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宜山会语》是马一浮任教浙大期间的讲义合集，《复性书院讲录》是其总摄复性书院院事时的讲稿，均为宝贵国学遗产。

本书由马一浮研究专家邓新文注释，集其多年来马一浮研究心得、成果之大成，对《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全本进行字句注释及分篇解析，旁征博引，帮助读者理解国学奥义。

本书前“导读”，后“注释”，不仅刻画了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大师形象，更能带领读者近距离感受中国学术精神。

摘编自《 <泰和宜山会语> <复性书院讲录> 注》

文 | 邓新文

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的特质，就是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Subjectivity）与“内在道德性”（Inner⁃morality）。马一浮之学就十分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这种特质。这本不算马一浮区别于其他学者的个性特征，因为只要是认同或亲近传统价值的学者都在或多或少地体现这种特质。而本著之所以还是把这种特质看成是马一浮之学最显著的特征，乃是因为它更典型、更彻底地体现了（而不只是论述了）这种特质。马一浮之学从价值取向到治学方法，从学问内容到表现形式，彻头彻尾地恪守着“道德的主体性”，宛如中流砥柱，岿然不动，丝毫也不肯向一浪高过一浪的西化浪潮妥协。面对铺天盖地、席卷全球的欧风美雨与传统价值分崩离析的如血残阳，中国的知识分子立得住、站得稳的很少。而马一浮在坚守传统儒学的价值时所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和一尘不染的坚定与纯粹，在中国现代学林中不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极其罕见的，以至于以捍卫儒家传统闻名的熊十力都误认他“自隐太过”“泥古不化”。熊氏的误解等于从反面肯定了马一浮之学在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典型性；而贺麟称马一浮为“传统文化仅存的硕果”，则从正面肯定了这种典型性。马一浮之学的这种特色，我们可以从马一浮与当代新儒家的比较中非常清晰地把握到。

马一浮

首先，在儒学的内容上，马一浮既不务训诂考据边事，亦不于先儒旧说之外用私意窥测，务求新义，更不学时贤迫于西方文明之刺激，义理未明即汲汲于世用。也正因为如此，马一浮之学中几乎没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或“救亡与启蒙的变奏”等“新”内容。他只是纯而又纯地讲他的圣人六艺之教、心性义理之学。他在讲论义理时特别注意化俗谛为真谛，真、俗不一亦不二。他在功夫上，强调“从上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尊德性，下学而上达；在造诣上，强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反对骄傲自满、得少为足、不思进取。所以在内容上，他处处将俗谛引归真谛，发明俗学俗事当中所蕴藏之圣义。马一浮之学的这个特点最显著地表现在他的《孝经大义》中，这不仅使他解读《孝经》迥超前贤，而且使他的整个理学体系较之宋明理学呈现出别开生面的气象，具有既传统又现代的独特气质。更显特色的是，马一浮之学从“大”着眼。马一浮讲《易经》的《观象卮言》中专门有一节“辨小大”。其中释“大”有“十重义”：一、大是周遍义，举一全该故。二、大是包蕴义，含摄无尽故。三、大是自在义，随时变易故。四、大是无碍义，通而不睽故。五、大是无尽义，为物终始故。六、大是无方义，无有远近故。七、大是无为义，感而恒寂故。八、大是不测义，两在不二故。九、大是即物义，与物为体故。十、大是无我义，虚中而应故。此十重“大”义，无一不关涉人的道德主体性。反过来说，也只有道德主体能当此十重“大”义，否则任何形而下的存在都必然有其局限性，不可能配此十重“大”义。

对于当时中西嫁接的五花八门的各种“新”学，马一浮义正词严地斥之为“芜秽”的“杂学”。与此相反，马一浮之学在内容上给人最鲜明的印象就是尊贵与纯正。对此，马一浮是十分自觉的，尝以孟子所谓“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以自处。

马一浮

正是由于有坚定而透达的道德主体性作支撑，所以面对当时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马一浮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冷静与理智。他本着“祸福无门，唯人自招”的儒、佛通则，推本于学术之盛衰与教化之得失，深明内忧外患皆由昧于性体、不明义理所致。对于内忧，马一浮说：“今日之祸，不患在朝之多小人，而患在野之无君子；不患上之无政，而患下之无学。”对于外患，马一浮说：“今天下大患，惟在徇物肆欲而不知率性循理。此战祸之所由来，不独系于一国家、一民族也。”在马一浮的心目中，人类平等，夷狄-中国之辨，只以礼乐之有无、义理之得丧为准，而不以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为据。尝以孟子关于逄蒙与弈之喻形容当今天下爱恶相攻、利害相争之现实。“逄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唯羿为愈己，于是杀羿”，马一浮说：“今西夷羿也，东夷逄蒙也，争霸是杀羿也。今羿亦知逄蒙之患不独欲亡中国。然逄蒙之道即羿之道，岂有优劣哉。故言富强者必极于不仁。争资源、辟殖民地，力征经营，狙诈飙起，趋其民以就死而不悔，曰：吾将以是生之也。至愚大惑，孰有甚于此乎？国土性空，物我一体，此义不明，人类终无宁日。”

如何救国？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问题。人们都在寻找力量，新儒家们亦不例外。他们希望找到一条既能保住传统的道德价值又能令中国富强起来的现代化道路。马一浮则不然。如果问马一浮所理想的社会是什么样的，那就是孔子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人或笑其迂阔，马一浮却不以为然。尝言：“孟子当战国之时，举世言利而独称仁义、道性善，故时人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孰知彼所谓‘迂阔’者，乃是切近；彼所谓‘事情’者，乃是虚妄。此佛氏所谓众生颠倒见也。”《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马一浮认为真正的力量只能从这里出。他说：“志士仁人之毅力，与元恶大憝之暴力，二者恒互为消长。毅力出于大愿，暴力出于大欲，即君子小人仁与不仁之辨也。”马一浮看来，只有从仁心出发，行君子之道，养成刚大之气，方可以济蹇难。

