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1日一早，顾玉良乘坐江西省保安处提供的小汽车，来到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办事处所在地大庾县池江圩，在项英住处见到刚从野外跑步回来的项英。

项英也很快认出了身穿国军制服的顾玉良。

顾玉良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先后担任过中央内部交通员、内交科科长、中央交通局汕头交通站负责人，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和项英熟识。

顾玉良此行肩负重要使命：带上博古给项英、陈毅的亲笔信、有关文件和博古向项英口头传达的话，前往江西大庾找到项英。

前排左起：张云逸、叶飞、陈毅、项英、黄道、涂振农

后排左起：顾玉良、沈冠国、温仰春、曾昭铭、李步新

1937年7、8月间，在赣粤边区油山一带领导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等通过各种渠道，先后获知西安事变以及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又从香港刊物上看到毛泽东于当年5月在苏区代表大会上所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

项英、陈毅主持召开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干部会议，会后以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

9月上旬，陈毅以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代表的身份，在赣州和国方谈判，达成九项协议。

9月24日，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应江西省当局之邀，前往南昌谈判，下榻于月宫饭店。

项英从报刊上看到22日由中央社发布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得知中央代表博古、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正在南京同国方谈判，顿时欣喜若狂，即请江西省保安处向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代发电报，以求建立联络。

项英没等到博古的回电，于29日离开南昌，返回大庾。

行前，项英、陈毅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听候点编。

项英宣布在月宫饭店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由陈毅负责联络南方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等事宜，在吉安等地设立接洽处。

博古、叶剑英收到项英的电报，即转报中央。

收到项英电报后，博古欣喜万分，连夜写好给项英的信。

得知项英已返回大庾，博古经与叶剑英商议，决定派顾玉良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上尉副官身份，持叶剑英给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的公函，前往大庾和项英联系。

顾玉良于1933年被捕，此时刚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保释”出来不久，已通过组织审查，住在办事处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

见过顾玉良后，项英主持召开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决定项英前往延安汇报工作，由陈毅代表中央分局到湘赣边游击区和皖浙赣边游击区，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联络游击队下山改编事宜。

会后，陈毅前往信丰县小江，向信南县委书记传达中央精神，指示三南游击队开往池江整编。

随后，陈毅前往赣州，洽谈游击队改编后的给养问题，打算在谈妥给养事宜后前往吉安，设立“红军游击队吉安接洽处”。

10月12日，项英辞别战斗三年的赣粤边游击区，在顾玉良等陪同下，先乘车再换乘轮船，前往南京。

16日，项英一行抵达吉安。

抵达池江之前，顾玉良在途径吉安时，已于10月8日在吉安一家旅馆见过陈毅。

顾玉良轻车熟路找到陈毅，此时陈毅所住旅馆已被设为“红军游击队吉安接洽处”。

项英给陈毅看过博古的信和有关文件后，和陈毅长谈。

项英向陈毅交代：我走后，这里的工作由你全盘负责。另外，我想请你去湘赣边游击区，让湘赣临时省委书记、湘赣军政委员会主席谭余保同志尽快带队伍下山。

项英还为陈毅写下介绍信：“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项英”

谭余保

谭余保是湖南茶陵县农运领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参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

1934年1月，谭余保任湘赣省代表团团长，率团潜往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

陈毅也是参会代表，和谭余保一起被大会选为全苏中央执行委员。

陈毅和谭余保在瑞金只有一面之交。

虽不算熟识，但谭余保是老同志，陈毅不觉得向他传达中央精神、让湘赣边游击队下山会是难事。

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以来，不少游击队员对接受改编、穿上国军制服有抵触情绪，毕竟两党之间曾经恶战十年，结下血海深仇。

但是，经过耐心的宣传、说服、教育，游击战士大多能转变思想，接受改编，就如三南游击队。

陈毅通过江西省保安处，找到谭余保的老搭档、湘赣边区“招抚专员”陈洪时，想请他联系湘赣边游击队。

此时，陈洪时已升任省保安司令部党政工作团上校总干事。

陈洪时听清陈毅的来意后赶紧摆手，以公务繁忙为由婉拒。

陈洪时表示，已和旧日同志分道扬镳，再见难免尴尬，但是同时表示愿为陈毅前往湘赣边游击区提供协助。

陈毅想到，陈洪时是大叛徒，他不愿前往故地，也是人之常情，也就笑着接受了陈洪时的美意。

陈毅没想到的是，陈洪时不是不愿、而是不敢重返故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怕被脾气暴躁的“煞星”谭余保杀掉！

陈洪时

陈洪时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回国后前往湘赣苏区，先后担任县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

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后，陈洪时接任省委书记，和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一起，领导湘赣边游击战争。

彭辉明战死后，湘赣苏区丧失最后一块根据地，陈洪时吓破了胆。

在带领部队转移时，陈洪时把追随省委机关转移的上千名群众当作包袱，丧心病狂地下令部队朝群众放枪。

这些群众是游击队最铁杆的支持者，他们之所以跟随省委机关转移，都是因为做过革命工作，或者是军属、烈属。

幸好陈洪时及时叛变，不然，湘赣边游击队迟早会饿死在群山中。

1935年6月，陈洪时托干爹与江西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危宿钟秘密联系后，带领亲信人员辗转下山，乘火车来到萍乡县城，“向政府投降”，发表《反共宣言书》，献上省委文件、印章、地图、电报密码以及黄金、光洋等财物。

