老师出了个题“福桔”,我很快地对了“寿桃”,得到了老师的称赞和表扬。这一表扬对我影响不小，直到后来进了中学，我自己一直在学“对课”,初步懂得了格律诗中的对仗。

记得中学毕业的那一年，一位姓徐的同学和一位姓柳的姑娘结婚，邀我去吃喜酒，在“闹新房”的时候，我即席作了一副对子：“昔传城北徐公美，今说河东柳氏贤”,大家都说对得工。这事后来给我的国文老师谢酒绩先生知道了，也说：把柳氏“悍”改作柳氏“贤”,改得好。

在“正蒙”小学念了一年半的样子，就退了学，这是母亲决定的。我吵闹了一阵，也没有结果。作出这个决定，我后来想，可能出自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樊家是望族，大姑母的公公曾在大官僚王文韶下面当过相当大的官，和他家来往的都是达官贵人，大姑母把我这个穷孩子带在身边，可能有人讲了闲话，传到我母亲耳朵里去了；

二是樊家和李家都有和我差不多年龄的表兄弟，他们穿得好，吃得好，有新的书包，有白铜墨盒、铅笔，而我则一无所有，不免有点羡慕，或者感到自卑，这种心理可能也被母亲察觉到了。

不上学了，母亲就叫我“自修”,家里有一本破旧的《幼学琼林》,就要我自己读，同时还亲自教我打算盘，但她也只能教我学加减，乘除她自己也不会。

余下的时间，就帮着做些农活，那时还有几亩早地，种点油菜、蚕豆、苎麻之类，我能做的也不过是松土、拔草之类。记得有一次春早，雇了两个短工车水，我想试一试，结果被水车的踏脚打伤了左腿，肿了几天，也就没有事了。

在这段时间内，我还记得几件事情：我八岁那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天，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死了，尽管当时很闭塞，严家街又在乡下，像“戊戌政变”这样的大事，我们也不知道，可是皇帝和皇太后“驾崩”就不同了，“地保”(相当于保甲长)打着小锣挨家挨户地通知。

我听说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今后三个月不准剃头，二是一百天内不准唱戏。

当时男人都留辫子，我的辫子已有一尺多长，额前还留了“刘海”,所谓剃头，不过是等于修脸，这对我影响不大；但是对第二条不准唱戏，则老百姓都感到扫兴，因为那时是农历十月下旬，今后一百天，就包括农历新年在内。

我听老乡们七嘴八舌地说，除了不准唱戏之外，还有过年不准放爆竹，元宵不准闹花灯等等。

这一年浙江闹了水灾，春蚕的收成也不好，老百姓穷得很，所以这些禁令，实际上也没什么影响。

另一件事是皇帝死了之后的下一年，我九岁，沪杭铁路的杭嘉(兴)段通车，艮山门是从杭州到上海的第一站，通车的第一天，整个杭州包括沿路乡村都轰动了，我母亲也很高兴地带了二姊、四姊和我，背了条长板凳，带了干粮(南瓜团子),走了两里多路，到良山门车站附近沿线的空地，排着队去看火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