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后勤军需工作
郑 重
（一）
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鄂豫皖苏区红军在湖北红安七里坪集中，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第四支队。上级派我担任支队军需处长，并发给缀有少校军衔的胸章配戴。从这以后，我就一直从事后勤军需工作。
当时，新四军是按国民党军队编制改编的，军部设立供给部，部长是宋裕如同志，副部长是叶建明同志；支队设军需处，下分会计、粮秣、军需、军械四个科，各科配科员三、四人；团设军需处，配正副处长，直接领导会计、粮秣、军需、军械四个工作员；营里设军需员一到二人，直属营首长领导。支队军需处属支队司令部序列，业务上属军部供给部领导，具体工作属支队司令部参谋处长管。四支队参谋处长是林维先同志，我在工作上经常向他请示。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重建的新四军，整个部队机构都作了改变。军部原供给部改为后方勤务部，正副部长仍由宋裕如、叶建明二同志担任。全军改为七个师，师下设旅。我们江北部队改编为第二师，辖四、五、六三个旅，各旅辖三个团。师、旅两级机关均设供给部，下按业务分设四个科。团设供给处，供给处由正副处长领导，分管业务工作员。营配供管员一二人，分抓后勤军需业务。
后勤军需包括部队的衣、食、住、行，武器装备，医疗卫生，等等。物资保障直接关系着部队的建设和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建设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坚强部队，就必须建设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后勤军需班子。“人是铁，饭是钢，武器要弹装。”再英勇善战的部队，离掉后勤物资保障，弹尽粮绝，也是不行的。由此可见后勤军需工作的重要性。
可是，在那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办后勤军需真是困难重重啊！那时，四支队下属七、八、九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留守处（辖被服厂、医院、修械所），加上支队机关，共有二千多人，每天光吃粮就要三四千斤。国共合作，明文规定我们新四军的供给由国民党拨款，但国民党由于心怀反共的鬼胎，不按规定办事，每月拨款不仅不按时，而且多方剋扣，只拨给我们支队三万元法币，平均每人摊不到十五元。除去军需被服、医药卫生、文化经费和拨给地方少量民运经费外，每人每天伙食费只够吃上一干两稀，一个礼拜都很难吃上次把肉。连支队领导同志也和战士吃着一样伙食，偶尔加个把菜，也不过是炒几只鸡蛋罢了。因为经费开支不过来，从支队领导人到士兵都没有津贴费，只是每月结算一次伙食帐，有时每人可以分到几角钱的伙食尾子，别的一文钱也没有。
在经费如此紧张、又要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下怎样办好后勤军需，确实使我费尽了脑汁。为了坚决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们认真地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抓后勤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提高大家对后勤军需工作的认识，端正工作态度，增强工作积极性；二是，狠抓节约，处处精打细算，不该开支的坚决不开支，严格经费报销申核，堵塞一切漏洞；三是，抓好税收，对进出敌占区的货物一律要收道税；四是，组织部队利用战斗间隙，搞农副业生产，改善生活；五是，通过各种途径，找国民党政府搞些物资和款子。
一九三八年，四支队东进抗日，转战舒城、桐城、庐江、无为一带。支队司令部驻在舒城曹家河，政治部和军需处驻在心开岭脚下的乌沙集。这时，部队发展很快，支队组建了许多抗日游击队。部队扩大了，但国民党的供给拨款却一点没有增加，经费更不够开支，部队生活非常艰苦。正在我们后勤军需工作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党中央派董必武同志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亲临支队，了解部队的生活情况。我把情况向首长作了汇报，两位首长非常关心。两位首长来到部队后非常注意影响，他们一再叮嘱说，现在部队生活很苦，吃、住一定要从简，不能搞什么特殊照顾，不能乱花一分钱。次日，董必武、叶剑英专程赴立煌，找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交涉，要他给我们支队批拨两万元的米金。
