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的湘西，一条江面上发生了惨剧。纱厂股东王某带着妻子兰姐乘船离开，同行还有几名受雇的壮汉。船行不远便倾覆，王某和兰姐都没能活下来，只有船老大凭水性逃生。
消息传回后，瞿玉屏一家很快想到同一个可能：船是兰姐弄翻的。可在贺捷生心里，这个猜测始终没有完全说通。兰姐当时已被绑住手脚，一个柔弱女子，究竟怎样让一条载有数人的船翻入江中？
这个疑问，陪伴了贺捷生许多年。它并不只是一个意外经过，更牵扯出她童年漂泊时见到的另一面：战乱、贫困和旧式婚姻，怎样一步步把一个善良的女子逼到绝境。
1935年11月19日，贺捷生出生于湖南桑植。她出生仅19天，母亲蹇先任便背着她踏上长征路。雪山、草地和漫长跋涉，对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成长”，只能说是被大人背着活了下来。
1936年10月，蹇先任带着一岁的女儿抵达陕北。林伯渠前去看望时，发现孩子一直被母亲抱在怀里，便问为什么不让她下来走动。蹇先任解释，孩子长期营养不足，双腿还没有力气。
林伯渠听完很难过，立即让随员送来一只羊腿。贺捷生后来回忆，吃过羊肉后，她的身体逐渐有了起色，腿部也恢复了力量。这个细节很小，却说明当时的生活条件有多艰苦，一点肉食都可能改变孩子的身体状况。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贺龙出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蹇先任则前往苏联学习。父母各自承担着重要任务，年幼的贺捷生不能跟随军队，也无法继续留在母亲身边。
贺龙于是把女儿托付给老部下秦光远、瞿玉屏照看。两人都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受周恩来安排，到湖南从事兵运工作。秦家子女多，生活不宽裕；瞿玉屏没有孩子，手里又经营着纱厂，照料贺捷生的重担便落到了他身上。
瞿玉屏对这个孩子很看重，曾对家人说：“她就是我的命根子，谁也不准欺负她。”只是他常年在外做生意，不能时时陪伴，贺捷生便被送到一位老先生家中读书。
老先生行动不便，性情严厉，常拿着戒尺督促读书。贺捷生年纪尚小，面对难懂的古文和阴沉的面孔，心里难免害怕。偏偏老先生的女儿兰姐，成了那间屋子里少有的温和气息。
兰姐当时二十八九岁，端庄勤快，一直没有出嫁。她要照料行动不便的父亲，家里的大小事务几乎都离不开她。老先生教课疲倦打盹时，兰姐便替父亲向孩子道歉，再耐心教贺捷生写字。
有一次，她发现贺捷生头发里生了虱子，便问：“你多久没洗头了？”孩子羞得低下头。兰姐没有责备她，只是烧水、梳头，替她把头发洗干净，还扎上两根红头绳。
瞿玉屏来接孩子时，见贺捷生换了模样，笑着说：“这是谁家的小姑娘，打扮得这么漂亮？”兰姐没有多说什么。此后，只要贺捷生去老先生家，她便帮忙洗头、教字，两人渐渐亲近得像姐妹。
后来，瞿玉屏又请来数学和音乐教师，为贺捷生补充新式教育。课程丰富了，她去老先生家的次数却少了。兰姐得知后，专程到瞿家看望她。贺捷生扑过去抱住兰姐，许久没有松手。
杨氏见兰姐稳重能干，便起意替她说亲。经人牵线，兰姐嫁给了纱厂一名姓王的股东。谁也没想到，这桩婚姻很快露出狰狞的一面。
十多天后，兰姐回到瞿家，仍穿着旧衣服，双眼红肿，手臂上还有伤痕。面对询问，她沉默不语。瞿玉屏找王某理论，对方嘴上答应改过，私下却继续虐待。
那时湘西一些地方的宗族观念和男尊女卑习俗根深蒂固。女子嫁人后，即便遭受殴打，也很难真正获得外界保护。瞿玉屏责怪妻子，说她好心做媒，反而把兰姐推入了火坑。
王某后来要离开湘西，执意带走兰姐，还放话说她生是王家的人，死是王家的鬼。他租船并雇人押送，兰姐被绑着带上船。船离岸不久便翻了，王某和兰姐双双溺亡。
兰姐的父亲听到女儿死讯后，也选择结束生命。至于那条船为何倾覆，现场没有留下完整证据，唯一活下来的船老大也只能证明船翻了。贺捷生因此一直疑惑：兰姐究竟是拼死反抗，还是另有意外？这个问题，后来始终没有一个能够被完全确认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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