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监号来了一个因此案而判刑的犯人，他叫王承祥，也是密云的农民。这个人五十多岁了，长着雷公嘴儿，从眼眉以下两个颧骨以内这一圈特别像京剧孙悟空的脸谱。

他说话着三不着两，又很埋汰，最惹人厌的是其作风上不了台盘。即使说正常的话，干正当的事儿也显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仿佛干非法勾当似的。大家感到很可笑，因而送他绰号“落菜帮子”（北方俗语，不成材之意。“菜”指秋天收获的大白菜，外面的菜帮多用来喂猪）。

他是唱评戏的出身，“评戏”又称为“蹦蹦儿”，最初就是撂地演出，画个白圈儿，几个艺人简单地化化妆就开唱，其主要行当就是“小旦”“小生”“小丑”，所以又称“‘三小’戏”。王承祥就是演小丑的，行事鬼祟，大约是他的职业病。

他曾是县剧团演员，后因为“调戏妇女、耍流氓”被开除了，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遣返回乡，监督劳动。他身体弱、劳动能力很差，又是四类分子，每年挣的工分不够吃饭，队上分的粮菜和其他用物，王承祥挣的工分不足以对冲，一年下来，他还要欠生产队许多钱。

对于特别困难的人，大队本来应该救济，但不能救济戴帽的四类分子。因此特别允许他在入冬之后，可以到密云北部山区和河北兴隆县山区做些演出，以偿还欠队里的粮食钱和菜钱。

我问他：“你一个人怎么演出？你们唱出戏，就是清唱也得有几个演员、再加上文武场罢。”他说：“我会唱大鼓，拉上一个瞎子给我弹弦子伴奏就可以了。我自己也能弹三弦儿，实在没人，也可以自弹自唱，主要是唱乐亭大鼓和靠山调。”

我听过他唱，嗓子嘶哑，“靠山”味儿多，“乐亭”味儿少，真没什么听头。而且他会的一些段子（大多是当时不许演的“杨家将”“呼家将”“说唐”一类）大多没头没尾，而且情节凌乱，常把“说唐”的故事弄到“杨家将”里去。

“你这种玩意儿也能赚钱？”“你别看不起我，一冬天，我在兴隆走乡串村，一天最少五六块钱，还管饭。这百十天把一年的嚼谷（指生活费）都挣下来，还有富余。在兴隆，我还是香饽饽，十里八乡的都来请，有的地方唱上十天半个月也不让走。有时夜里我唱点‘老活’（指古代故事或带有色情的古代段子），十冬腊月里还有爬窗户根儿来听的，你哪能想得到？我这几十天挣的钱比挣工资的公社干部一年的工资都多。队里那点儿工分，我不在乎。”

“你还挺嚣张的，这样不得罪人？”

“我挣的钱多，干部都眼红，老在队里要我的‘好看’，平日管得严，冬天出去演出开路条（介绍信）时也很麻烦，回来时也得有所表示，要不下次不叫你出去了。没路条只能像走亲戚一样，去最熟的地方唱，这就不好开口多要钱了。你以为我们吃开口饭的那么容易呐，上下左右都得打点。哪处打点不到就会倒霉。”

“这回进监狱也是你打点不到吗？”

“落菜帮子”神情黯然：“说良心话，这次怨我。不是干部陷害我。我被抓的时候，有个老公安就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你一年到处游窜，吃香的、喝辣的，比我们舒服多了，撑得你胡说八道！’他骂得对。”

这次确实不是人家找他的麻烦，而是他自找麻烦。他这次“犯罪”与农村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关。

农村常有一些自诩多知多懂、说话罔顾忌讳、而又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们往往受过传统教育，有的甚至是数百年来秘密宗教的传承人。流行于社会底层的文化（就是我后来所关注的游民文化）对他们影响很深。他们是游民文化在农村的代表。

