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科技界屏息等待拜登政府人工智能芯片禁令在5月15日生效之际，白宫突然向世界投下一枚重磅政策炸弹。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紧急叫停既有规则，转而祭出堪称史上最严的半导体封锁令——不仅全盘推翻前政府的AI技术扩散框架，更将枪口直接对准中国科技旗舰企业华为，宣布任何使用昇腾系列AI芯片的行为都将触发美国制裁红线。

这项被业界称为"数字铁幕"的新规，连同对中美AI产业链的全面切割警告，标志着华盛顿正以空前力度重构全球科技地缘版图，一场关乎未来十年人工智能主导权的"芯片战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显然，中美科技竞争已从单一领域的技术较量，逐步演变为综合国力、制度模式与价值理念的全方位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双方不仅在关键技术与战略资源上进行竞争，更在生产关系与制度安排上展开深层次的较量。

1.科技竞争的三大核心要素：算力、算法和数据资源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算法与数据资源构成了科技竞争的三大核心要素（见图1-1）。中美两国在这三大要素上的竞争态势，既体现了双方的资源禀赋差异，也反映出各自的战略布局与制度优势。

图1-1 AI三大要素

算力作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已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首要战场。美国在高端芯片设计与制造领域保持领先优势，拥有英特尔、英伟达、AMD（超威半导体公司）等全球领先的芯片设计企业，在高端算力芯片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瑞穗证券估计，英伟达控制着 70%~ 95% 的 AI 芯片市场。

相比之下，中国在高端芯片领域存在明显短板，但在大规模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3 年）》，中国算力基础设施综合水平跃居全球第二位，算力总规模超过 230 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秒（EFLOPS）。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全面建成，服务企业数量 40 余万家。杭州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先行区，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中国（杭州）算力小镇已落地启用，以算力企业为支撑、算力赋能为特色的数字科技产业体系正在加快形成。此外，杭州还拥有全球排名第三的云厂商阿里云。

杭州模式通过政企协同、产业集群与效率提升，在算力领域构建了“规模 + 效率”的竞争优势，一方面大力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注重提升算力使用效率，实现了对资源禀赋劣势的有效弥补。

算法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应用的核心，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具有关键作用。在算法研发领域，美国拥有完善的研发生态与丰富的人才资源，其高校、研究机构与科技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创新网络。

杭州模式在算法创新方面的特点在于构建了“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通过有效市场机制促进算法创新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以DeepSeek为代表的杭州AI企业，充分发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场景应用为驱动”的创新优势，在算法研发过程中注重信息效率与价值共识的融合实践，推动算法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理论研究转化为产业应用。在中美算法竞争中，这种特殊的算法创新路径为中国提供了差异化的竞争策略。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在数据资源竞争方面，美国拥有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平台与数字服务企业，掌握着海量的全球用户数据。谷歌、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的全球化布局，使其建立了强大的数据收集与分析体系。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之一，也拥有巨大的数据生产与应用规模。

图片由豆包生成

“算力是基础，算法是关键，数据是未来。”

在中美科技竞争的三大核心要素之争中，中国与美国各有优劣势。美国在基础科技研发与高端技术领域保持领先，而中国在应用创新、市场规模与政策协同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杭州模式通过信息效率革命与数据资源的高效配置，逐步弥补资源禀赋上的劣势，构建出独特的竞争优势。正如杭州模式的核心理念所强调的：“资源的差距，可以用效率来弥补。”

2.战略的高度，取决于政策的稳定性

中美科技竞争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深刻反映在政策导向与科技战略的差异上。两国基于各自的政策制度特点与发展阶段，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科技政策体系与战略布局，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科技竞争中的路径选择与优势构建。

美国科技政策的战略定位具有明显的国家安全导向，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将科技竞争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议题。2024 年 12 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相较前两次制裁集中于头部芯片设计公司和关键晶圆制造商，此次管制新规不仅阻止中国进口先进的 HBM（高带宽存储器）、设备和软件，更限制中国自主生产高端设备的各条通路。

中国科技政策的战略定位更加聚焦于产业发展与科技自立。中国科技政策更注重从国家发展全局出发，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体系。

杭州在执行国家科技政策的过程中，形成了“信息效率 + 价值共识”的双支柱模式。杭州模式的政策导向既服务于国家战略，又立足于产业发展，形成了政策实施的高效协同机制。

