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查手铐查到了杜月笙这里，这可就真有意思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去找当年在杜月笙身边的“马仔”去问问，专案组试着一打听，果真找到了一位，这人在上海的帮会群中名气颇响，人称“小黄先生”。因为他老爹是是杜公馆的总账房，在他老爹病逝后，他就成了接班人，继续替杜月笙管账，由此可见颇受杜月笙的信任。

当警察登门拜访时，小黄先生热情迎接，在听完警察的来意后，对于此事他还真知道，于是小黄先生缓缓道来：

在1937年9月，戴笠组建了“苏浙行动委员会”，该组织其中一项最重要任务是刺杀汉奸，为此戴笠要求杜月笙设法提供短枪和手铐。杜月笙于是利用他跟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系索要，警务处总监法伯尔很给杜月笙面子，当即赠予其二百副手铐。小黄先生还记得，手铐取得后拉到杜公馆，当晚就有人来拿走了。这些手铐后来情况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9月17日上午，专案组开会研讨如何进行下一步工作，可将消息一汇总结果并不理想，三轮车车主郭阿桂死不开口，拒绝警方的审问，而手铐仅仅是知道这是从法租界公董局取走的。有人认为，此时应该加大对郭阿桂的审问，就在这个时候，市局来电话通知，请吴万清和孙燕生两位同志去开会，于是，吴万清宣布会议暂停，请大伙儿就地待命，等他们从市局回来再说。

本案发生初期曾提及过的上海市公安局接连收到两封发自香港的检举沈存美的前夫罗成功谋杀郁焕崇的电报，此事自然引发上海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甚至还惊动了分管情报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得知情况后，就命上海市公安局在香港的情报机构设法调查那两封检举电报的背景了。

当时，华东局社会部和上海市公安局在香港都有各自的情报工作密点，但互不联系。只有在特殊情况时，在上级领导同意的情况下才有条件地进行阶段性合作，此案件是上海市公安局单独行动，华东局社会部对此并不知晓。上海驻港情报人员不但调查了拍发这两封电报者的住址和姓名，还对该人的背景、现状等情况作了秘密访查。

经查这份情报的内容是：这两封电报系香港九龙弥敦道“兴发食品店”店主麦鑫出面去电报局拍发的，此人没有任何官方和黑道背景，个人品行爱好：嗜赌，贪色，经常举债。近日他新结识一女子燕某，系小姐出身，现供职于“仁祥东南亚土特产贸易公司”。查该公司实际上是台湾“保密局”设于香港的特务机构。

上海市公安局在获悉上述情报后，立即断定“私家侦探失踪案”的作案者涉及敌特问题。于是，上海市公安局立刻改组原该案专案组，以反特思路侦查该案，这也是吴万清、孙燕生去开会的原因。

时任政保处办公室主任王征明对二人表示，改组原专案组——由上海市政保处直接领导，增加五名组员，如果人手不够，可提出加派便衣。改组后的专案组，由孙燕生同志担任组长，吴万清同志担任副组长。

当天下午，改组后的专案组首次开会，继续分析案情，因为涉特案件不像刑事案子，有时变数甚大，所以孙燕生认为，有必要让郁焕崇参与专案组会议，因为暗杀郁焕崇的对手可能就是台湾“保密局”在香港设置的特务机关，具体动手执行的杀手可能是“保密局”在上海的某个潜伏特务组织的专业特工。

既然郁焕崇是被“保密局”盯上必须干掉的目标，那么按照“保密局”的职业特点，如果他们发现一心要除掉的目标郁焕崇死而复活突然现身的话，必然重新策划一次暗杀行动。所以让郁焕崇参会他也是动用苦主本身来引蛇出洞，这个提议通过了，就向市局政保处上报请示。

这种方案因为风险太大，稍有不慎敌特就有可能真把郁焕崇给灭了，风险太大。专案组的请示在次日上午得到批准。上级还要求，鉴于郁焕崇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制订行动方案时应请他一并参与，不但要让他当面听，还应征求他的意见，甚至请他出主意。

