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陕北瓦窑堡、保安一带的条件仍很简陋。长征刚刚结束，部队需要休整，机关需要重建，粮食、经费、通信和物资供应都摆在中共中央面前。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重伤初愈的贺子珍被安排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工作，担任印刷所所长。

这个职务听起来不像前线指挥员那样显眼，却关系到根据地能否正常运转。印刷所承担的并不只是印几张纸，还要负责钞票、票据、宣传材料以及部分机关文书的印制。红军到了陕北，不能只靠缴获和筹集维持，财政机构必须尽快恢复，发行和管理货币也成为巩固新根据地的重要一环。

此前，中央苏区的国家银行已经有较为完整的组织体系。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对党、政、军机构作出调整，原有国家银行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林伯渠兼任行长，贺子珍则负责印刷所的具体工作。

有意思的是，贺子珍并非因为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才被安排在这里。她早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地方工作和部队工作，具备一定的组织经验。长征途中，她又经历了极其严酷的考验。把她放到印刷所，既是组织对她能力的使用，也考虑到她刚刚负过重伤，无法像普通战士那样继续长途行军和频繁作战。

长征开始前，中央苏区面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局面。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战略转移之路。贺子珍当时不仅要随队行军，还要承受与孩子分离的痛苦。年幼的孩子被留在苏区，由亲属照料，后来因战争环境恶化而失踪。这件事对她造成的打击，远非几句“长征艰苦”能够概括。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党和红军的领导关系得到重要调整。此后，部队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贺子珍一直跟随队伍行动，在一次行军和战斗过程中遭到敌机轰炸，为掩护伤员而受重伤，身体里留下了多处弹片。

她没有因此离开革命队伍。伤势稍有好转，仍设法跟上中央机关和部队。到了陕北，中央机关终于获得相对稳定的落脚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作轻松了。陕北根据地刚刚建立，既要应付军事压力，也要筹措军粮、整顿财政、扩大政治影响，各项机构都处在重新搭建之中。

印刷所的工作尤其讲究细致。纸张、油墨、印版都很缺，设备也谈不上先进，稍有差错就可能造成浪费。印制出来的票据和钞票，还必须符合统一格式，不能随意流失。所长不仅要管生产，还要抓纪律、保密和人员安排。对一个经历过战火、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的女同志来说，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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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在这里承担的，正是把中央关于财政和组织建设的要求落实到具体事务中。她需要面对机器、材料和人员，也要同机关的财政工作保持联系。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往往就是这样，从一张票据、一份文件、一次登记开始，逐步形成秩序。

毛泽东曾关心她的身体状况。贺子珍也明白，印刷所虽然不在枪林弹雨的最前沿，却同样属于革命工作。她对身边同志说过类似的话：“只要组织需要，在哪儿都一样干。”这类话并非豪言壮语，而是当时许多革命者的日常选择。

1936年，贺子珍怀孕，身体状况又受到旧伤影响，组织便将她调离印刷所，所长一职由朱华民接任。这个调整说明，她担任印刷所所长的时间并不算长，却处在中央机构完成陕北转移、逐步恢复工作的关键阶段。

同年冬天，贺子珍生下一名女儿，孩子的小名叫娇娇。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进一步稳定下来。贺子珍后来进入抗大学习，希望补充文化和理论知识，但因严重贫血不得不休学。伤病、生产和长期战争留下的创伤，始终影响着她的身体。

因此，贺子珍在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担任印刷所所长，不能只看成一项普通任命。它反映出长征之后的中央，已经开始从单纯的军事生存，转向党政军机构并举的根据地建设。贺子珍也由前线女战士，转入财政机关的实际工作，成为这段转折中的一名执行者。

后来，她因身体和家庭原因离开延安，前往苏联治病。那时，长征已经结束，陕北也不再只是红军的落脚之地，而逐渐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国抗战和革命斗争的重要基地。贺子珍在印刷所留下的那段经历，正发生在这个基地由战场营地走向正规机关的起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