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佳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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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昨日，第二十届文津图书发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简称“广西师大社”）·大学问的《洞穴公案：中华法系的思想实验》（简称“《洞穴公案》”）入选第二十届文津图书·社科类。第一次独立策划的书就获得业内高度认可，编辑有哪些做书秘诀？在法律史这一小众赛道上屡出爆款，大学问积累了哪些经验？

图片来自“国家图书馆”微信视频号

近日，广西师大社·大学问2024年5月推出的《洞穴公案》一书因入选国家图书馆第二十届文津图书而备受关注。此前，《洞穴公案》已获搜狐文化2024年度好书之社科哲学十大佳作、2024文汇读书年度书单、今日头条2024年度十大好书、2024年度《法治周末报》十大法治图书等多项荣誉。

《洞穴公案》是王佳睿老师独立策划的第一本书，他同时担任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下面是他在出版此书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和感悟。

（图片来自当当网）

《洞穴公案：中华法系的思想实验》

作者：秦涛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问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偏好、经历与情感


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共性，就是研究者会在不自觉中流露个性，譬如偏好、经历与情感。做书也是如此。

2019年，我到广西师大社实习，时值其学术出版品牌“大学问”成立。我硕士读的是法律史专业，开学第一堂课，老师半开玩笑地告诉我们：大家学习的是一门“屠龙之术”。确实，不管是在主流法学界，还是在历史学界，“法律史”都处在相对尴尬的地位。

而当时“大学问”法律史图书的出版正式“起步”。在很多人看来，我们似乎在大热的历史领域里，选择了最“冷门”的出版方向。2020年8月，我们第一本法律史图书《意欲何为：清代以来刑事法律中的意图谱系》（简称“《意欲何为》”）出版，而它的出版故事似乎可以追溯到1994年。

自1994年以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系列丛书，“这是‘新法律史’在美国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尤陈俊：《“新法律史”如何可能——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新动向及其启示》，《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这套丛书由黄宗智和白凯两位教授联袂主编。这些“新法律史”作品有着鲜明的特征，大量的档案史料和突破传统的历史写作，以及越发新颖的研究视角。它们呈现出来的不再只是官方对民间进行的单向的权力支配，还有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和抉择，以及他们试图反向建立权力支配的复杂面相。

“新法律史”之“新”，不仅局限于以上所述。就出版层面而言，它正在颠覆以往读者对法律史“晦涩”“生僻”的认知，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读进去，并且获得智识上的愉悦。我们看待它的角度似乎回到一个更为“简单”的层面：讲好一个故事。

在品牌负责人刘隆进老师的主导下，大学问引进了几乎全套的“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系列，其中大多作品的中文简体版都已上市。《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简称“爪牙”）（）、《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让我们收获了意外之喜，目前《爪牙》销量突破了2.8万册，而《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更是达到3.8万册。除了这一主线系列，我们在整体的法律史策划框架下，推出了日本学者寺田浩明的《清代传统法秩序》等作品。

《爪牙》会员定制实拍图

《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同时，法律史图书的出版似乎也开始“热”了起来。

在当下的市场导向下，出版兴趣正越来越多地被算法“捆绑”和数据量化。许多出版社在选题论证阶段，会将开卷数据作为衡量一个选题做与不做的重要依据。对于高成本的出版业而言，这样的市场调研与预判无可厚非，但也增大了小众选题“突围”的难度。最后考验的是编辑的眼光、判断力及做选题的勇气。

庆幸《意欲何为》出版的时候，大数据时代还未普及得像当下这样彻底。但时至今日，《爪牙》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的销量和推广也已成为算法、数据的一部分，这导致我们在签下中国台湾学者巫仁恕老师的《日常犯罪与清代社会》时，付出了相比以往高得多的价钱。版代告诉我：法律史图书的大陆市场异常火爆。

这让我想到一位出版前辈说过的话：做书其实是在做一种可能性。

但在实际层面，很多青年法学编辑在做市场类选题时，都会热衷于寻找下一本《公主之死》（这本通俗的法律史著作，详细讲述了“北魏公主家暴案”这一经典案例[北魏兰陵长公主被驸马殴打流产致死]的来龙去脉，以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写法探讨了中国古代婚姻暴力、亲属容隐、男尊女卑等法律及婚姻伦理议题。作者是中国台湾学者李贞德。该书曾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重庆出版社出版，双效显著）。此前我和一位北京作者闲聊，他提到很多编辑都会主动向他约稿和组稿。他才接到一个编辑的邀稿电话，他问编辑：你希望我写就的是怎样一部法律史作品呢？编辑小心翼翼地回答：像《公主之死》那样的。那位作者说：你已经是第三位希望我能写就一部大陆版《公主之死》的编辑了。

但当时，他正埋首于一套法律通史三卷本的撰写。这一点他并没有告诉那位编辑，他觉得对方可能提不起兴趣，也担心没有销量让出版社“白忙活一场”。

此后我开始尝试做本土中青学者的法律史原创。

2023年我回到重庆和秦涛老师再见时，因之前课上不积极发言及偶尔的“逃课”，他已对我单向地“相忘于江湖”，预想的“重逢”几乎变成了“初次见面”。他对我的了解，更多的来自广西师大社这个平台和大学问品牌近几年连续推出的诸多法律史著作。

当晚我们围绕《洞穴公案》进行了很多“构想”交流——预设的场景、开放的对话、辩论的设置、伦理与法律的纠结……秦老师的“根须”已经扎得很深，需要的只是“破土而出”。最后，回到出版上，我们讨论最多的是这本书呈现的“样貌”或者说定位。此前，秦老师已有不少通俗读物面世，其中销量最佳的有近20万册。我当时对秦老师说“我知道您不缺出版社”，确实如此。

