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本身有着各种欺诈的谋略，被很多道德家批判。那么用道德评价兵法可靠吗？

当然不可靠。孙子兵法写道：“兵者，诡道也。”又说“兵不厌诈”。意思是用兵打仗的时候，必须依靠诡诈来确保成功，依据是否有利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孙子这种追逐功利为宗旨，以诡道欺诈为手段的战争指导思想被很多道德家批判。道德家们总是喜欢以德服人，而且提倡儒家的仁义理智信，要所有人都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他们总是把社会看得理想化，而且把这种理想扩展到用兵方面，要求用兵也要讲求仁义。宋襄公讲求仁义，最终被消灭。仁义只是道德方面的要求，而在用兵方面却并不能讲仁义，而是审时度势，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让敌人摸不透，猜不到，才能出奇制胜。大将领兵在外，可以临时调度兵将，而不能总是听皇帝的指挥。叫做“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即便权力系统都不能完全指挥临敌的大将，就更别提用道德来指挥了。道德只是拿来宣讲的，让人们普遍遵守的，而道德本身大多属于儒家道德，被统治阶级修改之后，广泛推广。人们接受了儒家道德以后，就会变得知足常乐，变得讲究仁义，懂礼节，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但对于用兵来说，却没有丝毫的作用，甚至适得其反。用兵是动用暴力来获得利益，而这种暴力并不能随意使用，需要在获得利益的前提下才能使用，不管是侵略别的国家还是抵抗别的国家侵略，都有一定的利益在里面。倘若人人都讲道德，就没有侵略与反侵略，也就不会存在军队了。

事实上，人性是难以遏制的，尤其是一个人做了皇帝以后，会为全体老百姓的利益着想，哪怕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也要防止别的国家入侵，而当自己发展壮大以后，就会悍然发动侵略战争。人性的基因里似乎有好转的因素，即便两个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做事，也有可能因为利益打了起来，最终分道扬镳。人类群体就像猴子群体一样，要让最厉害的人做首领，而当社会文明进化到一定的程度，最厉害的人并不一定当首领，而是拥有权力和钱财的人才可以做首领，因为他们掌握了社会优质资源，就是权力和钱财。这个时候，用道德来评价社会各个阶级的状况，本身就存在着前提错误的问题，就是在阶级差别之下，树立全社会统一遵守的道德体系，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公正的。虽然道德也会分层级，有统治阶级依存的道德，也有被统治阶级依存的道德，当然还有社会普遍推行的道德，要求每一个人遵守，但这些道德体系之间存在着抵牾，并不是推行道德的人能够看清楚的。按照孔子的初衷，君王和老百姓都要遵守“仁”的道德，而不能有所差别。可是君王不听他的，要改造他的思想。最终统治阶级有自己内部的道德体系，被统治阶级也有自己内部的道德体系，并不能互通互用。哪怕形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现象，也仍然被人们视为正常。

道德不具备强制执行力，总是用一种社会习俗或风尚、传统来影响人们。即便有人违背道德，也不一定被其他人发现。没有被发现的就被社会视为不存在，当然不会受到惩罚。即便有人违背了道德，被其他人发现了，也只是被批判，却没有产生强制执行力。倘若违背道德的人被强制惩罚，那么社会将会重新回到封建家族统治的时代。封建大家族可以树立族规，对偷盗、奸淫、抢劫等犯罪分子实行惩罚。虽然这些族规并不一定合乎法律，但族人们都认可。这样实行一段时间，可以确保家族稳定发展，不至于因为作奸犯科者太多而走向崩溃。社会发展也是如此，需要设定法律，严格执行，而法律就是国家的暴力条款，由暴力机关来执行。由此扩而大之，军队是国家的暴力机关，需要对抗暴力，不然国家很快就会被灭亡。既然是暴力对付暴力，就等于以暴制暴，不用讲什么儒家的仁义道德。仁义道德是用来安抚人心的，是要宣讲出来的，至于作奸犯科者没有被发现，仁义道德就不起任何作用。道德不具备强制执行力，而军队具备强制执行力，而且会通过暴力来实现目的。越是这样，军队就越要稳操胜券，哪怕失败了，也仍然要韬光养晦，力求东山再起。

道德家们批判孙子兵法，认为他的兵法教人用诡诈的计谋，会导致人心变坏。他们说的并不是全无道理，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用了兵法的谋略，就会变得诡诈，甚至没有真实的朋友。荀子就曾经批判过孙子兵法：“ 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义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势诈，除厄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危城则必畔，遇敌处战则必北，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斥之为“佣徒鬻卖之道”，说明孙子的兵法并不足以治理国家，而且容易把人心弄坏。宋代的陈师道直斥孙子兵法为“盗术”，要求朝廷废黜。叶适的看法也是如此，说孙子兵法“非诈不为兵，盖自孙武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道德家的这种批判只是从社会治理方面来看的，从宣传方面来看，却没有从实际作战的角度来看。甚至很多道德家都是一介书生，根本没有用兵的经验，也不知道战争的重要性。用书生的道德观念来评价兵法，总是不着边际，甚至完全走向歧路。

虽然兵法的功利性比较强，而道德大多不讲什么功利属性，但兵法有实际应用的环境，不能和社会道德完全等同，或者说不能用道德来评价兵法。就像不能用道德来评价某项技术一样，技术无所谓善恶，只有使用技术的人才有善恶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