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创事业的原动力——《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序|大众生活|生活书店|胡愈之|茅盾|黄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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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是我国新闻出版界唯一的国家公祭烈士。没扛过枪，也没上过战场，确定为“国家公祭烈士”，而且是“唯一”，是由于他具有烈士的精神与功绩。原名邹恩润，韬奋是他若干笔名中的一个，由于“韬奋”的影响足够大而慢慢取代了他的真名。

（来源于网络）

他是个普通人，即便加上杰出的新闻记者、翻译家、出版家这些职业名誉标签，也就是个文人。那个时代文人讲文人气、文人范，气和范是人格，谈起来比较虚，说实一点就是脊梁。鲁迅先生就特别珍视脊梁，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韬奋的脊梁特别坚挺刚硬，这里不说他爱国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多次抛家流亡；不说他立志跟定中国共产党，做一名册上无名的无产阶级战士；不说他爱人民给读者写一万多封信，把生活书店办成读者的家；也不说他鞠躬尽瘁为宣传抗日，唤起民众，颠沛流离，在病床上写作至生命结束……这些在本书中都会全面介绍。我在这里特别要说一说，他坚定信仰创事业，一生创办“六刊两报一社”的事，这对我们眼下正在做事的人，是非常缺乏和需要的，读一读韬奋，该会有一些触动与启示。

1926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者黄炎培让韬奋接手主编《生活》周刊，只他和徐伯昕加兼职会计孙梦旦“两个半人”，发行量只两千八百份，办公室只辣斐德路过街楼里十几平方米的一间小屋。读者少，阅读面窄，怎么办成有影响力的大众喜爱的刊物？韬奋费尽心思，确立了“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宗旨，将刊物定位成以时事为中心，用新闻的眼光，议论公正、评述精当的时事周刊。风格为“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因经费拮据，稿费都付不起，韬奋只能用七八个笔名撰稿，以多种笔法适应众多读者的不同口味。

除了写稿，还要看读者来信，每信必读，每信必复。有时刊物包封寄发来不及，他还要搁下笔帮着做包封工作。这么干，还是干不完，十一二点之前上不了床。

韬奋年轻时，是个非常单纯有正统观念的民主青年。初接《生活》周刊主编时，只是期望知识阶层多一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节。

是日军侵略与民族存亡让他转变思想，确立信仰。“九一八事变”，外族欺侮，国家危亡，他迅速将刊物内容从城市中产阶级的趣味转向抗日救国的宣传，由“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转变为“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他看清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团结一致，积极抗日。韬奋利用刊物全力宣传中国军民的愤怒抵抗，揭露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恶，抨击不抵抗主义的软弱无能，《生活》周刊很快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燃起战火。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将士电》，但心口不一，抗日只是应付，反共却在用心。韬奋毫不留情发文揭露，《生活》周刊也毫不客气地用大量篇幅批判抨击这是不顾亡国灭种危机的妥协政策。让民众认识了国民党政府对外软弱，对内狠毒的伎俩。为扩大宣传阵地，韬奋和胡愈之策划，以《生活》报刊代办部为基础，发动知识界同人出资，创办了“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称生活书店。从此“生活”的正义之声在全国产生极大的影响，渐渐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号角，韬奋也因此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

在鲁迅和黄炎培、胡愈之等人的劝说下，1933年7月14日韬奋被迫踏上了流亡之路。

韬奋视刊物如同自己的孩子，出国也是为了刊物，不让自己的一分一秒虚度。在途中第二天就开始写文章，以记者的身份，用《萍踪寄语》向读者与友人报告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他流亡生涯的第一篇文章叫《开端》，写就后寄回让刊物发表。

在流亡中，《生活》周刊被查封，徐伯昕等人重新筹办了新的刊物叫《新生》，由杜重远先生担任主编。

1935年，韬奋知道杜重远被逮捕入狱，他再无心在国外考察，立即回国。韬奋没因国民党政府的高压威逼而屈服，回到上海当即又创办新刊《大众生活》周刊，继续高举抗日大旗，为抗日救亡鼓与呼。

1936年2月，韬奋在《大众生活》上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辨正》，回击国民党中宣部，文章再一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又惹恼了国民党政府，《大众生活》出到第十六期又遭封杀。

黄国荣绘

蒋介石先派胡宗南到上海劝韬奋改变立场，拥护政府，继而又派韬奋的同学、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携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和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再赴上海劝说威逼。接着又让杜月笙出马，“亲自陪送”韬奋去南京，蒋介石要和他“当面一谈”。韬奋都一一拒绝。

