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的身份是来华传教士，这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曾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身份。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传教士是文化侵略者，是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凶，因此在1952年高校院系大调整时代，不少教会大学被解散。像今天北京大学的校址，其实就是当年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历史研究界主流观点认为，要看到一部分来华传教士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但也要对传教士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带来西方科学文化、促成进步观念传播、加强西方本身汉学建设、推动官员甚至皇帝的某些变革决策等贡献予以正确评价。比如在教育方面，最早对晚清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英华书院，是1818年由伦敦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成立的，后来于1843年迁到香港。这个书院主导发行了香港最早的华文报纸，也最先把中国古代经典《十三经》翻译成英文出版。它的印刷厂在1871年卖给了王韬的中华印务总局。这个王韬在1875年就提出中国要变法自强，是维新运动的先驱，也是中国新闻报业之父。

此外，中国最早的女校，也是传教士开办的。1844年，英国传教士阿尔德赛小姐在浙江设立宁波女塾，后来跟另一所女校合并成为崇德女子学校。这位阿尔德赛小姐，也跟《花甲忆记》的作者丁韪良是好朋友，是丁韪良最钦佩的教育家之一。阿尔德赛小姐创办的这所崇德女子学校后来培养出一位著名校友叫做屠呦呦，2015年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

在医疗卫生方面，传教士也是功不可没的。其实从明代开始，传教士就已经在澳门设立医院。据说在这里，一位来自美第奇家族的小姐还因为担任护士而邂逅了郑成功，成就一段传奇姻缘。近代传统医学在治疗慢性病上有独到之处，但在当时很难治疗急性病和传染病，例如霍乱、鼠疫、肺结核、麻风等。而传教士把西方关于微生物的理解带到中国，帮助了很多人。今天中国医学界顶尖的协和医学院医院和华西医科大学，都是由传教士最早设立的。

在科学传播和普及方面，因为最早的传教士来华传教时，发现民众的抵触情绪很大。所以像丁韪良就总结出这样的成功经验：“满清对于科技人才的需要与日俱增，他们的影响也必然很大。如果他们由传教士加以培养，则可从侧面影响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19世纪早期就在华人社会传教的马礼逊出版了《察世俗》，把科普知识和教义推广结合起来；另一位传教士林乐知，也在《万国公报》中说，格致之学，也就是对自然科学的探索是西方强盛之源，而它又与宗教上追求真理的根基是分不开的。

总的来说，我们对传教士近代来华所作的积极贡献，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潜移默化地改变“民情”。“民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的术语。很多学者讨论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把眼光只集中在政治和法律制度本身上，但是孟德斯鸠则把视野放向制度之外，关注气候、土壤和民情。所谓“民情”就是一个社会由风俗习惯自然演化而成的行为方式。它不是由制度决定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自然演化产生的，你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但你也不是不可以改变它，你只是需要非常沉得下心来，一点一滴推动它的变化。从对启蒙完全蒙昧不了解，对外国人和外语完全排斥，到对外国元素习以为常，对西医习以为常，并且认可自然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这就是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民情转变作出的巨大贡献。

讲了这么多，我们再回到丁韪良身上。诚然，丁韪良作为传教士，他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也不可避免有所谓帮凶的一面。比如义和团运动后，他认为列强应该逼迫清朝割让海南岛，以实现更大规模的开放和西化，这种思维就带有一定的殖民主义色彩。但我认为最瑕不掩瑜的，还是他在中国生活六十多年后，对这片土地和民众的理解和热爱。19世纪的西方社会对华人是带有很多偏见的。他们认为我们愚昧无知、自私自利、狭隘排外、缺少公德心，是未开化的民族，而丁韪良则以切身的实际感受说，不是这样。他觉得当时普通民众也许缺乏知识，但他们赤诚、互助、勤劳、勇敢，还比清朝上层人更有胸怀和常识。西方人感受到的愚昧、排外和狭隘，经常不是来自民众，而是来自人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