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马基雅维利被称为“第一个现代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厚黑学祖师。他白天在佛罗伦萨政府当社畜，晚上化身键盘侠狂写政治爽文，是人类历史上首位把宫斗写成操作手册的硬核思想家。这位500年前的公务员堪称政治界人间清醒。他公然宣称“当领导就别装圣母”，他手把手教老板们像狐狸般狡诈、像狮子般凶残。这些骚操作让后世帝王将相集体点赞，教会却气得把他的书列为禁书。马基雅维利的策略大体相当于简陋版本的古代中国“霸业之术”，他的政治思想又有哪些漏洞？

政治的现代性总是与马基雅维利联系在一起。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问世之初很恐怖，人们认为他够无耻够邪恶，什么坏话都敢说，后来又觉得他的思想很特别，似乎有什么微言大义，一直到当代还有大量分析解读。马基雅维利决心直截了当而且诚实地讨论政治的真相，并且仅仅从政治的角度去讨论政治，而不需要给政治蒙上完全不合身的道德外衣，从而让人们（他想象的是君主们）看清道德其实不仅与政治无关，甚至对政治非常有害，他鼓吹说，既然要搞政治就只需要按照政治自身的规律去赤裸裸地做想做的事情，完全不需要任何道德负担，因为道德负担使人目标矛盾，头脑混乱，意志软弱。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的这种理解方式被后人认为是第一次把政治学与伦理学分开的创举。马基雅维利剥开道德外衣，露出政治真相，把政治看成是“为政治而政治”的行为，这当然有他自己的道理，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政治固然并非从属于道德，但也并非与道德无关，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道德与政治是部分重叠关系，政治大于道德并且包含了一部分道德问题。马基雅维利显然不理解道德在政治中的功能，尤其是道德对于政治的长期成功和稳定的重要意义。马基雅维利嘲笑基督教道德观念使人们变得懦弱伪善顺从，却不知这正是基督教在统一人心方面的政治优势。看来马基雅维利不懂精神政治。

马基雅维利所开创的与其说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还不如说是政治艺术(political arts)，也许可以说是一种政治的实用博弈技艺，但也够不上博弈论。而且，假如马基雅维利知道古代中国政治中的那些权术、阴谋和策略，一定会发现他所津津乐道的古代西方的那些权术阴谋其实颇为粗糙生硬，从他描述的那些故事可以看到，那些“懂政治”的邪恶君主们的主要策略无非是当自己取得压倒优势时就杀它个血流成河，当不再需要朋友时就背信弃义，能骗就骗，能抢就抢，欺软避强，此类坑蒙拐骗斩草除根的“技艺”与其说手段高明，还不如说是无耻和残酷，大概相当于“无毒不丈夫”之类的狠毒策略，远远不及中国式的成形取势不战而胜的远大策略，也远远不及基督教的换心夺魂的深刻策略。

无论如何，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一些经常被伪善观念所掩盖的东西，他发现道德解决不了政治问题，政治要面对的和处理的仅仅是争权夺利的事情，因此政治问题主要是如何击败对手压服人民的技巧。这一思路的前提是对人性的悲观估计，马基雅维利对丑恶人性的评论比比皆是：“人类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伪装、做戏、逃避危难、追逐利益是人类的本质” “人的野心节节攀升，先是谋求不受他人侵害，继而便要侵害他人”。如此等等。政治家为了成就伟业就必须不择手段，伦理说教可以用来欺骗对手但自己不能被其所骗。在需要阴谋诡计的时候就用阴谋诡计，在需要立威克敌时就可以杀人如麻，马基雅维利于是说出著名的“狐狸和狮子”理论：君主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狮子没有狐狸具备的那种识别陷阱的本领，狐狸则没有狮子具备的那种战胜豺狼的本领。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辨认陷阱，他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让豺狼望而生畏。……当遵守信义而使自己陷于不利处境之时，当自己原来做出诺言的理由已不复存在之时，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会再操守什么信义。假如人类都是善良的，情况就不同了。问题是，人是恶劣的，别人对你并不忠信不渝，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须对他们讲什么信义”。马基雅维利赤裸裸鼓吹阴谋与暴力的思想被认为开创了现实主义的政治思路，后世的现实主义政治论者尽管从马基雅维利那里收益良多却一般都不承认自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可能是因为马基雅维利的论点太缺德而又太坦率。人们更愿意采取似乎不太缺德的“学术性”语言以免面目过于狰狞。

