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在段文杰去世后，段兼善整理父亲的遗物。

他惊讶发现当初大学那张不成熟的作品《迎丰收》竟然被父亲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他顿时潸然泪下，收拾父亲的遗物才发现父亲有多爱他，也才发现父亲有多么爱敦煌。

原来，父亲到死都放不下敦煌。

段文杰是四川人，1917年出生在绵阳松垭乡，段家在过去是大户人家，可段文杰出生时，已经渐近没落。

祖父一去世，段家分崩离析，其他三家还将合营的制盐土作坊占为己有，段文杰这一分支生活日益艰难。

好在吉人自有天相，段文杰的父亲中学毕业后，顺利成为盐务局的一名小职员。

当时盐务局工作流动性大，段文杰七八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到处流动居住、上学。

（段文杰年轻时）

1937年，除了北大、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外，北平其他学校南迁，北平艺术专科、杭州艺术专科一同迁到了湖南沅陵。

第二年，两所学校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0年再迁往重庆，开始在成都招生。

段文杰随即报名，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艺专学习国画，同年吴冠中从油画转入国画科。

当时国立艺专国画重山水花鸟、轻人物，只有一个老师教授人物画，擅长的还是清代费晓楼一派宫廷侍女画。

段文杰慷慨激昂，痛批：“这种脱离现实的封建美人，在我的审美感情上无法接受。

在侵略者强占我国领土，企图亡我民族，飞机炸弹盘旋头上的生死存亡时刻，这种绘画方式，怎能表达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这种审美情趣和绘画技法，也难以表达激昂向上的创作激情。”

段文杰一直在寻找能够为祖国奉献的绘画道路，直到1944年张大千在重庆举办了敦煌展，他这只无头苍蝇，终于在玻璃瓶找到了出口。

张大千在敦煌待了3年，临摹了自十六国至元代的壁画作品共276幅。

段文杰在张大千的三年心血中，找到了要倾注一生的方向，而张大千当时神往敦煌，是因为他的二哥张善孖。

张善孖1940年10月因为办画展救国，过度劳累病逝，年仅58岁。

张大千那时途经广元，意外收到二哥在重庆病逝的噩耗，又折返回去奔丧，二哥的去世，使他更加坚定，敦煌非去不可。

二哥可以为了祖国、民族鞠躬尽瘁，我也要、我也可以。

他曾豪言：

“我在敦煌临了那么多壁画，对佛和菩萨的手相，一见便识，而且可以立刻示范。

你叫我画一双盛唐的手，我决不会拿北魏或宋初的手相来充数，两年多的功夫没有白费哟！”

（张大千临摹莫高窟172窟观无量寿经变 ）

当时，中央大学迁至重庆，徐悲鸿在艺术系任教，便去观赏了张大千的敦煌展，不禁感慨：“吴带当风，曹衣出水”者，大千先生已兼获吴曹之长。

1945年，段文杰从国立艺专一毕业，和同学商量，一起奔赴敦煌。

临走前，他最后一次去见了校长潘天寿，潘天寿对他自主的选择非常欣慰，“搞艺术就是应该多走、多看，开阔眼界”，并铺纸为他题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但路途颠簸，这幅字在路上被雨水淋毁，字已毁，潘校长写的字却永远记在他心里。

段文杰走了很久，8月中旬才到兰州，然而此时却被告知，敦煌艺术研究所已撤销。

那个时候，由于经济困难，敦煌又身处偏远地区，国家无暇顾及，无奈只能做出撤销的决定。

那里的画家，如董希文、乌密风、潘絜兹开始撤退，董希文更准备在兰州办个画展，筹点回家的路费。

（中间排右三常书鸿、右四段文杰）

不久，所长常书鸿紧急赶往教育部，准备力挽狂澜。

得知段文杰要来敦煌，他握着段文杰的手说：“你等我回来，一定在兰州等候消息，等我回来再一起到敦煌去。”

