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把房子卖了，是不是疯了？”

大儿子刘国强拍着桌子，眼睛瞪得老大，脸涨得通红，坐在茶几边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62岁的周玉兰坐在沙发另一头，手里捧着刚沏好的茶，一口也没喝，表情冷静，甚至可以说是倔强。

“我疯没疯你们不是最清楚？”她瞥了儿子一眼，又看了看旁边站着的小儿子国辉和女儿国芳，“我卖房，是为了过自己想过的日子，不用再听你们几个争来吵去，谁孝顺谁不孝顺，我累了。”

这场家庭会议，是周玉兰搬进八百块一个月的小出租屋之后才开的。

她原本住在市里一套八十平的老房子，是她和老伴辛苦半辈子换来的。老伴走得早，房子就成了她晚年的依靠和根。可最近这两年，这套房子，变成了子女们眼中的“资源”。

“妈，你住那房子干啥呀？你自己一个人，住那么大，不如搬我家去，腾出那房子租出去，咱还能有点收入。”

国芳三个月前提议道。

“妈，你来我家住吧，城郊空气好，清静，我还能照应你。那房子也别租了，干脆卖了，拿着钱给您养老多好。”

国辉一边哄着孩子一边说。

“妈，国芳那边太吵，国辉家孩子小闹腾得很，你还是跟我住最合适。我那房子新装修的，您肯定喜欢。”

大儿子国强也不甘示弱。

三个人轮番劝说，看似关心，实则背后各自盘算。

国芳图那套房卖掉的钱能帮她还房贷，国辉想腾出老妈那套房接老丈人来住，国强更是明着说：“房子以后还不是我们兄妹三人平分，你早晚得决定给谁，不如现在就定个章程。”

周玉兰听得心寒。

有一次，她晚饭后在阳台晒被子，听见孙子孙女们吵架，孙子大声喊：“奶奶住我们家，奶奶的钱以后是我们的！”

那一晚，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房间空荡荡的，电视开着没有声音，眼泪却悄悄落在手背上。

“我是谁的妈？”她对着窗户自言自语，“怎么成了你们争抢的筹码？”

她默默拿出房产证，到中介挂了个价格，没跟任何一个孩子说。

房子卖得并不便宜，五十万，款项很快到账。她只提了一个大行李箱，带着那只陪伴了她十年的电饭煲，租了一间老旧小区的一居室，每月租金800块，不带电梯，三楼，没有阳光，也没有电视。

但她觉得很安静，很安心。

消息是房产中介泄露的。

三兄妹知道后炸了锅，第一时间赶到出租屋，那个八百块的小屋，墙皮泛黄，厨房油烟未散，连卫生间都在阳台边上。

“妈，你疯了吧？”

“你知不知道这房子环境有多差？”

“你一个人住这儿，要是出点什么事，谁来管你？”

周玉兰平静地坐着，眼睛里却闪着异样的光：“我不怕出事，我怕的是，我再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就成了你们家的‘提款机’。”

她顿了顿，看着三个孩子，一字一顿道：

“是你们逼的，我才卖了那房。不是为钱，是为心安。”

客厅安静得可怕。

国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周玉兰打断：“从今往后，我住哪儿吃什么，自己决定。我没打算再给你们添负担，也别再惦记我那点钱。”

国芳忍不住哭了：“妈……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们没坏心。”她叹口气，“可我老了，不想活在你们的争吵里。”

后来，三兄妹不再提房子的事。

周玉兰每个月用着自己的退休金和卖房的钱，过着简简单单的生活。她开始学画画，报了老年大学，每周去一次社区舞蹈队。虽然房子小，但她说，这是她活得最自由的一段日子。

“人老了，不怕吃苦，就怕被算计。”她对邻居说，“这一套小屋，虽然破旧，但没人敲我门催我‘做决定’，也没人围着我打算盘。”

有时孩子们会来看她，她也笑着招待，热饭热菜，但再不谈钱，再不谈房。

周玉兰知道，这世上最难守的，是一颗不被左右的晚年心。她选了一条不讨好任何人的路，但至少，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