我前后在农村待过近十年，也见过一些这样的人物，他们的知识来源是社会底层流行的评书戏曲唱本、还有秘密教门口耳相传的“真言咒语”之类。

这些人“文革”前很受“落后群众的追捧”，是农村的“思想家”兼宗教代表，大事小情都要向他们请教，生老病死，何去何从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甚至是指导。解放后，这种“愚昧落后、迷信荒诞的文化”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其土壤尚在，一有机会还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的。

那时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个粮店，“落菜帮子”所在的大队也不例外。粮店掌大权的书记，其在村里的地位是与大队支书平起平坐的。这个粮店的书记就是我前面说的本村的多知多懂的“百事通”。

他与王承祥的岁数相近，解放前念过几年私塾，能读《三国演义》，村里的人也把他看成是晓奇门、知遁甲，上看天文，下知地理的人物。其他地方的这类人物，“文革”的铁扫帚一来，就被当做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扫荡殆尽。即使还活着的，也都不敢乱说乱动了（这类人在“非典时期”又有些泛滥的趋势）。

可是这位粮店书记没有受到丝毫冲击，因为他是掌握一个大队人马粮草的有权人，但他又不是公社或大队的当权派，一个粮店最多三四个店员，一般都是亲信，也不会把他打成当权派。

这位没有受到过冲击的书记还是一仍其旧，是这个村子异质文化的代表者，他所制造的舆论与正统舆论不同，一事当前，他往往有其独特的解释。他也有不少追随者，特别是老年人。

王承祥肚子里有点旧唱本，自诩会成本大套的评书，粮店书记爱说古，于是一个党的书记，一个“坏分子”，本来是不搭嘎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书记成为这个四类分子的精神依赖，有个大事小情也常常求他为自己与当权者通融。

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全国悲痛，同时也引起人们对朝政的普遍关注。

有一次这个书记与王承祥闲聊就说，你看吧，这一年是个多事之秋，“红羊劫嘛”（按：古人所说的“红羊劫”是发生在丙午、丁未之间，1976年是丙辰年，与“红羊劫”不相干）！周总理走了，接着就是朱总司令，其后就是毛主席。

王承祥听了大吃一惊，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你想啊……周没了，朱吃什么？朱没了，毛还能在吗？那会儿我们老说朱毛朱毛吗。”

王说：当时我听了，并没有在意。以为胡抡罢了。可是9月9号这天，我们一帮四类分子正在一起由民兵监督劳动。突然听大喇叭广播毛主席去世的消息。

我心里一震，想起书记的话，心说‘真灵啊’。旁边跟我一起干活的是个富农分子，我就把书记这番话悄悄地跟他说了。

富农正呆呆地发愣时，带队的女民兵突然大吼起来，你们两个‘四类’鬼鬼祟祟搞什么反革命串联？富农吓瘫了，二话没说就交代出来。一帮民兵马上把我俩捆了起来，看押在队部，一会儿，县公安局就来了人。

后来把粮店书记也抓了起来，“文革”的大风大浪都经历了，“文革”就要结束之时，这个书记却翻了船。

粮店书记判了二十年，“落菜帮子”十五年，富农一句话没说，只是听了，也判了四年。富农送了劳改农场。

粮店书记也在三中队，不过是二小队。到监狱后，他沉默寡言，没有机会听他评论一下此事和对自己下场的感受。

王承祥是个社会底层的艺人。解放后，行政组织严密，他不能像其前辈艺人那样浪迹江湖、做江湖人去游走四方，生活安定而且有些保障。

那时社会底层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艺人，他们是传统艺人，与那些被尊称为“演员”或“艺术家”的艺人完全属于两个世界的人物。解放后要把这两种人合二为一，统称为“文艺工作者”，以便对各种艺人实施改造。

在大城市的如北京、上海这种改造运行比较顺利，经过了细致而艰苦的重塑，如北京的侯宝林、刘宝瑞，上海的袁雪芬等也走进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行列。

这些人不仅需要完全换上一种全新的话语，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要有所转变，以适应这个新时代。侯宝林等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

