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被捕后，被关押在南昌行营的军法处看守所。该看守所分为普通号和优待号，顾名思义，优待号的条件相对较好。起初，方志敏被关在普通号，那时他就萌生了写作的想法。与他同处一室的是红十军的师长王如痴，王如痴同样是一位少年英雄，不幸的是他最终与方志敏一同壮烈殉难，牺牲时年仅33岁。王如痴曾劝方志敏：“你别白费力气了，即便写出来也送不出去，这些东西留下来，反而会成为敌人的把柄，何必写呢？” 方志敏觉得此话有理，便暂时放下了笔。他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也提到，受王如痴这番话的影响，自己十几天没有动笔，此前写好的万余字稿子也全部销毁。

然而，转机出现在2月。方志敏从普通号被转移到优待号，原因是军法处企图劝降他。《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记载：“以我与刘王在一处，不便向我劝降，于是将我移到所谓优待室内居住。” 负责劝降方志敏的，是优待号里的另一位狱友胡逸民。胡逸民是老同盟会成员，入狱前担任国民党中央监狱长，这并非他首次入狱。1927年他曾入狱一次，此次入狱是因为与杨虎城产生矛盾，蒋介石为安抚杨虎城，将他投入监狱。由于大家都知道胡逸民早晚会出狱并继续当官，所以对他格外优待，甚至他的姨太太向影心都能进入牢房陪伴他。向影心与戴笠关系密切，后来她嫁给了毛人凤。

胡逸民本是来劝降方志敏的，可在交谈过程中，他被方志敏一身正气所折服，反而被方志敏策反，二人成为了挚友。1981年，在方志敏牺牲46年后，90岁高龄的胡逸民从香港返回内地，没有先回故乡，而是专程前往江西省梅岭，登上157级台阶，在方志敏墓前痛哭流涕，口中念叨着：“志敏，你的重托，我完成了。”

两人成为朋友后，方志敏试探性地请胡逸民帮忙给夫人送信，这封信便是写给党中央的信。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方志敏不知道上海地下党的通讯地址，即便知道，地下党也难以信任送信之人，且信件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方志敏决定写两封信，让胡逸民的妻子向影心分别送给鲁迅和宋庆龄，他相信这二人一定有办法将信转交给党中央。这两封信采用了我党的密文书写手段用米汤书写，待纸张晾干后字迹消失，只有用碘酒涂抹，字迹才会显现。为防止弄混，方志敏还给信件做了特殊标记，给宋庆龄的信在右上、右下各点一个点，给鲁迅的信在右上点两个点。

据当事人胡风回忆，鲁迅收到信时，看到的是一张白纸，疑惑不解的他找来冯雪峰，用碘酒擦拭后，显现出两封信，一封是给党中央的，另一封是给鲁迅本人的。第一封信成功送出后，方志敏准备再次送信，这次要送的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篇长达6万多字的文稿，记录了赣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全过程，是方志敏最为看重的作品。然而，此次送信却石沉大海。

眼看通过向影心送信的方式行不通，方志敏将目光投向了国民党监狱的文书高家骏。凭借自身的人格魅力，方志敏成功策反了高家骏。随后，方志敏又写下《可爱的中国》《在狱中致全体同胞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3万多字的文稿。由于高家骏无法亲自出监狱送信，便拜托女友程全昭帮忙，并给了她20块钱路费。程全昭是一名进步女青年教师，她欣然应允，随即前往上海。为保证安全，她化名李珍，住在德国人开办、位于租界内的宝隆医院。

按照方志敏的要求，她需将文稿交给宋庆龄、鲁迅、周建人和黄炎培四人，若见不到本人，就留下信件和名片，等待对方到医院联系。但程全昭前往送信后便失去了音讯。无奈之下，方志敏只能让高家骏亲自去送，然而在高家骏送信途中，方志敏被敌人处决。敌人发现监狱中竟有人能写东西，怀疑到高家骏身上。高家骏抵达上海后被特务盯上，关于这批文稿的去向，一种说法是旅馆失火被烧毁，另一种更可信的说法是，高家骏为自保将文稿焚毁。

此时，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胡逸民身上。方志敏请胡逸民将剩余文稿送出，并写了一封介绍信，信中写道：“为防备敌人突然将我处决，故我将你的介绍信提前写好，由你答应交稿于中央，请中央派人来与你接洽。”这封没有署名的信，后来被称为“遗信”。胡逸民信守承诺，一年后将文稿亲自送到上海，辗转交给中共地下党。

值得一提的是，有两件事是方志敏生前并不知晓的。其一，他最为看重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于1939年6月在重庆的旧书市场被发现。当时，《新华日报》的记者薛子正和刘光在旧书市场看到一包手稿，经辨认正是该文稿。书摊老板开价500银元，记者意识到事情重大，立即请示《新华日报》总经理，总经理又上报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叶剑英。

叶剑英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最终记者以370大洋购回。叶剑英看完后，感慨赋诗：“血染东南半壁江，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其二，程全昭送的那部分资料最终被我党收到。程全昭没能见到要找的人，留下信件后，当晚，在周建人书店办事的胡子婴看到信件，意识到其重要性，便冒险与程全昭见面。因害怕暴露身份，胡子婴谎称姓宋，程全昭误以为她是宋庆龄，便将书稿交出。胡子婴拿到书稿后，让程全昭赶紧离开，程全昭因弄丢路费无法返回南昌，只好先回杭州老家，向父母说明情况后，被父亲软禁，导致无法回去复命，她与高家骏的感情也因此无疾而终。

方志敏之所以在狱中能够写作，这得益于他策反的第三个人，看守所所长凌凤梧。凌凤梧原本负责劝降方志敏，却在过程中被方志敏的精神所打动。他多次向上级请求为方志敏更换较轻的脚镣，未获批准后，便私下偷偷更换，还为方志敏购置蚊帐、纸笔等物品。后来凌凤梧请假回家，就在这段时间，方志敏被执行枪决。凌凤梧返回后，因与方志敏关系密切被撤职。为隐藏文稿，方志敏在高家骏的帮助下，用小钢锯条在青砖墙上锯出一个洞，每次写完就将文稿藏入其中，再用草纸糊好，巧妙地骗过了狱警的检查。

方志敏的这些文稿意义非凡，详细记录了红军早期的军事策略、根据地建设以及国民党监狱的黑幕，为研究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状况提供了珍贵史料。文稿中对中国农村社会矛盾、武装斗争与群众动员的思考，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 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实践依据。《可爱的中国》饱含家国情怀，描绘了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憧憬；《清贫》中“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更是成为了激励无数人的宣言。在敌人的死牢之中，方志敏先后策反3 名敌人为革命事业服务，其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强大的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用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我想，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绝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用武装力量去战胜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