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他是中将，日本陆军中的高级角色。

他不是在战场上被打死，也不是在东京审判上被绞死。

他死在广州，被中国人枪毙。

——《壹》——

从参谋本部走出的屠夫

他戴着军帽，手持指挥刀，照片里站得笔直，目光冷硬，没人看得出，他的命，会终结在流花桥边的枪口下。

田中久一，1888年出生，早稻田毕业后考入陆军士官学校。

年轻时是个规矩军人，参加过日俄战争，后来被调进参谋本部，军阶晋升快，靠的是对军令的绝对服从和执行。

1937年，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他到了广州。

那一年，他是陆军少将，担任华南地区的作战指挥，那时的广州，还是一座繁忙城市，商人、码头工、苦力、茶楼老板，没人知道灾难正在靠近。

10月，日军发动广州战役，田中坐镇指挥。

100多架飞机从南海飞来，密集轰炸持续两天，广州市中心的中山四路、文明路、惠福东横街，被炸成废墟，尸体堆在街头，血水与污水混在一起流进珠江。

估计死亡10万，不是士兵，是普通人，是孩子和老者，医院里的护士、刚结婚的夫妻。

没人统计那两天到底炸死了多少人，也没人对这次轰炸承担责任，但田中久一的签字，被确认为这次行动的调度依据。

日军空袭指令，从华南派遣军总部发出，他是司令官，这不是战争，是屠杀。

田中并不否认，他从未否认过对中国城市的“清洗”，他认为那是战略，战争持续到1941年，香港还没沦陷，他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地图。

他要的不是一座城市，是整个华南。

12月，日军攻入香港，短短17天，英军投降，他登上了太平山，视察俯瞰全城，有人说他那天穿着皮靴，在香港总督府里踱步。

他笑着说：“英军太弱。”没人在意，他的命运，早就在那几天注定。

——《贰》——

不是罪证，是血证

香港沦陷后，他成了总督，他不只是军人，他是占领政权的统治者，他签署每一条命令，他调度每一项行动。

接下来的事情，不是“行为不当”，是系统性屠杀。

1942年，日军扫荡惠州，理由是“剿灭抗日势力”，实际情况是：一支小分队进入村庄，挨家挨户搜查吗，村民躲在田里，在屋后，在灶下，都没用。

500多人，当天被杀，不是枪杀，是用刺刀、火焰喷射器、绳子、汽油。

有孩子的母亲被逼站在门口看着孩子被剖腹，有年轻人被绑在树上活活鞭死，田中的命令只有一句话：“彻底肃清。”

1944年，台山三社乡，田中视察粤西。

他不满意“粮食征收”，粮食是靠抢的，不是征的，村民反抗，日军用机枪扫射，尸体被集中焚烧，残灰被倒入水井，245人，这些数字不是统计。

是一个个名字，是每一口锅、每一扇门、每一段烧毁的墙。

更极端的，是1945年，“剥皮命令”，几十名被俘的中国士兵，被日军绑在清远郊区，用军刀割皮，挂在树上，目的不是杀人，是震慑。

田中视察了这个“处理场”，他没说话，他点了点头，转身离开。

这就是他的风格，他不亲自动手，他下命令，他不叫这“酷刑”，他叫“战术示警”，香港的医院也没逃过，圣士提反书院临时作为战地医院。

英军伤兵和护士在那里躲避日军进攻。

日军破门而入，60多个伤兵，全部被刺刀杀死，女护士被强奸后枪决，现场一片血腥，墙壁上残留弹孔和血迹，直到战后还没完全清理。

田中久一，是这一切的总指挥，他不在现场。

但他是头，他是笔，他是命令的源头，他从未否认这些行动，他只是说：“战争中，伤亡正常。”他说的不是错，他错在，他认为平民也该死。

——《叁》——

从将军到尸体的三小时

1947年3月27日，早晨六点，广州行营宪兵队交出一份命令，枪决日军战犯，田中久一，中将军衔，地点，流花桥。

他被押出牢房，穿着灰色囚服，手腕上有铁链。

他不再挺直，他没说话，他看着地面，一步一拖，一辆军用卡车停在门口，车上竖起木板，上面挂着条幅，写着：“处决日军华南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

字体巨大，红漆未干，卡车经过广州街头，人群已聚。

有人怒吼，有人啐唾沫，石块、菜叶、鞋子砸在他身上，田中低头，他没有说话，他不是没想过自己会死，他只是没想到，死在这里。

行刑前，军方给他一次机会，留下遗言，他沉默很久，说了一句：“我不悔。”

然后就是枪声，第一枪，打在腹部，他没倒，第二枪，射入肩膀，他仍睁眼，第三枪，腿部中弹，他跪下。

执行队伍短暂犹豫，群众开始嘈杂。

有人喊：“补枪！”有人已经冲出警戒线，第四枪，从头部击穿，他倒在地上，鼻梁断裂，口吐鲜血，宪兵宣布：田中久一，已死。

但群众不接受，几百人冲上刑场。

拳头、棍棒、石头落在他尸体上，宪兵试图阻拦，但人潮失控，混乱持续二十分钟，他的尸体，被打得变形，身上衣服撕碎成布条。

场面无比残酷，但他们觉得还不够，田中死了，但广州人死得太多，他一个人，不足以平衡这座城市失去的一切。

——《肆》——

一块头骨和一段历史的残响

田中的遗体，没有棺材，也没有祭文，清理现场的人，把尸体裹在麻袋中，抬到流花桥下的小坑，就地掩埋。

没有人记住那个坑的经纬度，也没有立碑。

他死后，没人提他的军功，他曾参与日俄战争，指挥广州战役，统领十万军队，没人提，只提他杀了人，只提他下了命令。

25年后，1972年，他的儿子来到广州，请求寻找父亲的遗骨。

有关部门给出答复：位置不明，可能早已腐化，后来，有人找到一具遗骸，碎裂不堪，只有头骨保存完整。

一颗金牙上刻着“田中”二字。

确认后，官方把头骨封入一个金属盒，没有表态，也没有仪式，盒子被交给日本大使馆，使馆再交给田中的儿子。

那是他最后的归宿，一块头骨，一颗金牙，寄回东京。

但田中没有被遗忘，不是因为他重要，而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极端，他杀人出于嗜血，他杀人因为命令，他不把死者当敌人，他把他们当猎物。

这才是可怕的地方，他不是怪物，他是战争机器的一颗螺丝。

他不是毁灭文明的人，他是毁灭本身的体现，直到今天，还有人试图抹去这段历史，说那是过去的事，说那是时代的错。

但广州还在，流花桥还在，那些死者的名字，还印在旧报纸上。

田中久一已死，战争的正义，不在他身上复仇，而在于“你不能杀人而不付出代价。”他是第一个死在中国的日军中将，也是最后一个。

不是因为中国不再记仇，是因为历史，已经开过一次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