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寄来的信。

这封信极其特殊，不是写在信纸上，而是写在一张小小的香烟纸上，信中署名——钱学森。

这封信当天就被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当即叫人将信送到日内瓦会议上，交由当时外交部的王炳南。

这封信，也成为了钱学森能回国的关键！

一、茫茫归国路

“也许啊我应该向你道个歉，如果你不是嫁给我，你会成为我们国家最好的女高音歌唱家，在你心里，一定会很遗憾吧？”

“我想说，这个国家可以没有像蒋英这样的歌唱家，但不能缺少像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这不是遗憾，这叫光荣！”

2012年上映的电影《钱学森》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形象而又生动地说明了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丹尼.金布尔将军也说过，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宁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可放虎归山。

正是由于钱学森的重要性，他的回国之路才会异常艰辛。

1950年，在美的钱学森预备携全家回国。中国科学院十分关心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和行程安排。他们担心，美国恐怕不会轻易放人。

7月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便和副院长陶孟和、竺可桢共同给钱学森出主意，要他实行迂回回国计划。先去欧洲，再从欧洲回到中国。

但是出于时间紧张，加之美国方面有诸多困难，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

1950年8月22日上午，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再次挽留钱学森，钱学森讲自己已经从加州理工学院离职，即将要回到中国了，并谢绝了对方的挽留。

得到钱学森的回绝后，金波尔立即拨通美国司法部的电话，要求对方阻止钱学森回国。

当天下午，钱学森便携全家坐飞机离开华盛顿，预备去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搭乘飞机回国。却在机场被美国移民局拦下了。

美国移民局总稽查艾伦.朱尔向钱学森宣布由司法部驻洛杉矶执行法官签注的不准钱学森离开美国的命令。理由是钱学森携带有美国机密文件，不可擅自离开美国。

可是据后来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所说，钱学森带的压根不是政府机密文件，只是一些他个人的研究心得和一些没有公开售卖的书籍。机密文件只是一个借口，美国方主要觉得钱学森回去是个威胁。

不仅如此，美国9月份时还以钱学森违反《移民法》为由，将钱学森关进了位于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的司法部监狱，关押十五天后，钱学森才被朋友用一万五美元的重金保释出狱。

钱学森在美国移民局的听证会

得知消息的中国方自然也很担心。1950年9月24，李四光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分别致电了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书记克劳瑟博士，甚至还致电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希望能够恢复钱学森的自由，并且放他回国。

9月25日，郭沫若也开始联合各方力量开始谴责美国用不正当理由扣押钱学森的行为。

同时，吴有训及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副所长钱三强联名致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希望科学院能够大力支持远在美国的钱学森，给他的家人发生活补助费。

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就决定，立即聘任钱学森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并且每个月向他的家人发放补助金。

在这之后，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人士都联合起来，不断向美国抗议，也正是这股力量，推动了钱学森的回国之路。

艰辛困境，归国成为难题

从钱学森回国被扣押事件开始，中国外交部就对此事进行了关注。但是外交部并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发声。

一方面，外交部正在不断收集西方和香港媒体的相关报告，尽可能多地了解事情原委和各方力量对事件的看法。另一方面，外交部美澳司第一科科长凌青与柯柏年司长曾对是否由外交部发表声明一事做过讨论。

他们认为，美方扣押钱学森的根源在于钱携带了美国政府的秘密文件，不论真实与否，这个理由至少说明美国方扣押钱学森的初衷在于担心国家安全。一旦放钱学森回国，很可能会影响中国未来的科技军事发展，从而撼动美国的地位。

因此，最终二人决定先暂时不由外交部发声明，转而联系中国科学院，希望先借民间群众团体机关发表宣言，与美方进行通电。

之后，美国军方公开对钱学森的检查结果。表明钱学森带走的文件并不属于国家机密。

因此在1951年，美国司法部移民局认为钱学森可以离开美国，但是并不是正常离开，而是被遣返出境。理由是钱学森为共产党党员。

中国外交部很快就从《参考消息》上看到台湾媒体报道的消息，得知了钱学森即将被遣返，不过，他们十分担心，此次遣返并不是遣返回大陆，而是送去台湾。

于是，外交部美澳司就此事请示了章汉夫副部长，希望外交部在美国方面能动用力量施以援手，不可让钱学森被送到台湾去，而是要让他能直接回大陆。

然而，美国军方势力出手了。

他们卡在中间，决不允许将钱学森放回国，将其软禁起来。从1951年到1953年之间，外交部一直在设法探寻钱学森的消息，甚至还通过新华社的同志联系欧洲共产党方面的关系，设法协助钱学森安全回国。而1953年1月的一封电报，彻底将希望打碎。

1月18日，外交部受到了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回电，电报称，钱学森无下落。

三、日内瓦会谈，一封信成为突破口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里，陆陆续续不断有在华美国人归国。只要是正常未触犯中国法律的，基本都不会受到扣押。