其次，马一浮讲论儒学完全以纯正的经学方式表达，丝毫也不迎合以西学解释儒家传统的时代潮流。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文章自有体制，但求是当，无取随人。”他所谓“体制”，即是以圣贤经典为楷模。在马一浮看来，圣人之文章乃是道之显现，直接合乎义理，决无私智造作，堪为后世之典范。所以，小到碑铭、序跋，大到说经论道，马一浮对各种文体都严格遵守古制，除非确实有违义理，决不轻易改作。尝以傅说告高宗“学于古训乃有获”之言，批评时人“尊今而蔑古”是“蔽于革而不知因”；崇拜西学是“拾人土苴以为宝”。马一浮认为，著述与讲说不同：讲说可以“称意而谈，随顺时俗，语言欲人易喻，虽入方言俚语不为过”，而“著述文辞须有体制”。孔子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据此，马一浮认为，“名必有实，无其实而为之名则妄也。妄言苟言，是谓不忠不信，是谓无物，是谓非礼”。因此，现代学者的“著述文辞”，在马一浮看来十分混乱，多是“不忠不信”，多是“无物”，多是“非礼”。

马一浮

因此，马一浮之学表现在文章风格上，既庄重文雅，又沉着痛快。就语言而论，马一浮之学以“雅言”入文，决不用“痤词俚语”。就辞气而论，马一浮之学诚恳中正，从容不迫；理定辞畅，如理如量，不铺张，不盖藏。就讲论经旨而论，马一浮之学但求契理，不求契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就指陈时弊而言，马一浮之学但取义理之正，不假愤激之情，语重心长，决不贬人扬己。对于其学之“沉着痛快”的风格，马一浮本人是十分自觉的。他说：“人谓钟太傅书沉着痛快，今始深觉其言有味。不唯作书要沈著痛快，作诗亦要沉着痛快，说话做事亦要沉着痛快。须知非‘忠信笃敬’，不能有沉着痛快气象。寻常只作率直会，太浅了。”不难看出，马一浮之学在表现形式上深得诗教与乐教之精神，与“索索无真气，昏昏有俗心”的俗学迥然不同。

最后，马一浮研究儒学的方法与新儒家们也大不相同。新儒家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在价值认同和情感倾向上接近传统儒家，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基本上是科学和哲学的方法。在马一浮看来，“今时科学哲学之方法，大致由于经验推想、观察事相而加以分析，虽其浅深广狭所就各有短长，其同为比量而知则一。或因苦思力索如鼷鼠之食郊牛，或则影响揣摩如猿狙之求水月。其较胜者，理论组织饶有思致可观，然力假安排，不由自得，以视中土圣人‘始条理’‘终条理’之事，虽霄壤未足以为喻。盖类族辨物必资于玄悟，穷神知化乃根于圣证，非可以袭而取之也”。很明显，马一浮注重的是佛家所谓“现量”的“圣证”方法，而不是科学和哲学所用的“比量”的“推想”方法。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圣证”方法是以心物一元的本体论为基础的“回心返照”，而“推想”的方法却是以心物二元的本体论为基础的“揣摩影响”。马一浮认为“物者是心所生，即心之象”，所以他讲习之法，“要在原本经术，发明自性本具之义理，与今之治哲学者未可同日而语”。

在马一浮那里，成圣成佛的学问与成圣成佛的实践是合一的。马一浮之学中既没有西方式的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游戏为特征的思辨哲学，也没有西方式的以神为中心的启示宗教。它是以道德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圣贤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的。它的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克己复礼、祛习复性的道德实践。“道德主体性”可以说是马一浮全部学说的筋骨与灵魂。马一浮之学的道德主体性，不同于西学基于人与自然以及人性与神性二元对立的主体性；而是基于“心外无物，事外无理”“全体起用，全用归体”“全气是理，全理是气”等一系列“不二”观念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不是脱离伦常日用的世俗事务别求一种主体性，而是酬酢万变而心缘义理的主体性。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祛习复性，安住义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廓然大公，物来顺应。马一浮身处内忧外患频仍之世，然而其言传身教却自始至终洋溢着泰然自若的风采。其为学处世的法宝，就是“惟精惟一”地允执其道德主体性。马一浮落实其道德主体性的最根本的窍诀，就是朱子所说的“但知义理之无穷，不觉物我之有间”。马一浮尝盛赞“朱子此语深得颜子之用心”。事实上，这也是他为人为学经验的总结。

《 <泰和宜山会语> <复性书院讲录> 注》

马一浮 著

邓新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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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泰和宜山会语》和《复性书院讲录》是马一浮的讲稿，本书为其注释本。全书由两部分构成，前导读，后注释。导读部分概述了马一浮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等，注释部分对《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进行字句注释及分篇解析，旨在帮助读者理解、感受一代儒宗的大师风范，进而认识中国学术精神，建立学术自信。

马一浮

马一浮（1883-1967），中国现代思想家、国学大师。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乳名锡铭，幼名福田，后又更名为马浮，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其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曾任浙江大学、复性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全集》。

邓新文，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儒藏的整理工作。有专著《马一浮六艺一心论研究》等，发表相关学术论文20多篇，如《贵和取向与致和功夫》《马一浮之学及其定位问题》《马一浮与熊十力六艺论之异同》《理解马一浮的障难试析》《儒家富强观试析》《马一浮“六艺一心”论与经学的整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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