一九三九年五六月间的一天，支队司令部接到地下党的一份情报，说国民党桐城县政府在安庆保存一批大米、食盐，南京沦陷后已运回桐城，叫我们火速派人去商拨。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敬亭同志看过情报，高兴得不得了，马上指派我去执行这一任务。我和科员郑智惠（郑位三同志的弟弟）带着一班人立即出发，星夜赶到桐城，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找到姓潘的县长，说明来意。这个潘县长由于地下党同志曾对他做过一些工作，还算开明，同意批拨三百麻包大米（每包二百斤）和二百麻包食盐。我们抓紧组织劳力把大米、食盐运回，支队从领导到战士，大家都非常高兴。在那艰难的环境里，一下能搞到这些东西是很不容易的。
（二）
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大暴露。他们公开闹分裂，制造磨擦。为了在经济上卡死我们，竟然停止我军的军饷供给拨款。这时，部队发展得比较快，战斗成员一天天增加。部队生活本来就够苦的了，国民党又来这么一着子，那就更加艰难。这样艰难的环境，迫使我们做后勤军需的人学会了办外交，学会了做群众工作。我们发动群众帮助出点子、找窍门，筹集粮、款、布匹、医药等。我们创建根据地，自己动手筹款，加上军部拨给少量款子，尽管生活苦些，还是坚持下来了。
一九三九年春，四支队奉命开到路西，驻在滁县太平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在安子集。这时，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来到路西，领导根据地的工作。少奇传达了中央关于坚持抗战，必须建设根据地的指示，他说，目前形势决定了抗战的持久性。我军要坚持持久抗战，没有地盘是不行的，寄人篱下当流寇怎能生活？我们有了地盘，扩军休整，给养供给，医疗养伤，军械修理，弹药制造，等等，一切问题都好办了。在少奇同志的领导下，路东、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扩大得很快。随着根据地的扩大，财经有了好转，后勤军需工作也就好做多了。
一九四0年元旦后的一天，刚吃罢早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打来电话，叫我马上去一趟。听他的口气很急切，我放下电话，就飞身上马，直奔指挥部。安子集与太平集相隔十来里路，很快就赶到了。邓子恢同志笑着握住我的手，向少奇介绍说： “这是四支队军需处长郑如星（我的原名）同志，要他来汇报一下部队的供给工作情况。”
“好啊！”少奇微笑着点点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需处长是部队的先行官啊！”
少奇和蔼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热呼呼的，紧张情绪很快就消失了。我将支队后勤供给工作做了简要汇报，少奇认真仔细地听后，关切地问，部队的衣服是怎样解决的？我说，眼下部队衣服问题最大，还有许多新兵没有换装，主要是款子困难。少奇同志皱皱眉头说，当兵的总不能老穿老百姓衣服，要设法解决新兵的服装问题。少顷，少奇语重心长地说：“老郑啊，要多想想法子啊！现在我们要靠自己筹款，靠国民党是靠不住了，靠人家吃饭怎么行呢？过去我们打游击，自己筹款，不是搞得很好嘛。现在，我们有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往后解决部队吃穿就不成问题了。”
我回到支队，把少奇的指示向军需处的全体同志传达了，大家欢欣鼓舞，更增添了搞好后勤军需工作的信心和干劲。