在朝鲜战争期间，由于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入侵中国领海、领空被逮捕，美国方迫切希望中国能让这些人回美。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出台各类法律法规严禁中国留学生返回大陆，许多如同钱学森一样，希望用学到的知识创设新中国的人才空有回国心，却被美方阻拦。

因此，其实中美双方都有通过谈判使得本国人民得以顺利回国的需求。而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朝鲜与印度问题的国际会议就为中美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接触机会。

不打无准备之仗，中国方为此事进行了精心的准备。首先，中国拟定了《关于美国政府扣留虐待我国留学生发言》的初稿，在稿子中，中国方选定了钱学森等人为具体事例，向美国方提起控诉，并希望美方能尽快放人。

前前后后，中美进行了三次会谈。终于在第三次会谈上，美方松了口，表示可以放其他人离开，但是只有一个人不允许离开美国，那就是钱学森。

日内瓦会议

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弹专家，回到中国对于美方来说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中国方为此事，和美国方接触了不下十几次，得到的结果都是钱学森不可以回国。即使中国方为表诚意，先释放了四名被逮捕的美国飞行员。

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不肯松口，并且他直言，中国没有证据表明确钱学森是被强迫留在美国的，而且他也没有正当回国的理由。

中国方脑袋都大了，如今连钱学森都不能联系到，如何去直接证明钱学森被迫害，急切想归国呢？

此时，一封关键的信送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手里！

这封信正是出自钱学森之手，小小的香烟纸上写满了归乡之情切。而这封信，也经历了九曲十八弯，才顺利抵达中国。

钱学森知道自己一直处在监视中，因此将这封信夹杂在给妻子的家书中，送到了其夫人蒋英手里。随后，蒋英转给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由蒋华转寄给钱学森在上海的父亲钱均夫。

钱均夫在看到儿子的信后，把信又转寄给了陈叔通，并且称“小儿钱学森为欲归之志愿不遂，最近又看到同学中之放回者，特附来信，恳鉴查其苦衷，得使向中枢说。”

大意就是钱学森看到其同学陆续有放归回国的，回国的心也更加急切，希望陈叔通能从中帮忙，向中央汇报情况。

陈叔通联系了自己的好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希望中国科学院能从中设法帮助。

很快这封信到达了周总理手里，并且立即送往中方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代表王炳南手里。

拿到这封信，中方代表不禁松了一口气，这不就是证据嘛！

中美双方再次进行会谈，王炳南据理力争，力劝约翰逊放钱学森回国。美方也开始动摇，最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顾国务卿杜勒斯的劝阻，决定同意钱学森回国。

艾森豪威尔总统

当时，美国国防部极力反对钱学森回国，他们认为钱学森回国意味着将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带回了中国，意味着他能帮助中国制造先进武器，意味着他能带领中国解读美国的先进科技。

不过，有总统同意，国防部再如何阻挠都成为了无用之功。

1955年8月4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局发布通知，通知指出：司法部原先于1950年发布的不允许钱学森离美的命令已经撤销，钱学森可以离开美国。

钱学森接到通知的当天，便致电香港中国旅行社，告知他们自己将于下月回国。

9月17日，钱学森一家在联邦调查员的监视下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为了保证钱学森的安全，钱学森父亲钱均夫通过香港海岸电台呼叫克利夫兰总统号，请求穿着将电报转交给钱学森。

电文中，钱均夫告诉钱学森一路要注意安全，将托人去边境车站接你。

原电文为政府将托人去边境车站接你，但是为了稳妥，最终删去政府二字，改为以钱均夫一个做父亲的名义告诉钱学森这件事。

10月8日，克利夫兰总统号抵达香港。钱学森一家立即换小艇到了九龙尖沙咀警察码头，上岸后立即转移到九广车站警察分驻所。当天下午，钱学森一家乘坐火车抵达深圳。

中国科学院代表朱兆祥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交际处的邵副处长在车站迎接。

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群众的关心和帮助下，在各界社会力量的帮助下，钱学森终于安全回到了祖国！

钱学森的茫茫回国路，走得艰辛异常。这份曲折与困难，证明了中间钱学森和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和坚持不放弃。

与其说一封信是关键，不如说每一步都是关键。外交部的努力、中国各界社会力量的支持、钱学森本人的恒心.......一点一点聚集起来，最终才能促使日内瓦会议上会谈成功，顺利回国。

回国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立即成立，钱学森当即被任命为院长，领导中国的导弹研制中国。他将在美国的所学所长统通运用在探索中国导弹研制和中国科技发展上，既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让中国立于世界之林，拥有自己的导弹，不被美国等国家威胁。同时也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

对于这番成就，钱学森看得很淡，他讲，“一切成就归功于党，归功于集体，我本人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

这大概就是功勋的精神与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