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关税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无论是自媒体还是正规新闻媒体，都在报道美国如何对我们加征关税。其实，美国玩这一套可不是头一回。二战后，只要美国在商业竞争中处于下风，就会立刻胁迫别国改变，以配合其赚钱，全然不顾他国死活。

就拿日本来说，当年日本经济繁荣，很多人觉得日本不是世界第一，也在第一和第二之间。那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代表当下，日本代表人类未来。可结果大家都知道，经美国一番操作，日本经济崩溃，至今都没缓过劲来。

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经济高速发展，往往伴随着自然环境恶化。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后，发生了4起被列入世界8大公害事件的事故，分别是四日市哮喘事件、水俣病事件、骨痛病事件和米糠油事件。我们就以四日市哮喘事件为例，讲讲日本当时高速发展的代价。

四日市坐落在海岸边，1955年起新建了大量炼油、石油化工以及火力发电厂。有这些工业支撑，当地经济确实不错。但问题是，这些工厂一年排出的二氧化碳和粉尘总量达13万吨。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城市上空形成了500米厚的烟雾，里面飘散着各种有毒气体，还有锰、铝、钴等重金属粉尘。而且，他们处理工业废水也很随意，直接排入伊势湾。久而久之，这里的水产品变得腥臭难闻，无法食用。

在经济高速发展前，四日市碧海蓝天。工业发展后，这里噪音大、臭水横流、乌烟瘴气，成了重度污染城市。可当时当地居民并未察觉，天上灰蒙蒙的，他们还以为是乌云。但随着居住时间增长，居民开始普遍出现头疼、喉咙疼和呕吐症状，患哮喘病的人数激增。在污染最严重的盐滨地区，超过四成居民感觉身体不适。政府调查后发现，有6000多名轻度哮喘患者，还有一批慢性支气管炎及肺气肿患者。但日本政府一心只顾发展经济。

后来，1964年这里爆发了浓雾不散事件，持续三天，导致大量哮喘病患者死亡。即便出现这种恶性事件，日本政府也没太在意，最终四日市的哮喘病蔓延到日本全国，传播到千叶、川崎、横滨、名古屋、水岛、岩国、大分等几十个城市。1979年10月，四日市才统计当地大气污染疾病患者人数，最终查出775491人。这就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代价。

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呢？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短短23年后，日本GDP就超过德、法、英等老牌资本主义列强，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对日本这个国家而言，似乎这只是小事。但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类似的事情不仅在日本发生，莱茵河畔、鲁尔区，包括我国一些地区也有。国家发展需要代价，那些工人阶级为国家贡献一切，却落下一身病痛，他们真的很伟大。

日本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后，美国坐不住了。此时日本不再是那个给美国生产廉价女士衬衫的“亲儿子”，其汽车、电子等高端产业产品竞争力超过了美国。以索尼集团为例，它由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创立，最初只是个修理收音机的小公司。

后来他们抓住产品出口海外的契机，迅速发展，从地方小工厂成为日本电子制造业巨头。为进军美国市场，将原名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改为索尼。1960年11月索尼home木工厂竣工纪念仪式上，公司创始人高调宣称，要让依赖出口的日本在竞争中取胜，会源源不断低成本制造优质产品。

索尼的便携收音机、彩色电视等产品在美国市场大获成功，当地同类竞争厂商根本无法抗衡，因为索尼成本低，价格也就低。1970年，索尼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日本企业。索尼的发展代表了当时很多日本企业的模式：先靠银行贷款拿到启动资金，和美国签合同引进技术，利用人力成本低的优势积累技术，再创新升级产品。

面对日本企业的打法，美国人慌了。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重创美国产业，像汽车制造这类老牌产业深受打击。虽然石油危机也影响日本，但日本人力价格优势明显。于是日本车凭借节能和价格优势横扫欧美市场。70年代初，美国市场最畅销的外国车还是德国大众，到1978年，日本的丰田、日产、本田等车在美国大受欢迎。1979年，日本对外出口450万辆汽车，美国就买了200万辆，而美国卖到日本的只有1.5万辆。

这一时期，美国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就拷问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只能说些诸如“日本450万辆难掩颓势，美国1.5万辆尽显风采”之类的话，引人哄笑。此时日本在许多领域的竞争力严重威胁到美国和欧洲国家。70年代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只有几十亿美元，80年代飙升到500亿美元以上。美国企业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美国人对日本人怨气冲天。

比如在日本企业冲击美国市场时，美国汽车之都底特律发生了一件事。在当地一个聚会上，有人宣称付门票钱就能抡大锤猛砸丰田汽车，可见当时美国人对日本的痛恨。这种情绪逐渐演变成反黄种人。1982年6月19日，美籍华人陈果仁在俱乐部庆祝时，遭一对白人父子疯狂辱骂。他选择离开，这对父子却开车追上去，一人控制住陈果仁，另一人用棒球棍猛击其头部，直到警察赶来才住手。

四天后，陈果仁在医院不治身亡。法庭上，白人父子直言，他们认为日本车抢走本地汽车工人工作，所以仇恨日本人。陈果仁真的很惨，被打死不说，还被误认成日本人。更离谱的是，当时美国反日情绪严重，法官仅判这对父子过失杀人罪，缓刑三年，罚款3000美元，比开车撞死人的处罚还轻。这一判决激怒了当地亚裔美国人社区，虽经亚裔通过民间组织上诉，但凶手一天牢都没坐。

这种不满情绪不仅在民间发酵，美国资本家也有怨言。很多美国资本家觉得竞争不过日本资本家，不是产品质量问题，而是日元相对美元太便宜，导致美国产品没价格优势。很多人认为在国际上花钱越值钱越好，但日本想法不同，他们希望日元越便宜越好，这样利于出口。比如，同样工人月薪3000，但一个用美元，一个用日元，用日元的就有成本优势。

当时美国著名机械设备制造公司卡特比勒董事长李·摩根甚至对美国政府说：“我们打不过日本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因为日元太便宜。如果美元能贬值20%，我的推土机甚至能开到东京皇宫门口。”有这种想法的美国企业不在少数，于是资本家们集体游说美国政府，要求让日元升值或美元贬值。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心态，赚钱时宣扬自由贸易，一旦竞争不过就搞小动作。

于是，美国叫日本来谈判。一开始，日本看到美国上蹿下跳心里发虚，毕竟美军基地还在日本。日本派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出访美国，美国人直白表示想让日元升值、美元贬值。安倍晋太郎回国商量后，觉得让日元升值也可以。

他们认为，虽然升值会影响商品出口，但当时正值两次经济危机后，国际石油价格高，日本作为石油进口国，每年需大量外汇买石油。日元升值的话，买石油的钱或许就不愁了，甚至能买下油田。日本财政部门认为，日元升值保持在20%以内，日本能接受，计算下来至少不亏。

1985年9月22日，日本财务部长竹下登和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交谈，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将日元升值10%。沃尔克听后很惊讶，觉得日本人太厚道，这远远超出了美国人预期。主要国家日本谈好了，欧洲又是美国小弟，只要本国货币比日元便宜他们就能接受。于是在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法、英五国代表齐聚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