这个承诺“毫无可信度”，同学杨浩青、程艾舟已经决定南下去搞教育了，只有段文杰捧着这个承诺，傻傻在兰州等了近一年。

不是承诺足够让人信服，只是因为想去的心异常坚定。

1946年中秋节前夕，段文杰跟随常书鸿终于抵达敦煌。

他迫不及待钻进洞窟，看见琳琅满目的古代壁画，他深受震撼，一口气看了十几个，觉得漫长的等待值了。

接连几天，段文杰都是在洞窟里度过的，甚至忘记了吃饭，他说：“我真好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饱餐了一顿。”

饿牛口中的菜园子，没有菜，每天吃的饭菜甚至拌着风沙。

常沙娜当时跟着父亲常书鸿去敦煌，她曾回忆：

“刚到的那天，吃饭的筷子是河滩上折的红柳枝制成的，一碗醋，一碗颗粒很大的盐，还有一碗厚面片。”

戈壁沙漠，风沙弥漫，冬天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还没有任何取暖设备。

段文杰住在破庙里，无水无电，由于昼夜温差极大，早上还没出被窝，眉毛鼻子就已经结满霜。

生活的菜园子一片荒芜，而精神上的菜园子，菜也没有那么好摘。

洞窟又窄又暗，大家临摹壁画时，需要先用镜子将外面的阳光反射到洞窟里的白布。

大一点的洞窟勉强可以搭梯子，张大千的儿子张心智便回忆：

“一天上下得爬多少次梯子，就很难统计了，我当时胆子小，每当爬到最高处时，两条腿不由得就发抖……”

（段文杰架梯子作画）

更多的是人进去都费劲的洞窟，更别说要搭梯子了，临摹洞窟穹顶壁画，必须扯紧吊绳，身子悬在半空中，头和身子弯成直角，借着白布反射进来的微光作画。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段文杰一生临摹了384幅壁画，创造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之最。

敦煌壁画，脱落漫漶之处很多，许多壁画正是在段文杰的抢救性复原临摹下，才得以复原本来面貌。

复原临摹要求很严格，在临摹之前，要做很多研究、查证、对比工作。

形象模糊之处，段文杰要从其他相似且保存完整的地方去推敲，再翻找相关文史资料，反复考证，谨慎将其补全。

“都督夫人礼佛图”壁画脱落严重，画上12个人物，有的面相不全，有的衣服层次不清，有的头发残缺，要想复原，不啻于徒手登天。

段文杰没有知难而退，他在八平方米斑驳模糊的墙面上去寻找形象，又查阅了历史、美术史、服装史、舆服志和唐人诗词，小到盛唐仕女的鞋履，段文杰都研究了数百遍，最后才临摹出来。

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关友惠所说：

“‘都督夫人礼佛图’在当时只有段先生有能力复原画出，因为段先生功底深厚，他的线描技法有活力、有韵味，造型有生气，不板、不滞。”

由着功底深厚，态度认真，段文杰许多复原临摹作品，皆被称为“临本中的典范之作”。

1950年，段文杰担任美术组组长，并在常书鸿外出时代理所长职责。

1958年兰州艺术学院成立，常书鸿被任命为院长，就更忙了。

据1947年到敦煌的孙儒僩先生说，由于常书鸿长期不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段文杰先生实际上就是敦煌研究的带头人”。

80年代初，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公开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此言论让敦煌研究所的人无不感到自尊心受挫，此时已是研究所所长的段文杰，化悲愤为进取的力量，动员成立敦煌学会。

他表示，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务必将敦煌学的研究搞起来，要将属于我们的东西，永远留在中国的土地。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升级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

儿子段兼善回忆：

“自从父亲担任院长之后，工作层面更多，白天都是在处理院内的各种事务，晚睡早起。

后半夜3点起床开始写作，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天亮前几个小时来完成的。然后又是一天的循环往复。”

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上，段文杰信心满满说：

“我们一定能够“扭转‘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落后局面，我们坚信……经过不太长的时间，一定会豪迈地向世界宣告：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中心也在中国；我们中华各族儿女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研究者和继承者。”