一九四0年九月，我调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金库工作，主要负责财经收付。当时，来安、嘉山、天长、定远、六合、盱眙、高邮、仪征等八个县已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我跑八个县抓税收，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广大民众通过教育，热爱抗日民主政府，自觉遵守政府税务章程。工商界的营业税、农民出售牲畜税、行商货物出口税（即将内地货物贩到敌占区），都主动缴纳。那时，八个县的税收是相当可观的，旺季要收一百多万元法币，淡季也要收几十万元法币。江北指挥部下属几千人，经费问题解决了，后勤军需工作也就轻松多了。我每次外出收税回来，少奇和赖传珠参谋长总要来了解税收情况，检查库存款子。少奇工作非常认真扎实，每一个问题，都要细致的询问，有时还掏出小本子记下来。他对我们的工作极为关怀，常常指示我们，要发扬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严格财经制度，坚持勤俭节约，学会管家理财，办好后勤军需。他说，做后勤工作的就是个内当家，部队衣、食、住、行等等搞得怎么样，与内当家有很大关系。少奇的指示既具体又实际，对我们教育很大。
根据地扩大了，部队吃粮由根据地供给，食盐根据地也有，苏北阜宁是我们的根据地，那里设有盐务局，食盐就不要从外地搞了。根据地织的土布可以做棉被、棉衣里子用，棉衣面子用的洋布（即平布）和西药以及制造枪械的无缝钢管、钢铁，则是通过内地商人到敌占区贩运来的。
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我们积极组织部队、机关在驻地开展生产，种粮食、种蔬菜、养肥猪。土地来源：一是征收地主、富农的土地；二是借用和尚庙宇周围的闲地；三是开垦荒地。盱眙、嘉山等县有许多丘陵和小山，我们把它开垦出来，种上麦子、棉花、黄豆、芝麻、花生等作物，收获量很大，解决了部队的部分吃粮、被服和食油的供给。
（三）
一九四三年，我调到新四军二师政治部任总务科长。这时，延安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全师上下也积极行动起来。
罗炳辉师长大力支持后勤工作。他多次在大会上动员，要求全师指战员，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学习南泥湾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开展劳动大竞赛。罗师长以身作则带头干，他把住房周围都开成菜地，利用休息时间浇水上粪。他栽的辣椒、西红柿长得又红又大，挂的一嘟噜、一嘟噜的，真是喜煞人，我们还特地组织参观哩。记得，那时《淮南报》还刊登了罗师长挥锹干活的照片。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和副主任余立金同志也是这样，除参加集体生产外，还兴种自己的小菜地，都超额完成了蔬菜生产任务（规定每人每月要生产蔬菜五十到六十斤）。
领导带头干，战士们干得更欢了。机关、部队的干部战士自觉地利用作战、做群众工作的间隙抓生产，把驻地的边边角角、田头地埴的都开垦出来，种上蔬菜。
一天，肖主任和余副主任在地里转了一圈子，回来后把我找去。肖主任笑着对我说，地里杂草长起来了，要赶快抓紧组织锄草；并说，现在白天烈日炎炎，干活吃不消，是否晚上在月光下打个锄草保苗的歼灭仗。首长这么支持我们后勤工作，我当然满口答应。回来，我召集全科同志一齐动手，下通知，找工具。晚饭后，肖主任、余副主任、政治部和文工团的男男女女都下地锄草。这天，正好是月半，皓月当空，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同志们挥舞锹锄，银光闪烁，歌声笑语，四野沸腾。约莫个把小时，二十多亩地的棉花、黄豆、花生就全部锄好了。
我们政治部办了一个小饲养场，养鸡几百只、鸭子二三百只、鹅七十多只、生猪二十几头。整个师直机关，除了抓农副业生产外，师部还在天长铜城镇办了一个烟厂，生产“飞马”牌香烟。生产的香烟还有部分对外出售。对外名为“飞马公司”，公司经理是温宗林同志，厂长是李光巢同志。这个烟厂每年盈利很多，也有力地弥补了部队的经费。
生产搞起来了，生活得到了改善。蔬菜旺季可自给，肉食也解决了一部分。那时，政治部机关早上不但可吃到白面馒头，还常常可以吃到油条、豆腐浆，每周可吃到三四次荤菜。由于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生活得到了保障，干部战士身强力壮，斗志旺盛，掀起练兵热潮，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这时，我们后勤军需工作者的心情是多么舒畅啊！（牛广进 吴剑青整理）（选自《新四军在安徽》）
链接：新四军中走出来的未授将衔军以上首长（326）——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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