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队伍中，以年轻人居多。但也有个特殊的群体，被称为“长征四老”。分别是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

其中，谢觉哉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过书，还给毛主席当过秘书。他的资历非常深，人们都称他“谢老”。

红军长征结束后不久，谢觉哉被任命为“中央内务部长”。他身上完全没有“衙门作风”，办事非常平易近人。

那时，当地妇女强烈要求婚姻自由，但有些人却把结婚、离婚当儿戏。有个妇女已经离了三次，又和第四任丈夫合不来，两人经常骂街打架。当事情上报到谢觉哉这里后，他深入调查后了解，双方确实是生活不到一块了。

于是，谢觉哉劝说男方放手。同时，他又教育女方，告诉她只能离这一回了，以后选人要慎重。这样处理，男女双方都能接受。

作为第一任内部部长，谢觉哉亲自制定了部里的规定。不论是部里的哪个职务，都要轮流接待群众上访，每个星期至少要和群众碰一次头。

作为部长，谢觉哉身体力行。有一回，有老百姓找到了谢老家，要告状。但被警卫员拦下来了。谢老教育道：“群众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你们可以先了解情况，然后通报给我，见不见由我来决定，但你们不能私自把人拦在外面。”

谢老长期担任政府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重要职务。他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人也是一样。

1957年，年逾七旬的谢觉哉回到了故乡湖南宁乡县。他看到以前树木遮天的大小山头，如今变成了“和尚头”。

谢觉哉问基层干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你们怎么能容忍这样乱砍乱伐？”见干部们低头沉默不语，谢觉哉马上给出了解决方案。他提出：以前有个群众组织的“禁山会”，对保护森林起到很好的作用。

这时，有人说：“您儿媳也砍树了。”原来，谢觉哉旧居附近的山上，种着很多树。结果，几年下来，这些树都被砍光了。谢觉哉的儿媳，孙媳很生气，赌气砍了几棵。

谢觉哉认为，自己的亲人理应与别人一样，受到相应的处罚。除了没收、罚款外，谢觉哉还告诉基层干部，要求让她俩在“社员代表大会”上作检讨。

为了作出榜样，谢老带头和家人一起写检讨，一直从村里检讨到县里。这件事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广为流传，人们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对谢老更加敬佩了！

谢觉哉对家人和身边人，从来都是“严格要求”。三年困难时期，谢觉哉有个孩子上街没有买到合适的皮鞋，回家后便埋怨国家生产皮鞋太少了。

谢觉哉当即提出批评，并现身说法。他回忆说，他在1937年到兰州国统区搞统战工作，公家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一直到北京，70岁的时候，为了接待外宾，才买了第二双皮鞋。

谢觉哉告诫孩子，不要只盯着皮鞋问题，要多考虑，怎么能帮助农村老百姓解决吃不到油，城市居民一家人挤在一间房子？

谢老身边有个工作人员叫高世文，“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后，依着高世文的资历、功劳，完全能够定为行政十四级，甚至更高。但因名额有限，他最终被定为“行政十五级”。

谢觉哉见高世文想不通，便做起了他的思想工作。“国家刚刚完成经济恢复，我们要体谅国家的困难。”高世文很快转变了态度，接受了谢老的开导。

在生活方面，谢老相当朴实。当年陕北的冬天异常严寒，警卫员见谢老办公时还打寒战，便多在窑洞里烧了一些木炭。

可每当屋里有热气后，谢老就把一部分木炭夹出来，用水浇灭。等到屋里再变冷时，再点燃。这样做的目的，一来为工作人员减轻收集木炭的负担；二来可以少伐树，保持生态平衡。

说起来，谢老不仅在生活方面抓得“细”，在工作中同样“细致入微”。1959年，谢觉哉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仍然深入下层。

很多重大疑难案件，他都亲自过问处理。1961年，谢老收到了一封从甘肃寄来的信，来信是一名医生，曾在少数民族搞“驱霉注射”工作。但后来以“破坏民族政策”的罪名被判10年。

此医生认为自己被冤枉了，特地请谢老主持公道。谢老接到信后，马上调阅案卷，开始调查。他走访当地，得到了第一手资料，对作案的时间、地点、手段等方面，均找出了可疑点。

最后，在谢老的力争下，这件案子被深入调查后，发现是一起冤案。就这样，被审查了8年之久的医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纵观谢老的一生，在“法”的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被称为“革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也是秉公执法的好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