没法再在上海待下去，韬奋决定去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毕云程、金仲华随韬奋同赴香港，再通过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潘汉年请在苏联的胡愈之回国，一起创办报刊。

在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韬奋决定先由生活书店出资，又把自己几本书的稿费全垫到里面。《生活日报》终于6月7日在香港出报发行，十二个版面，《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也同时出版，报纸当日销售达两万份，是当地报纸销量的三倍。考虑到没资金保障，难以在香港维持，决定转移回上海办。

7月31日《生活日报》出版最后一期，8月16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1卷12号起改为《生活星期刊》，迁移至上海出版。

蒋介石找黄炎培，要他强迫韬奋改变政治立场，韬奋不想连累职教社，果断与之脱离管办关系，由他独立办刊办店。他旗帜更加鲜明，先后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书籍，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生活星期刊》连续发表鲁迅逝世大游行、杨树浦丰田纱厂大罢工、纪念孙中山诞辰八十周年、抗议日军进攻绥远四件大事的重头文章，加上《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小册子在全国广泛散发，日本政府十分恼怒，给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遏制救国会和不良事态的蔓延。韬奋与沈钧儒等“七君子”遭逮捕入狱，他们坚持救国无罪，在羁押中团结斗争二百四十三天，在全国声援中，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才无奈将他们释放。

韬奋一入狱，《生活星期刊》就被封杀，出狱后，立即着手创新刊。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他跟胡愈之商量，新刊就叫《抗战》。韬奋认为，抗日战火已经蔓延至全国，大型刊物、长文章、大部头书，已不适应非常时期读者的阅读需求，需要办一些能及时反映这沸腾时代的小型报刊，如日报、周刊、三日刊等。他介绍了以《生活星期刊》更名复刊的打算，更名的刊物就叫《抗战》三日刊，同时创办一份小型日报《救亡日报》。大家非常赞成韬奋的这一主张，不只支持《抗战》三日刊，各自也都打算创办新的小型期刊和报纸。

8月19日《抗战》三日刊创刊，接着8月24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面世，茅盾创办的《呐喊》周报也于25日创刊投放市场，上海街头出现群众争相购买新报新刊的热闹景象。

上海眼看要沦陷，韬奋决定将生活书店管理处转移到武汉，他和徐伯昕率大批同事分赴武汉、广州等地，筹办生活书店分店，以应对复杂的局面。到武汉后，为让刊物在全国更有影响，韬奋将《抗战》三日刊与沈钧儒的《全民周刊》合并出版，改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于1938年7月7日创刊。

武汉沦陷，他们随政府又转移到重庆，刊物送审程序繁复，《全民抗战》的稿件三日内审不下来，被迫改为五日刊。

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转移到重庆后，业务不断扩大，杂志增加到十余种，增编出版“救亡文丛”“抗战社会科学丛书”等十余种新丛书，茅盾、陶行知、胡绳、周扬等一大批名家都成为丛书的编者。分店也迅速扩大到五十五家，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韬奋还直接轮番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秦邦宪等中共领导到生活书店作政治形势报告，积极宣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宣传抗战。

国民党政府在韬奋身上招招失灵后，1939年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直接强迫韬奋，将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并再次逼他加入国民党。韬奋坚决拒绝，愤然辞去了参政员一职。

1941年初夏，韬奋和徐伯昕接到周恩来的邀请去曾家岩，应邀赴约的还有读书出版社的黄洛峰、新知书店的徐雪寒。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出版机构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联合起来行动，组织人员奔赴延安和华北敌后开辟图书出版工作。9、10月间，他们分两次派人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和延安开设华北书店，三家逐步走向联合，为三联书店的成立打下基础。

自1940年7月开始，国民党政府断然下毒手查封生活书店各地分店，逮捕经理。到1942年年初，五十五家分店只剩下桂林、贵阳和重庆三家。韬奋和茅盾、夏衍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得到中共的保护，分批转移香港。日军侵占香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游击纵队，又将他们转移回广东梅县。国民党政府对韬奋发出通缉令，韬奋被保护转移到苏北根据地。韬奋在苏北看到了跟国民党军队完全不一样的人民军队。他忍着耳病的疼痛，一边吃止痛药，一边到处去演讲，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讲他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感受，最后病重被护送回上海治疗。韬奋在病床上坚持写作《患难余生记》和《苏北观感录》，直至生命结束。临终他请徐雪寒代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请中共中央审查他的一生，若够得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死后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崇高的信仰使他一生无所畏惧，奋斗不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国荣

2025年11月26日于大慧寺清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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