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的作战形式通常灵活机动，特别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常通过运动战和伏击战来打击日军。1938年底的“明铺伏击战”便是这种战法的经典体现，且这场战斗由三位未来的开国将军指挥，堪称是“平型关大捷”的缩影。尽管战斗过程中发生了诸多意外事件，八路军战士们凭借坚韧的意志与聪明的战术，最终取得了对日军的重大胜利，敌方指挥官甚至在羞愧之下自尽。
那么，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战斗到底是如何展开的呢？
要提及“明铺伏击战”，就不得不先了解涞源这一关键地点。涞源，位于河北省，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连接华北与中原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这里曾多次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与八路军在此展开了多次激烈交锋。
第一次争夺发生在1937年9月，当时日军第41联队先发制人，击溃了驻守在涞源的国民党21师补充团。然而，由于兵力不足，日军并未完全控制该地，而是派遣伪军驻守。紧接着，在1937年10月，杨成武率领八路军独立团发动反攻，成功将伪军驱逐，重夺涞源。
接下来的第二回合始于1938年3月，日军第14联队发动进攻。这时日军处于战力巅峰，八路军则面临兵力不足的困境。杨成武决定撤退，避免正面硬拼，采取了切断日军补给线的策略，成功使日军陷入困境，最终，涞源的日军于4月初再次撤离。
第三回合则开始于1938年10月，日军第100联队再次进攻涞源，杨成武再次选择撤退，转而控制了城外要点，持续骚扰日军。到了10月底，涞源的日军因持续困扰已无法再坚守，但这次他们决定反攻，展开所谓的“扫荡”。然而，八路军凭借灵活的游击战术及对涞易公路的打击，使得日军的“扫荡”行动未能奏效，反倒陷入被动。
面对越来越强大的敌人，日军最终决定通过蔚县到涞源的涞蔚公路恢复补给。为此，杨成武与359旅的王震旅长商议后，决定联合采取行动，切断日军新的补给线，迫使其终止“扫荡”。
这场伏击战的计划参与者包括晋察冀军区的两个主力团和359旅的717团。11月初，717团参谋长左齐带领侦察队对伏击地域进行了细致的侦查，最终选定飞狐峪——这一地势险要的山谷作为伏击地点。飞狐峪地形复杂，公路蜿蜒，两侧为陡峭的山崖，谷口狭窄，堪称“关门打狗”的理想场所。经过确认，团长刘转连批准了这一方案。
11月15日晚，八路军的三支部队迅速进入伏击地点。寒冷的冬夜，战士们不得不忍受严寒，躲藏在冰天雪地中，等待敌人的到来。粮草匮乏，他们只能啃硬邦邦的煮土豆和干粮，有的体弱的战士甚至因此冻死。在这艰难的环境下，所有人都在暗暗积蓄力量，准备迎接决战时刻。
然而，就在战斗即将打响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6日中午，一头看似普通的“毛驴”闯入了伏击区域，随后发生了爆炸。原来，这头驴踩中了预埋的地雷，随即炸飞，巨大的爆炸声回荡在山谷中。这个意外的爆炸声显然引起了附近日军的注意。不久后，一架日军侦察机飞临空中，开始盘旋。接着，八路军接到了命令：伏击可能已被日军察觉，敌方可能不会再前来，而且日军可能派兵来进攻伏击部队。因此，指令是全军撤退。
虽然撤退命令已下达，刘转连与其他几位高级指挥官经过商议后决定，既然敌人已知悉伏击计划，那撤退必然会暴露我们的行踪，若能趁机反击，或许能有机会挫败日军运输队的进攻。尽管此时参与的两支部队已撤离，而联系不上的晋察冀两个团无法支援，刘转连判断，即使兵力不足，他们依然要冒险执行伏击计划。
八路军调整了战术，6个连的任务被明确分配：1连作为“盾”负责封堵敌人；2连作为“刀”进行包抄；其他连队则担任“网”用火力封锁敌人的退路。战斗计划迅速部署，17日清晨，日军的车队如约驶入了飞狐峪。然而，途中又发生了意外：一名伪军向日军报告，称他见到地雷爆炸后并无敌情，因此，鬼子指挥官下令派伍长带队侦查。此时，伏击已悄然展开。
这一切看似是幸运的偶然，然而随着敌军的步步逼近，战斗爆发。八路军各连火力全开，迎接敌军。尽管日军占有较强的火力优势，战斗逐渐变得惨烈。日军运输队的大部分车辆被摧毁，200多名日军在战斗中被击毙，最终，田原少佐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羞愧自杀，结束了他的罪恶生涯。
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为八路军赢得了声誉。战后，参战的指挥官们分别获得了军衔的晋升，刘转连与晏福生分别被授予中将军衔，左齐获得少将军衔。这个战役，虽已过去80多年，仍然是我们铭记历史、继承革命精神的重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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