美国科技政策的治理模式主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政府扮演规则制定者与基础研发支持者的角色。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等机构支持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突破，而技术商业化与产业应用则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推动。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发布的统计报告，2022 年美国国内研发资金达到 8 856 亿美元，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政府、高校和非营利组织，2002 年联邦政府资助了 59% 的基础研究，到 2022 年，资助基础研究的份额下降至 39.6%。中国科技政策的治理模式则强调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形成了“举国体制 + 市场机制”的双轮驱动模式。

战略的高度，取决于政策的稳定性。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中国通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等方式集中优势资源；在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方面，则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杭州模式在科技政策治理上的创新之处在于，杭州建立了“政策透明、执行有力”的高效实施机制。杭州市政府通过“最多跑一次”制度改革、“亲清在线”平台等创新举措，实现了科技政策从制定到执行的全流程透明化与高效化。这种高效的政策执行力，为杭州构建科技竞争力提供了制度保障。杭州通过持续稳定的政策环境与高效的执行机制，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通过对中美科技政策与战略差异的深入分析（见图 1-2），可以看出杭州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通过政策透明与执行高效，为构建科技竞争力提供制度保障与发展动力。这种优势不是建立在资源投入的绝对规模上，而是建立在制度效率与协同创新的相对优势上，这也是杭州模式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

图2-2 中美科技政策对比

3.杭州模式的科技“护城河”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构建科技“护城河”已成为区域与国家提升竞争力的核心战略。

“护城河”的宽度，取决于资源的深度、效率的高度。杭州模式通过信息效率、价值共识与新型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逐步构建起独特的科技“护城河”与竞争优势。这种科技“护城河”不仅体现在技术与产业上，更深入制度与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中，最终形成了一种以制度稳态为土壤、以平台驱动为主干、以生态演化为枝叶的“温室型”创新系统。

杭州模式的第一道“护城河”来自政企协同的高效机制。通过“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与数字化治理的推进，杭州形成了政府与企业间的高效信息流通与资源配置机制。截至 2024 年，杭州拥有省重点企业研究院 149 家、省企业研究院 695 家、省企业研发中心 2 234 家、市企业研发中心4 266 家。这种协同机制不仅提高了政策执行的效率，更优化了资源配置的精准度，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与环境支持。

在产业集群方面，杭州通过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科技创新的第二道“护城河”。杭州围绕五大产业生态圈，着力培育创新创业载体，构建“众创空间—孵化器—成果转化园（加速器）—科技园区”的全链条孵化体系，建设“科技大脑 + 天堂 e 创”数字化平台，夯实“热带雨林式”孵化土壤。2024 年，杭州已培育市级以上孵化器（众创空间）613 家。国家级孵化器数量达 65 家，连续 12 年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位。这些企业通过协同创新与资源共享，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的整体效能与持续动力。

数据资源的高效配置与价值释放，构成了杭州模式的第三道“护城河”。通过政府主导的数据开放共享机制与企业主导的数据价值挖掘平台，杭州构建了数据要素市场的高效运行与价值创造机制。根据 2024 年的《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报告（城市）》，杭州在全国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利用中排名第一。这种数据资源的高效配置，为杭州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产业提供了持续的创新动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社会信任与价值共识构成了杭州模式的第四道，也是最深层次的“护城河”。通过构建透明的规则体系与包容的创新文化，杭州获得了社会各方对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的广泛认同与支持。

这种社会信任与价值共识，为杭州的科技创新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基础，是其他地区难以短期复制的深层次竞争优势。政企协同、产业集群、数据资源、社会信任这四道“护城河”的有机结合与协同作用，构成了杭州模式区别于传统发展模式的核心竞争优势（见图 1-3）。

图1-3 杭州模式区别于传统发展模式的核心竞争优势

与传统发展模式依赖资源禀赋与资本投入不同，杭州模式更注重制度创新与效率提升，通过信息效率与价值共识的双轮驱动，构建起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与竞争优势。因此，真正的“护城河”，不是资源优势，而是制度优势。这才是杭州模式的本质特征与竞争逻辑。

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背景下，杭州模式的科技“护城河”不仅提升了区域的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更在中美科技博弈中为中国提供了差异化的竞争路径与战略选择。通过构建基于信息效率与制度创新的竞争优势，杭州模式为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探索出一条“弯道超车”的可能路径，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参考。

从杭州模式的科技“护城河”可以看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竞争优势的核心已从传统的资源禀赋与资本积累转向制度效率与创新能力。那些能够构建高效、透明、包容的制度环境，并通过数字技术提升信息流通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地区，将在未来的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先机。这也是杭州模式对全球科技发展的核心启示与战略价值。

刘典 胡宇东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