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左翼主体，不啻为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改造的重要路径。

原文 ：《重新发现左翼主体》

作者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覃昌琦

图片 |网络

知识分子主体构建必然与民众发生对话

在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当中，革命主体实践深刻嵌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话语序列之中，从“文艺大众化”的倡导到“民族形式”讨论，从“左翼主体”到“人民主体”，作为民族-国家构型的“中国性”不断得到凸显。

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主体性是外显的，亦是“内曜”的。竹内好认为，“中国革命是民族内在本源之力的显露，即便借助外力，其运动本身也是自律的。”曼海姆将西欧近代社会转型归之为“自然秩序”向“主体性作为”的转变路径，在此基础上以道德政治分离为标志的个人主体性得以确立，这在曼海姆看来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认为在东亚同样存在这一转换。丸山真男在曼海姆的“普遍性”意义中发现了日本文化的“古层”，并尝试探寻近代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即其所指的“日本性”。子安宣邦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同样从所谓的“普遍性”意义中来阐述中国革命之于“中国性”，“中国性”之于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意义，他进一步拓展了竹内好的“中国性”论述，认为“中国的革命性”“创造了中华民族主体”，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构筑成为中国革命的内在动力。

近代作为左翼（革命）话语的发生语境，既为民族-国家的革命性重建提供了思想参照，又为革命伦理创造了新的知识型。在晚清知识界，“国民”概念的兴起与发展始终与个体的“独”和共同体的“群”发生关联。从“国民”概念出发，“陶铸国民”（严复）、“新民”（梁启超）、“各各人民”（章太炎）、“主我”（鲁迅）等阐述进入到“群治”“人国”的“群学”共同体构筑当中；学术与言论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主体思想的外化形式，由“新学”所衍生的“独”与“群”是知识分子思想抉择的内在演绎，晚清知识人不仅完成了从器物、制度现代化到思想现代化的尝试与转变，而且完成了知识结构向主体抉择的自我确证。从这个意义上，革命在近代被内嵌于知识人的主体阐释与实践之中。知识人的主体诉求不再是“独善其身”的传统士人的终极求索，而是具有现代性的主体实践意味，它经过“国民”“群学”的思想操练，在更为广阔的历史境况中深入革命中国的内核，并重塑了20世纪革命知识人的主体价值。

正是“群学”向社会学转换的近代之路，为知识主体在革命实践中的向下超越建立了历史合法性。1920年代“主义”之风兴盛之际，阶级主体逐渐浮出水面。这一时期，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的革命主体观构成了现代文人知识分子左转的思想状貌；与此同时，肇始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展开了关于“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讨论，其中“革命者/落伍者”“当不当留声机”“普罗列塔利亚的阶级意识”等话语争锋集中凸显了革命语境下的知识人主体问题，这一论域的深入展开，进而为走向十字街头的亭子间文人向左翼群体的转化创造了舆论空间与思想氛围。其中，内化于阶级革命论争当中的社会学议题，是与主体深刻关联的革命情感离不开的，在这一现实进路中，革命知识分子的主体构建必然与民众发生对话。普罗文艺承载了革命政治当中的情绪动员、政治组织功能，经由大众化这一社会学的重新修辞，知识分子的实践得以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确立起了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前卫性。

为20世纪革命进程注入深刻持久动力

1931年，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案将“文艺（文学）大众化”确立为左联的行动纲领。1930年《大众文艺》的“文学大众化”讨论、1939年“民族形式”争论，在此之间，左翼文学不仅拓展了工农革命叙事的广阔题材，而且提出了革命知识人思想改造的命题。知识分子在“我们”化的左翼语境中重新建构了革命主体。在大众化文艺运动中，实践性品格则以阶级主体的想象性构型，既为向下超越创造了现实可能性，又为文学书写大众、革命文艺组织大众开创了现实主义进路。应该说，左翼文艺作为承前启后的革命文学思潮，它所兼蓄的思想资源与主体话语，经由大众化实践，为20世纪革命进程注入了深刻持久动力。

从最初一批旅俄知识分子瞿秋白、沈泽民、蒋光慈等的俄苏文论译介，到1928年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等旅日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再到钱杏邨、冯雪峰、胡风等的革命文艺理论构建，左翼理论在苏俄、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资源的影响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石。在这一进程中，革命知识分子作为理论（思想）主体，深入到了文化与政治、文学与革命、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大众等诸多维度之中，并在“战士/作家”“主我/他者”、理论译介/知识生产的调适中发展了现代中国革命主体话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声。

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就指出，“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和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职业革命家“君子豹变”，相当部分转变为革命作家，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高压政策下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知识分子的思想及实践轨迹与鲁迅所言的革命现实深入融合，在自我悖论与调适中演绎了现代知识分子的革命主体进程。蒋光慈、钱杏邨、茅盾等是普罗文学的重要开拓者，也是左翼文艺的先行者，从他们的创作历程中可以进一步发掘知识主体如何在革命理念与主体悖反中应对和处理自身分歧，这是思想的、情感的，也是革命的、政治的难题。由此重新发现左翼主体，不啻为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改造的重要路径。

重回历史语境中理解左翼的知识逻辑与革命主体，是20世纪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史以及革命史研究的内在要求。当尘封的卷帙浩繁的文献史料被重新激活时，对于研究者来说，再一次经受的考验恰恰还是作为激活方式的“主体”。当历史或者说革命被祛魅，浮现于20世纪的仍然是福柯所谓的“知识型”——历史显然无法“告别革命”。当我们尝试从历史中深描主体，并要把握主体的声息时，知识理性并不是一次退场，而是重新构筑起我们的现实批判性，并由此延伸向主体与历史的远景。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0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社会科学报》2025年征订

点击下方图片网上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