段文杰着重大力培养人才，为提高研究所整体的临摹水平，他手把手带大家学习，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传授。

李其琼将段文杰奉为永远的老师，她回忆：

“我们到敦煌，都不了解敦煌壁画，更没有学习过临摹，段先生就教我们从描线开始训练，白天工作，晚上练习，研究所里壁画临摹质量的提高，是他付出了努力。”

培养人才难，留住人才更难，敦煌地处西北戈壁，条件艰苦，很多青年根本熬不住。

为此，段文杰痛下决心，制定了具体办法：

高中毕业的送去进修大专、大学；大专、大学毕业的鼓励攻读研究生；选送学有所成的专业人员出国深造等。

受惠于这样的政策，1990年春，李最雄通过东京艺术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我国第一位获文物保护科学博士的学者。

敦煌研究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学位授予仪式，仪式上樊锦诗连连感谢段文杰这些年的付出：

“长期以来，无论经费多么紧张，段先生对人才的培养从来没有中断过。
在段先生任期内，先后有近60人赴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学习深造……数人取得硕士、博士学位”。

除此之外，段文杰不断出版画册、编辑文集、创办期刊，策划主持了多次国内、国际敦煌学术研讨会，有效促进了国际敦煌学的发展，增强了中国敦煌学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1984年吹的牛皮，仅仅过了几年的时间，段文杰就把它变为无可辩驳的现实。

如今我们后人可以言之凿凿地跟全世界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短短的12个字，是段文杰等人几十年的努力给的底气。

1998年，段文杰退休，此时的他81岁，距离刚到敦煌已经过去52年。

都说人老了，讲究落叶归根，但段老却没有，退休后在兰州定居下来，或许是想离敦煌近一点，哪怕已经离开敦煌。

退休后，段老常常午夜梦回，精神恍惚，要儿子去请院里的有关领导来开会研究工作。

段兼善说，现在深更半夜，人家都在休息，开什么会？他还不相信，直到段兼善扶他到窗边，确定现在是深夜，他才肯回去躺着睡觉。

结果第二天天亮了，段老又嚷嚷着要开会，段兼善只得耐心劝父亲：

“现在院里的领导把敦煌的事管理得很好，您就不要再操心了，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如写字画看电视多好呀，不要管别的事了。”

他像听进去了，没再闹着要开会，可又像根本没听进去。

2007年，段老最后一次回到敦煌，研究院同事们为他举行盛大的晚宴，祝贺段老90岁生日，以及他守护敦煌莫高窟60年。

段兼善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从上寺沿着林荫，由南向北慢慢前行。

段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九层楼大殿和那一排排的洞窟，眼眶湿润、沉默不语。

当初的饿牛变成了老牛，可还惦记着那个菜园子……

（年轻时的段文杰在窟内临摹壁画）

2011年，段老病逝，享年94岁。

敦煌一定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不然为何常书鸿在去世前不久仍千叮咛万嘱咐女儿：

“我已老而不死，但以后死也要死到敦煌！不小心死了，骨灰还是要回去敦煌！”

不然段文杰临终前，为何一遍又一遍喊着“我要回敦煌”。

我也非常确定，敦煌就是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从事敦煌艺术工作的人，大多是长寿之命。

敦煌的第一代守护神常书鸿活到90岁，第二代段文杰94岁去世。

敦煌的女儿常沙娜、樊锦诗如今仍然健在，比段文杰小14岁的常沙娜，如今也已活到了段文杰的年纪。

86岁的樊锦诗现在还在为敦煌倾尽所有，前两年她一口气给北大、中国敦煌石窟保护基金会各捐了1000万，退休金也一分不留，全投到敦煌保护事业中。

她说：“这片土地锁住了我的魂！我甘愿被锁！”

如今的我们，能听到千年前文化的呼唤，何尝不是这些长寿大师榨干了自己的生命，助它们焕发新的生命力。

不朽的艺术传世，背后都是一个个有限的生命在无声地燃烧。

下面是段文杰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