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并没有什么系统的政治理论，他的政治名著《君主论》和《论李维》都是在分析历史上种种实例，基本上都在说明成功的君主对敌人如何残酷无情、背信弃义、坑蒙拐骗以至于恶魔也自愧不如，但他对君主也有所告诫，有趣的是，他不断劝告君主必须有所节制的事情主要是不能抢夺自己人尤其是有用将士们的“妻女财物”，对敌人可以烧杀奸淫，对自己人则万万不可，否则将众叛亲离。这说得上是“话糙理不糙”。这一双重标准模式倒是影响深远。尽管现代政治在建立有效的法治和民主制度之后就削弱了阴谋诡计之类的马基雅维利权术，但却把那些残酷斗争的原则全都用于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对现代政治有某种实质性的影响，可以说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上。马基雅维利对自己人和敌人的双重标准演变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对国内和对国外的双重标准。现代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在对待其他国家时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信徒。

我们有理由说，马基雅维利所揭示的“政治真相”其实也是对政治的一种误解。马基雅维利所批判的那种自欺欺人的伪善道德固然是对政治的误解，可是他所推荐的仅仅作为技艺的政治同样也是对政治的误解。正如中国在汉帝国之后的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政治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马基雅维利所谓的政治也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都回避了政治合法性以及政治目的等基本问题，简单地说，都不知道“政治何为”。儒家式的反政治的政治和马基雅维利的反政治的政治当然不同，可谓南辕北辙，一种“崇文”，一种“尚武”，但都错误地以为政治的目的仅仅是统治。如果政治不是试图去建立一个幸福共享的世界，而仅仅是战争与统治，那么与动物世界又有什么区别？又何须什么政治思想？弱肉强食、唯利是图、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这些都是自然本性和自然规律，根本不是思想，因为这些都不是想出来的，而且不用想就会。人类所以发明政治，不是为了重复天然罪恶，而是另有追求。世界是坏世界，但思想不能是坏思想。

马基雅维利策略至多相当于简陋版本的古代中国“霸业之术”。古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不择手段的成功只能成就一时之“霸”，而威德兼备才能够成就万世之“王”。但是在理解中国政治思想时最好忘记诸如“西方科学好，中国道德高”之类的新儒家幻觉，新儒家的此类自我表扬会让马基雅维利笑话，而先秦法家已经提前笑过了。中国政治思想的高明并非来自道德理想，而是来自深思远虑，所思考的政治问题规模更大，视野更远。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思想总是把“他者”认真计算在内，这种以他者为核心的思考模式是非常优越的，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思想专门爱护他人（这种道德高调没有意义），而是说，中国思想特别重视他者的存在意义和互动能力。如果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勇敢地揭开底牌，可以这样分析他者的政治意义：

(1)政治的成功是为了让他者为我所用。假如消灭他者，等于毁灭可用资源，这是愚不可及之事。假如仅仅武力征服他者，这样无法获得人心，反而如坐针毡，疑心他者永远不合作，而且伺机反叛，所以武力征服也不可取。因此，尊重他者才可能与他者合作。

(2)他者具有模仿一切策略的能力，因此不存在一种具备永远优势的策略，而在经得起普遍模仿的对等互动策略中，与人为善、与人合作是最优策略。中国所以反对强者逻辑的霸业而推崇和谐原则的王业，道理在此。马基雅维利鼓吹的霸业虽不虚伪，但却是简陋的。

（节选自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有删节，标题为选者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