但我们都想出一本和他之前的作品不太一样的书——尽管话题贴近大众（市场），却是一部学术著作。在这本10万字左右的小书中，秦老师使用的古籍大约有50部。这些古籍大多化作朝堂辩论上14位官员的陈词。而这场精彩的朝堂辩论脱胎于秦老师一直研究的汉代廷议制度。那些临场感极强的陈词（独白）闪耀的每一处火花，都在法律思想的注视之下。

当我们把这本书定义为学术著作时，它的市场销量也许不及以往，但对秦老师而言或许是一种图书出版上的“回归”。正如秦老师在成书最后写的，有趣就是他的动力。学术著作的写作和出版也是如此。

《洞穴公案》出版后，一些读者反馈：好像在看一场思想烟花。

我们都是这场烟花的观众。

设计一部始于“想象力”的作品


在做《洞穴公案》的营销方案及初步推广时，我们从话题多元性、论证严谨性、文本可读性等诸多角度寻找卖点，但回归本质，这是一部始于“想象力”的作品。

《洞穴公案》的豆瓣评论中，有一条很有意思（摘选自ly的读享生活）：一种理性的癫狂，一种解构的热情，一种被趣味驱动的仿佛孩童在捏泥巴、塑造物形的快乐，只不过，这里的“水”和“土”的元素要复杂得多。

一些老师担心会有读者简单地把《洞穴公案》当作《洞穴奇案》的模仿之作或者说舶来品。但我们对此却相对乐观。首先，学术出版的外延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热闹”，一些所谓学术“爆款”其实在广大的出版市场上依然属于“小众”（事实上，很多读者并不知道《洞穴奇案》）。其次，法学院本就没有围墙，书斋之门也从未上锁。《洞穴公案》荣获2024年度《法治周末报》十大法治图书时，有一段文字写得很好：从程序法上看，本书的思路似乎源自西方，剥开以后，却发现场景与语境是东方。再剥开一层，发现解决的是西方著名法律问题，而剥到最内层，发现是中华法系思想的智慧。

这本书体现的是中华法系智慧的独创性、生命力和想象力。

但怎么将作者的想象力恰如其分地设计出来，几近让我们“犯难”。我们既想保留这本书的人文学术质感，又想让整个故事在封一上一目了然：雪地、洞穴、食人案。

我们最初的共识是，《洞穴公案》的装帧设计基调肯定得是中国古代史，它是以东汉的“管秋阳食人案”为原型进行的创作。但市面上中国史题材的封面元素已非常雷同，放眼望去，采用《千里江山图》作为主视觉设计的不下20种，而《南都繁华图》也在青睐之列。以上两种素材至少可以满足宋、明题材的图书设计，标准，不会出错，但同时也会导致“千书一面”，缺少视觉记忆点。

此外，《洞穴公案》并不属于具体的某个朝代，而是虚构了一个“华朝”。在“华朝”里，作者营造了一种历史真空和法律折叠。但这就导致我们在素材的直接沿用上几乎没有选择。

在设计师的物色上，我第一时间就确定了广岛并给他发去邀请。广岛是一位非常年轻、有创造力的设计师，我最早关注的是他设计的文学向图书（莫言《晚熟的人》、张大春系列作品等）。工作之余，我和他讨论最多的是《塞尔达：王国之泪》和《黑神话：悟空》。

故事的背景是一场饥荒。因此，刚开始我想借鉴明代周臣绘制的《流民图》来塑造洞穴内几个人物形象。但这个方案并不可行，过于具象的人物细节太多，同时读者也会丧失掉一部分的观感联想。几次讨论后，广岛老师建议采用减（剔）地平面阳刻（图像的细部不用线条表示，而是用朱线或墨线表示）那样的形式。对此他也提供了大量类似的参考，如《山东沂南北寨村墓乐舞百戏图》《仓颉造字图》等。在广岛老师绘制了草图后，我们请了汉服设计师聂嘉更来操刀（“洞穴食人案”的原型是东汉的“管秋阳食人案”）。

之后就是“洞穴”的设计。为什么要有一个“洞穴”？除了契合书稿内容，我们更多的是想把封面作为一个分镜，每一位读者都是在“窥视”现场（《洞穴奇案》的封面设计主体就是一个喀斯特地貌的洞穴场景）——或者说，每一位读者都是“洞穴食人案”中的第五个人。

“洞穴”的设计我们想更多地从中国古代水墨画里寻找灵感，既保留了“历史感”，符合东方审美，同时也增加了“文气”。这一次，我们大胆使用了AI，给它“喂”了明代仇英的《桃源仙境图》和一幅唐伯虎的画，然后广岛在它生成的图画上进行修改。目前，对于AI绘图，行业内也是众说纷纭。但我们对它的使用还是停留在工具层面，它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素材供给或者辅助创意，但远远没有办法理解一本书或者说契合一家出版社出品的格调和气质。譬如，不论是作者还是编辑、设计师、营销，我们都在致力于讲好一个故事，但在我看来，AI现阶段还讲不好一个故事——它只是个“缝合怪”，而缝合怪几乎都是丑的。

《洞穴公案》出版两个月后，就有多家出版社来咨询版权合作。此后我们输出了中国台湾繁体版，台版对这个设计非常认可，一并购买了封面版权。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输出封面版权。

大多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简单、快捷、标准不出错，但有些需要直面的，就必须迎头。

一切的图书出版都可以还原到具体的人，也只有还原到具体的人和事，或许才能凸显出版的意义。《洞穴公案》的写作和出版已经告一段落，但它的故事仍在继续。

*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由广西师大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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