陈洪时被委任为“招抚委员”，负责在湘赣边区招降纳叛。

陈洪时告诉陈毅，谭余保游击队可能在永新县九陇山活动。

陈洪时还帮陈毅联系吉安第三专署。

经与吉安第三专署协商，专署保安司令部派出一位副官陪同陈毅进山。

因为陈毅腿伤未好、不良于行，专署保安司令部雇请两名轿工，抬着陈毅前往九陇山。

陈毅进山、险被谭余保杀掉的“三岔口”故事，整个过程充满张力和戏剧性冲突，是绝佳的戏剧题材，日后被编成话剧，也被拍成电视剧。

关于这段历史，基本都有这样一段记叙：陈毅进山前，已有一位联络员奉命前往湘赣边游击队，不幸被自己同志误杀。

关于被误杀的联络员的身份，有多个版本，记叙者都是地方史志办工作人员。

被误杀的联络员的姓名，一说为曹树良，一说为赵书良。

他的身份，一说为湘粤赣边游击队第一支队长（赵书良），一说为湘南游击支队长或湘南游击一支队支队长（曹树良）。

关于被误杀的时间，统一为1937年10月，也有记叙为1937年冬。

关于误杀的责任人，多数记叙为谭余保，也有记叙为九陇山游击区湘赣独立团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

赣、粤、湘交界处多为客家人聚居地，游击队指战员除少数外来干部战士外，基本都是客家人。

看到这里，肯定已有客家读者已经会意，曹树良和赵书良必有其一是误听误记。

恭喜你已猜对，在客家话中，曹、赵同音不同调，赵书良是客家子弟的误听误记。

据红五军团研究资料，曹树良是山东人，曾任二十六路军手枪旅营长，参加宁都起义后入党，曾任红三十四师副团长、团长。

1934年12月，曹树良率部完成掩护红军主力西渡湘江任务后率部向东突围，转移到湘南东部山区，任湘粤赣边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1937年冬于莲花县被错杀。

红三十四师是长征初期的全军总后卫，军委给他们的指令是完成掩护任务后追赶大部队，若追赶不上就转入湘南打游击。

红三十四师的幸存者屈指可数，指挥序列是确定的，并无曹树良担任副团长、团长的记录，如属实也应是临危受命。

关于湘粤赣边游击队和湘南游击队，周里的回忆文章记载如下：

赣南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赣南省突围部队抵达油山后，经赣粤边游击总指挥部会议决议，由蔡会文率所部300多人转到湘南的汝城、桂东一带建立游击区，成立湘粤赣特委和游击支队，蔡会文任游击队支队长兼政委，周里任特委组织部长兼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

蔡会文牺牲后，周里任湘粤赣特委代理书记兼游击支队代理司令员，不久转任湘粤赣特委书记兼游击支队政委。

1936年4月下旬，周里和游世雄、李国兴率领湘粤赣特委和游击队转移到安仁县潭湾，与陈梅连领导的游击队胜利会师。

因为湘南特委机关已转移到潭湾，湘粤赣特委与湘南特委在潭湾会合。

5月，在潭湾召开两个特委的联席会议，决定撤销湘粤赣特委，成立新的湘南军政委员会及新的湘南特委，推选徐克全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周礼为副主席兼湘南特委书记，游世雄为湘南特委军事部长。

湘南赤色游击队大队和湘粤赣边区游击大队合编为一个支队，游世雄为支队长，下分两个大队：原湘粤赣游击大队为湘南赤色第一游击大队，赵书良为队长；原湘南赤色游击大队为第二大队。

徐克全脱队逃跑后，湘南军政委员会被取消，只剩下湘南特委，辖下游击队还有李林领导的“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刘厚总领导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

后来，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二大队改由大队长颜克俭、政委张松生领导。

赵书良转任湘粤赣边区游击支队长。

1937年9月，赵书良和通讯员刘敬生带着国共合作的消息和上级首长的信，到潭湾找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二大队传达国共合作精神。

张松生不信，误将赵书良、刘敬生当叛徒杀掉，还将直言劝谏的大队长颜克俭杀害。

此后，张松生带领十几名游击队员在茶陵、安仁边境盲目流动，最终失败，没有加入新四军。

周里原名周礼，湖南炎陵人。

周里配合新四军，完成对李林领导的游击队、刘厚总领导的游击队的整编工作后，先后担任湘南特委组织部长、特委书记、湖南省委代理书记，建国后历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书记、省政协主席和中顾委委员。

周里一直在湘南坚持斗争，是真正的湘南通，他的回忆是准确的。

至于为何对曹树良领导的游击队，会有湘粤赣边游击队和湘南游击队两个说法，是因为两个游击区毗连，甚至有部分交错，容易让人误认。

至于为何会把误杀曹树良的帐，记在湘赣边游击队身上，则是因为谭余保险些误杀陈毅的故事太过出名。

蔡会文曾任湘赣省军区总指挥、总政委，他领导的湘粤赣游击区和湘赣边游击区毗连。

在湘赣边游击区的最艰难时刻，段焕竞和刘培善奉省委命令，带领游击队主力向湘南转移，寻找老首长蔡会文领导的游击队，未果后返回湘赣边。

曹树良被误杀的故事令人扼腕。

曹树良的牺牲，责任人不是谭余保，也不是湘赣边游击队。

厘清这一史实，对陈毅是否冒险进山、是否失之孟浪、是否过于自信，可以得出正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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