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翰烽/文

据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近日采访多地基层干部报道，郭兴从事基层纪检工作多年，他告诉记者，尽管当前高度重视厘清基层履职清单，让该承担责任的部门承担相应责任，避免权责失衡的情况发生。但在具体实践中，总是需要村、社区有关人员协助执行，因此职责边界模糊，使得责任范围外扩。

“比如最近是禁渔期，不可以钓鱼，但我们这里水系发达，到处都有河道，即使是渔业部门最基层的单位也无法配备人员到处监督，只能委托村、社区的干部平时帮忙劝导。但村、社区的干部能做到的也只是‘劝导’，因此实际效果可能并不大。”

“现在的村、社区已经不是早年产业单一的生产单元，有的地方还涉及招商引资。基层干部要兼顾安全生产监督、项目建设协调、环保工作落实等等。这些工作责任巨大，但村干部们往往只能发挥人情魅力，靠劝、靠谈、靠协商，事倍功半。”

也就是说，在一些基层干部看来：一方面，基层干部手段有限、能力有限，难以达到上级要求的治理效果，即便是追责问责；另一方面，即使一些工作在基层的履职清单外，但由于基层许多工作都需要上级部门支持，基层对上级部门无法“强硬起来”拒绝，只能被动接受。

在基层实践工作当中，一些基层干部常常会有这样的无力感。不做不行，上级安排的工作；做也不行，的确是难做、不好做，或者是做不了。

比如农村摩托车、电动车等交通安全，只能是做做劝导工作，人家听还好，不听也不能把人家怎么样，明明知道是无牌无证和不戴头盔，你村里哪来的执法权或强制执行权。有的时候还只能是为了完成任务，拍个照、上个传，甚至于这个劝导照片都可能是作的假。

秸秆禁烧也是如此，只能是好话说尽，巡查劝导，但你刚刚走，人家可能又是悄悄地烧，你又有什么办法。离了执法部门，基层很难强制执行，何况有的群众还有逆反情绪。

过去，关于移风易俗，为了将大操大办酒席的风气整治下去，有的村里动了些脑筋，比如某家在摆酒，就在村广播里喊，要村民们不去某家吃酒；还有的村干部就守在去往摆酒家的路口，劝导村民不要去吃酒。也只能是如此了。

还有，居民住宅小区存在的飞线充电安全隐患问题，有社区巡查发现的，也有居民业主投诉的，遇到听劝的业主还好说，人家直接拆除了，但仍有不听劝的业主，就是我行我素，谁劝也不听。社区又不能强制执行，只好求助上级执法部门执法，有的会来，有的就不会来，一句话，你们社区自行解决。怎么解决？社区往往无语。

有些信访问题，明明是一些职能部门领域的事情，不知道怎么七转八转，就转到了村社区来处理，村社区有什么能力处理，还不是只能给人家说好话，劝劝人家不要上访了，人家给面子就成，不给面子有什么办法。

毕竟这里面涉及到利益问题。尤其是有些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上面又只把责任层层压到村社区，看似有人在管了，实际上没人管，因为交给了“管不了”的基层，所以问题就会一直存在着。

层层压实责任，关键要看责任是什么？每一层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如果划分不清晰，就可能出现层层压实，层层压空。尤其是作为村社区，主要还是自治组织功能，自治的，与行政的，还是有巨大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