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 节气的时差：中国农户在气候变化下迈出适应的步伐|中国农户|刘杰|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节气的时差

2025年4月16日，，聚焦陕西、重庆、河北三地具有代表性的农业种植区，深入调研了气候变化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系统分析了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策略。活动邀请了来自国家气候中心、中国农业大学、食通社、云南协力公益支持中心、广西国仁农村扶贫与发展中心、陕西省彬州市农技推广中心的专家和一线工作者，从农户气候风险意识、农业科学技术支持、社会制度保障等不同维度，共同探讨中国农户面临的气候风险和挑战。

绿色和平气候风险项目负责人刘君言主持《节气的时差》报告发布 © Greenpeace / Yantu

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气候风险项目负责人刘君言提到，凝聚着中国农业智慧的二十四节气正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气候变化对于农户生计的影响已然愈见显著。那些气候变化下庞杂的数据和琐碎的问题所指向的，不仅仅是孤立的气象专家、农技专家或者个体农户，它需要我们共同讨论可行性在哪里，共同寻找应对气候变化的“三农”解决方案，携手抵御不确定的气候风险。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刘杰副教授在活动现场进行主旨演讲 ©Greenpeace / Yantu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刘杰副教授表示，农业在气候变化下高度脆弱，需加强资金投入、技术支持和政策引导，推动不同经营主体采取差异化适应策略，构建更具韧性的农业体系。

● 刘杰强调，目前农业气候适应与资金投入处于失衡状态，农业气候投融资仅占全国气候适应资金的23.73%，远低于农业损失占比（超50%）——但农业适应项目的经济效益显著，是城市适应项目经济效益的2.1倍。

●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都“趋利避害”地采取各自的气候适应策略：传统小农户坚守“道义经济”，调整种植结构（如改种耐旱作物），但受资源限制；规模化合作社善于利用政策支持和技术推广（如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修复）提高抗灾能力；农业企业倾向采用资本密集型方案（如设施农业、无人机），但成本高昂，风险较大。

● 在政策与研究建议方面，刘杰认为加强区域性气候变化研究，提升农户气候认知，推动系统性适应策略，多方协作支持小农户尤为重要。农业气候变化应对的底层逻辑需要从被动应急（如灾害预警）转向主动规划（事前预防、事中应对与事后恢复）。

在主题分享环节，国家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任玉玉就陕西、重庆、河北三处调研案例点的气候变化总体情况做了内容阐释。任玉玉介绍，气候变化背景下调研案例区域平均气温普遍上升，降水模式改变，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重，对农业生产构成新挑战。

● 陕西省渭塬市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苹果生育期高温热害发生频次明显增加，近十年苹果开花期低温冷害和严重低温冷害发生频次明显降低，但是低温事件发生总频次没有明显变化趋势。

● 重庆市雾江区是发展都市农业的典型区县，近年来7-8月高温日数迅速上升，而降水量呈明显下降趋势，对翠冠梨、水稻和猕猴桃等当地主要作物造成的高温危害热积温呈显著的增加趋势。

● 进入2000年后，河北省千山县多次发生连续100天没有有效降水的干旱事件。但2023年又爆发了连续降水量超过500毫米的极端强降雨事件，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当地负积温在近50多年间呈下降趋势，冬季冷量不足将不利于案例区域樱桃树的花芽分化及病虫害防治。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刘娟副教授远程分享 ©Greenpeace / Yantu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刘娟副教授特别指出，气候变化适应需基于不同农业主体的差异化需求，协调政策与资源分配，同时重视农民的真实困境与韧性逻辑，避免“一刀切”的解决方案。

● 刘娟呼吁学界突破传统研究框架，将农民视为兼具生产者、消费者和社区成员三重角色的综合社会主体，而非仅局限于单一的生产者视角。她补充到，本气候变化适应研究是基于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微观视角展开的，而非笼统的“三农”概念。

● 例如河北的三个细分案例（传统小农户、农旅生态园、樱桃种植园），农民群体展现出多样化和差异性的认知与行动逻辑：小农户虽直接暴露于气候风险，但表现出韧性，其决策受乡村社会转型背景影响，非单纯市场逻辑。设施农业/生态园前期投入高，但灾害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系统性风险。樱桃产业对气候敏感，依赖精准管理（如休眠期温度控制），但极端天气的不确定性仍带来巨大挑战。

● 因此，农业气候适应需要协调多方行动（如气象局、农业部门与社会组织），避免政策矛盾，以形成合力；也需要结合跨学科的研究，通过农民观察与气象数据互证，体现农民感知与气候趋势的匹配。

在圆桌讨论环节，从左到右依次为：绿色和平气候风险项目负责人刘君言、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刘杰、食通社编辑孔令钰、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熊亮、云南协力公益支持中心主任申顶芳与绿色和平气候风险资深研究员李朝 ©Greenpeace / Yantu

在圆桌讨论环节，刘杰从经济学理论出发，提出要从生态、经济、社会、工程和组织五个维度更清晰地定义和分析“韧性农业”，强调需针对性的评估规划，补足韧性缺口。另一方面，从短期的简单响应走到长期韧性规划，更需要厘清气候变化事前、事中、事后的动态角度，既要关注救灾抢修，尽量弥补经济损失，又要做好灾前早期预警，备灾的组织实施，还要延伸到县、乡镇和重点农业生产区气象观测网络的建设，解决小农户资金短缺等问题。

食通社的编辑孔令钰长期关注生态农户和全球农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影响和应对，她关注到近年来中国的生态农户普遍明确感受到气候变化（如北方降水增多、广西干旱洪涝交替），但缺乏系统性支持，例如北方的农户遇到困扰：是否要为预防暴雨挖排洪沟；另一方面，小农户缺钱，农业保险普及不足；社区凝聚力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部分，传统农业智慧（如本地老种子）具有很好的气候抗逆性优势。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熊亮分享了他独特的观察，他认为农业技术进步（如滴灌、室内养殖）的确能够针对性地解决很多气候影响的农业问题——但是把农业生产中的问题孤立地拆分和切割，可能会忽视农业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综合长远影响（如大面积管道浇灌系统可能会影响地表径流和大气蒸发，进而影响地方气候），还会降低农户对气候的敏感度，因此在未来还需要留意技术的环境可持续性。熊亮还提出，农业生产需要自下而上的规划，技术的解决方案能够通过数据化和可视化风险向上谋求应急资源，结合社区需求与政策推动多部门协作。

云南协力公益支持中心主任申顶芳同样强调了社区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多元性，农户普遍感知到了气候异常，但解释多样；NGO在做地方社区动员时需创新方法，因地制宜地制定韧性评估表，推动具体行动。此外申顶芳注意到，地区部门化运作常常容易导致协同支持不足，应对碎片化，需整合社区问题与外部资源，加强公众参与。

绿色和平气候风险资深研究员李朝补充道，农户的认知与实际的气候影响理论存在偏差，农户往往是通过农作物受损才意识到风险，这就需要地方组织和基层结合长期气候预测为农户们提前规划。同时李朝提到，一些有传统根基的本土农技方式也能有效提升当地气候适应能力，且更易被农户接受，值得开发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