也有不能适应的，就早早退出文艺舞台转行干起其他营生（天桥的许多艺人转行干其他行当，如唱西河大鼓的艺人刘田利就到澡堂子烧锅炉了）。

小城镇、农村也有这类底层艺人，他们比城市的艺人文化更低，适应能力更差，地方政府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和能力改造他们，这样他们只能自生自灭（1957年整风时，田汉还为这些艺人呐喊过）。

如果说这些底层艺人解放初还能短暂生存的话，“文革”一来，大多被扫荡以尽，集体消失，后来只有特别落后的山区（张艺谋演的电影《老井》也表现了“文革”中有盲艺人到村里演唱的情景）略有复活。

我从王承祥的口中得知许多社会底层艺人的生活状况。因为他是艺人，进了监狱，在塑料厂停工期间，队长也让他编演节目。他自己不能编写就找我帮忙。

那时只能编批判“四人帮”的。他说：“江青曾和我们一样，都是吃开口饭的。我弄不明白，她都嫁毛主席了，也不用演戏了，什么好东西没有的吃？还瞎折腾什么？”

这是他对江青不满足现状“还要祸害人民”（当时批判用语）感到特别困惑的地方。他说：

“我们做艺人可不容易，过年唱野台子戏，脸冻僵了，张不开嘴；指头伸出去，打不了弯儿，连拳头也攥不成。只要一下场，到后台就把手插进别人的怀里，暖和暖和。不分男的女的。

后来一强调阶级斗争，我们就惨了。许多戏像《杨三姐告状》这样抓人的戏（指吸引观众）都不能演了。

有一年过年演《箭杆河边》。我演二赖子（农村二流子），那天风大特冷，而戏里演的又是麦收季节，不能穿的太多。我在台上冻得直哆嗦，一下场，到后台，担任剧中妇女主任的演员正在我面前，我把冻得像红萝卜似的手就插到她怀里，不想她马上跳起来，打了我一个耳刮子，而且还边打边骂‘臭流氓’。

多少年都这样，谁也没怎么着，怎么这次她就入戏了，以为她真的就是抓阶级斗争的妇女主任，我真的就是二流子呢！演完戏，我还真成了比‘臭流氓’还臭的‘坏分子’，戴上帽子回乡监督劳动。

把我轰走了后，他们也没好几天，‘文革’一来，剧团解散都回家种地了。前两年他们看我唱大鼓，混得还不错，还想跟我一起干，或再组个小班儿流动演出。我坚决不干。

我对他们说，我对‘妇女主任’算是怕到底了，别再找我，再跟她一起演出，还不把我送进监狱？”

我打趣他：“你没跟‘妇女主任’一块演也进监狱了。”他乐了：“这回是跟党的书记跟错了。”

后来我给他写的乐亭大鼓词儿中，批江青、说到武则天。武则天“落菜帮子”知道。他说：“武则天是女人当皇帝，女人当皇帝不就是想多娶几个‘小白脸’吗？她们也像男皇帝一样有‘三宫六院’。”这就是底层社会、特别是游民对于当皇帝的理解。

历史上凡是造反起事想当皇帝的，不管皇帝当得成还是当不成，“三宫六院”是他们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还问我：“你说，怎么杨六郎那么英雄，到头来当了武则天的‘小白脸’呢？”

他提的这个问题差点把我笑喷了。我说：“一个唐朝人，一个宋朝人，怎么能配到一起？武则天比杨延昭大三百多岁呢！”“我们唱大鼓中的武则天，她老叫‘我的六郎’。这不是杨六郎？”

“那是武则天宠臣张昌宗，也行六，人们称他‘六郎’。这是与杨延昭混淆不得的，两人差着时代呢。”

王承祥在一监，虽然没有像同乡老陈那样知足舒心，但感到还可以：“到这里什么都用不着操心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一人吃饱，一家子不饿”，“胡吃闷睡一天又一天……”他用乐亭大鼓的旋律对我唱出他在监狱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