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日军集结第3、6、13、39四个师团，还有坦克和飞机的配合，准备攻下湖北重镇宜昌。日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来到汉口指挥，第11军司令园部和一郎中将为督战赶赴应城。日军将进攻的突破点放在随县西边的两座山，这两座山统称为滚山。

滚山有笔头山、尖山、风洞山等连续的山脉构成，犹如海中的大波浪般翻滚。中国守军扼守在滚山大大小山脉上，构筑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工事，调配了重兵在山上防守。日军要攻下宜昌，就必须拿下滚山阵地。

5月初，日军第39师团集结在滚山的右侧，为了探知中国守军阵地的真实状况，第231、233联队派出侦察兵四处侦察打探消息。当时江先光第233联队第4中队的一等兵，他亲眼看到了一家三口的凄惨。

一天下午，梅野少尉抓到了农民一家三口。吉满大队长想从农民的嘴里得知坦克进入笔头山的道路，于是他授意给当过警察的上等兵喜多村来审讯，江先光等日本兵围观了这场残忍的审讯。

喜多村拿起一根三尺长的竹鞭，劈头盖脸地朝中年农民的头打去，这是个长得很健壮、皮肤黝黑的农民。竹鞭又细又长的竹稍抽在脸上，立刻出现一条条血红的印子。喜多村每打几下，就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逼问他：“滚山上有能走牛车的山路吗？

这个中年男人忍住疼痛，用斩钉截铁的口吻回答喜多村道：“不知道！”无论喜多村如何鞭打，直到农民的身上布满鞭痕，他也始终咬着牙说不知道。喜多村恼怒不已，作为农民是绝对不会不知道的，他就是故意不说实话。

江先光等围观的日本兵，像看猴戏一样观赏着喜多村的表演，都在起哄道：“喜多村，这个家伙小看你了！”

一等兵今田是个凶残的家伙，他拿起拇指粗的秤杆向那个男人打去，秤杆打在男人厚实的肩膀上，响起了沉闷的“噗噗声”。男人本能地抱住肩膀，秤杆第二下打到了他的手臂上。

就在今田准备打第三下时，一个束发的妇女连滚带爬地奔过来，挡在了被打男人的前面。六岁左右的男孩儿“哇”地哭了起来，也跑过来抱住了父亲的腿。

旁边的新兵柴田赶紧跑了过来，从后面绑住了女人的双手。打人的今田像受到了谴责一样，脸上挂着尴尬的表情，嘴里轻蔑地念着：“这真是个顽固的家伙！”

吉满大队长不耐烦了，他决定给这对夫妻来点硬的，他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道：“如果不说，就杀了孩子！”喜多村用一只手托起孩子的脸，一只手将竹鞭放在中年男人的头上，恶狠狠地重复着大队长的话：“把孩子杀了，如何？”

中年男人还是没有回应，喜多村又加重了语气问道：“有没有牛车可以走的道路！”

宜昌地区的农民，他们真的很顽强，这是在其他地方都少见的。这些穷苦的农民心中，似乎有着极为强大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哪怕全家人已经到了死亡的关头，却仍然面不改色地紧紧咬住说话的舌头，不透露半点守军的秘密。

夫妻二人转脸看着孩子，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和不舍，可是他们却不肯说出一个字，哪怕是简单的一个字！四年兵山本粗暴地将孩子拖到了石墙边，将孩子的右手放在了石头上。孩子吓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只是流着眼泪。

今田从士兵的手中拽过一条枪，对准孩子的手，“砰”的一声枪响，短促的声音伴随着孩子尖利的嚎叫，小小的手掌被子弹打穿，鲜血从指缝中流淌下来。——《侵华日军暴行忏悔录》第60页。

这一幕实在太残忍了，日本兵竟然对六岁的孩子犯下如此兽行，孩子得承受多大的恐惧和痛苦啊。就连围观的江先光也认为，实在没有必要这样做，这样的做法只会让老百姓更恨日军，更难让他们服气。

孩子因为疼痛而遍地打滚，声音嘶哑得哭不出来。孩子的母亲扑过去，用衣服裹住伤口，大骂着泯灭人性的日本兵。今田再次逼问道：“想要活命就说实话，快快地说实话！”

孩子的母亲一边流泪一边质问日本兵：“这么小的孩子你们都这样做，你们到底还是不是人？”大队长吉满愤怒地抽出军刀，从椅子上蹦起来，嚎叫着一刀砍向了中年男人。

男人被一刀从肩膀处砍下，倒在了血泊之中。女人抱着孩子放声大哭，扑到了男人的身上。吉满站稳之后，一边擦着脸上的血，一边咆哮着：“把他们都给我杀了！”

江先光和新兵们违心地举起了刺刀，用刺刀杀死可怜的一家三口，实在是算不上什么武士作风，这妥妥的是屠杀灭口的刽子手行径。

可是士兵就得服从命令，可怜的母子在绝望中死在了刺刀之下……

五年后，江先光在战犯管理所里拿出了记载这段往事的日记本，将这段残忍的往事公开，这篇日记成为了他的罪供状。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们抓住了农民一家三口，对孩子犯下的禽兽暴行最令人发指。我用刺刀杀害了孩子，这是我一生中赎不了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