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与士文化深厚的历史渊源

摘录《构建武术与士文化结合的哲学体系》

内容摘要：该文是诠释《构建中国士文化道义哲学体系》的文章之一。旨在促进武术与士文化结合，从哲学的高度阐述其融合的重要意义，以促进优秀传统传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士文化纳入武术文化之中，是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与突破，为中国武术注入新的思想精神和灵魂，有效地促进中国武术文化建设与发展。

武术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搏斗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以技击为核心、融合中华哲学与民族精神的综合性文化体系。它是由人民创造、传承并广泛传播发展的文化瑰宝，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属性广泛，包括技击性、文化性、教育性、民族性、体育性、艺术性等。武术不仅是一种体育运动，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现象，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和社会价值观，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内涵和历史传统，具有攻防技击、强健身心、培养人格和传承中华文化与培育民族精神等功能。士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古圣先贤、仁人志士所凝聚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深刻塑造了民族精神、国民性格和社会伦理。武术在历史发展中与士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士文化为武术提供思想精神根基，武术是士精神与价值追求的实践载体。两者是民族文化基因的共同演进。它们在历史演变中融合易、儒、释、道、墨、兵、医等文化思想，相互滋养，共生发展，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优秀文化系统。武术与士文化的交融，本质是中华民族对精神境界与身体实践的双重追求。在当代，这一结合不仅关乎传统文化的存续，更对重塑国民性格、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构建武术与士文化结合的哲学体系，融合两者在精神追求、文化基因和功能价值上的共性，需从历史渊源、哲学内核、实践路径三个维度展开。

一、武术与士文化深厚的历史渊源

士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它在思想引领、社会担当和文化传承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的兴起与武术的系统化发展同步发生。士人阶层以“上马能武，下马能文”为理想，推动武术从单纯的技击术向文化形态升华。春秋及其以前的“士”最初指武士或贵族阶层成员，崇尚武力，一般拥有高超的武艺，又专指最低等级的贵族，后演变为掌握文化知识的社会中间阶层阶级。春秋战国激烈的社会变革使士逐渐摆脱宗法等级的束缚，成为政治、思想、文化上活跃的阶层。此时士的身份不再世袭，那些通过刻苦读书、拥有才干的人也可成为士，他们具有自由的身份与独立的人格。早期武术与士文化多属于贵族阶层，后逐渐向民间渗透，成为大众防身修身养性的方式。宋代以后，武术与地域文化结合，形成多元流派，但仍保留士文化的核心精神。士文化强调“道义”与“气节”，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精神被融入武术伦理之中，形成“武德”的核心，要求习武者不仅精于技艺，更需具备家国情怀和人格尊严。武术承载的“武德”与“武道”精神，共同构建了“士”的核心特质，如文武兼备、责任担当、文化载体等，促进士精神的锻造与传承。“武道”本质上是东方古老文明对武力使用的哲学升华，其核心通过道德约束和精神追求，塑造了兼具武艺与修养的士阶层精神体系。士阶层通过武术实践其政治理想，武术则依托士文化获得精神内核，两者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崇文尚武”的文化基因。这一关系在后续历史中持续演化，成为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

士是中国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历史上的士大夫、士君子等称谓所代表的阶级群体，都是士阶层文化内涵的延伸扩展，他们的文化、思想、精神和道义哲学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诸子百家通过著书立说、游说诸侯传播思想，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灿烂繁荣的的文化盛景。他们在推动社会变革、促进文化交流和维护政治稳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春秋前期的参战规则体现了严格的阶级制度与礼法约束，崇尚“义战”观念，其战争是贵族阶层的专属权利，最低需为“士”的贵族身份，体现了贵族的身份、责任与担当，而平民和奴隶无参战资格。贵族有承担保家卫国的职责，他们既是战争的参与者，也是规则的制定者。贵族精神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包括文化教养、责任担当、勇气、荣誉和自律等价值观。这种精神与富贵并无直接关联。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真正的贵族、士人在战争中身先士卒、舍生忘死，牺牲自我，成就大义，其精神成为民族尊严与荣誉的象征。从贵族武士到文化精英，士人阶层通过战争实践，完成了从贵族附庸到独立知识群体的转型，奠定了从军事转向思想传播与政治实践。