稍后，警方秘密前往松江军分区招待所，把郁焕崇接回上海，安置在市局政保处的一个秘密地点。孙燕生和吴万清代表警方跟郁焕崇谈话，出于出于保密需要，没有向他透露该案涉及台湾特务，只是说由于对三轮车和手铐两条线索的调查均无果的原因，现在准备实施引蛇出洞之计，想请他出场一下。郁焕崇毕竟也是侦探出身，当下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虽然什么都没说，但也点头赞同。

经过协商，引蛇出洞方案安排郁焕崇出场走以下三步：

第一步，9月19日，郁焕崇公开并堂而皇之地返回其家里，如有任何包括其妻儿在内的他人问起其失联情况，就说“因业务之需，前往外埠秘密调查”。

第二步，接着呢，郁焕崇则深居简出，对外称过于疲劳在家休息，在此期间，不接待任何亲朋好友。若有业务事宜，则请与其事务所联系，事务所的有关材料，由专人当面报告让其了解业务情况，但郁焕崇不办案，也不开会。

第三步，两天后，郁焕崇向事务所前来传递材料的人员下达指令：次日将在某饭馆与全所职员聚餐，让内勤预订一个包间。

郁焕崇走出这三步后，敌特方必然会对此作出反应。然后，他们应该会尽快制订行动方案，再次暗杀这个竟然大难不死的目标。而这时候，敌特的踪迹应该已经被专案组发现，通过跟踪以及其他方式的调查，掌握他们的窝点及人员数量等，届时就可实施收网行动。

当然也有可能，敌特也有可能郁焕崇走第一步返家后即实施暗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必须绝对保证郁焕崇不受伤害，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可以开枪，但力求留活口。专案组还给郁焕崇配备手枪。郁焕崇对此表示感谢，但婉言谢绝了，他说他自带匕首即可。后来专案组才知道，郁焕崇习练过飞刀，其速度、力度和准头所产生的杀伤力，在近距离的范围内简直不逊于手枪。

制订这方案的核心人物是孙燕生、吴万清和郁焕崇自己，三人从暗杀行动方的角度反复考虑了再次实施暗杀的下手机会，据此制订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为此，专案组还增派十二名便衣，用于加强对郁焕崇的秘密保护和一旦敌特目标出现时的跟踪。该方案上报后，当天就获批了，于是他们开始紧锣密鼓地做准备。

9月19日，正式开始实施引蛇出洞之计。当天中午，郁焕崇乘坐一辆出租车回家，车行至梵皇渡路联义坊停下，郁焕崇还没下车就被几个正在路边站着闲聊的邻居发现，几声惊呼之后，便扑到出租车周围。郁焕崇刚付了车费下车，就被闻讯而至的其他邻居团团围住。大家自要打听他这些日子的去向，老郁便称去外埠出差了。众人簇拥着他往家走，行至一半，得到报信儿的妻子沈存美已经带着儿子郁光耀奔过来迎接了。

郁焕崇严格按照专案组制订的方案行事，而此时的联义坊周边自是已经密布化装后的警察便衣，还有几位事先已经“租”下了居民空余的房子，入住后就宅在“家”里了。当天傍晚，联义坊一片因为郁焕崇的归来而变得热闹起来。梵皇渡路派出所的民警根据专案组的安排来到郁焕崇家，当着邻居的面，以公事公办的语调询问郁焕崇这些日子去了哪里？

郁焕崇不慌不忙地一一回答。民警临末对他作了一番“不容拒绝”的训诫，经这么一折腾，关于郁焕崇的新闻早已飞离联义坊和梵皇渡路，当晚连外滩的居民都已经知晓。第二天上午，就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专案组以为敌特很快就会上钩的！哪知，接下来几天竟然一直风平浪静，方没有任何反应。不但专案组，连一直密切关注此案的政保处领导乃至市局领导，对此也感到十分惊讶，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该案的发生与郁焕崇的邻居、二十四岁的青年尹逸人有关，一切都得从这个供职于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已有九年工龄虽然年轻但已被称为“尹师傅”的小伙子说起。

我是清水阿娇，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