春秋时期的“六艺”指士阶层需掌握的六项技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它是春秋时期学校教育体系的内容，不仅是传授技能，更是培养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素养。士人通过“六艺”技艺习得与德行修养的双重实践，实现“天人相参”的精神升华。掌握“六艺”体现文武兼备的贵族身份，也是士人区别于庶民的关键。如《礼记》记载，贵族子弟需“十年学书计，十三学乐舞，十五习射御”。

“六艺”是春秋时期士人立身行事的根基，既体现其社会职能，也塑造了中华文化中“文质彬彬”的君子理想。“六艺”中“礼乐”“射御”对传统礼仪道德与武术技艺文化影响深远。武术作为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工具，其作用贯穿于个人修养、家庭治理、社会治理乃至国家精神建构的多个层面，形成了“崇武尚德”的文化传统。士文化与武术精神交融，通过“六艺”（礼、乐、射、御等）培养文武兼备的民族性格，塑造“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质。汉代后，“六艺”逐渐与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乐》）结合，演变为“六经”，成为儒学教育体系核心，这也使中国公学与私学教育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士的品质的核心在于以道为本，具有文化教养、社会担当与自由灵魂，富有坚守道义、言而有信、知行合一、责任担当、家国情怀、舍生取义等精神。这些特质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得到重塑，它既包含儒家的伦理规范，也融合道家的超然智慧，兼具墨家的“兼爱非攻”等思想，成为中华文化中“君子人格”的典范。武术与士文化具有深刻的共生关系，本质上是实践与理论、身体与精神的统一。武术强调“仁、义、礼、智、信”的武德，与士文化的“独立人格、社会责任”高度契合。武术训练中，“习武先习德”的传统道德规范和技艺要求，通过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锻炼，不仅强健体魄，更磨砺坚强的意志和品格，成为士人“修身”的典范。历史发展中武术成为士文化向下层渗透的重要媒介和载体。士人强调文武兼修，如春秋时期“侠客义士遍地”，武术精神中的豪气与尊严亦是士文化的外化。士人不仅是文化传承者，更是武术的实践者。士人代表的核心特质在于文化自觉与社会责任的统一，既追求个人修养的完善，又以“家国天下”为使命。他们的贡献跨越时空，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与命运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的历史上镌刻着无数的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印记。历代为民族大义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都是士人的杰出代表。

士人“志于道”精神与武术的结合，是中华文明“知行合一”特质的缩影。武术能够磨砺习武者的意志，锻造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和人格，是培养士精神和品质的重要途径。习武之人所体现出来的豪气、勇敢、正气、尊严和阳刚之气，是一个优秀民族最不可缺少的品格和精神，也是士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在一定意义上说，士的精神是武术精神的根本所在；没有士的精神，武术精神是不完备的。士对民族、对国家忠心不二，为义为忠、舍生取义等精神，与武术所倡导的爱国、正义等精神相契合。士讲求智信仁勇义，推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倡导道与德的统一。士有风骨、气节和精神，有着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为民族、国家忠心不二，舍生取义，有殉道主义精神。士精神为武术注入了超越技击的哲学内核，使习武者从“武夫”升华为兼具道德自觉与文化使命的“现代士人”。其核心在于通过武术修炼实现个体生命价值与民族精神的统一，形成士以“道”为最高准则，“舍生取义”“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精神。士文化对于促进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过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对武德与武术精神有着重要影响。要将士文化思想精神成为习武者的共同信仰和精神价值取向，对于重塑武德和武术精神，推动武术文化向高境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习武者通过践行士文化信仰，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2025年5月11日，农历四月十四乙巳年。

作者简介：卢飞宏，原名卢绪波，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非遗武术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当代武术名家，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吉林省武术科普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等约3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