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新发展研究院院长章俊，新经济学家智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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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衰退阴影中崛起的全球南方

5月21日，在中国银河证券新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主办的“全球南方崛起新秩序下的合作机遇（2025）研讨会”上，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新发展研究院院长章俊以“全球衰退阴影中崛起的全球南方”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章俊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全球经济占比由超过80%下降至58%，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迅速崛起，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占比则由约15%上升至42%，从购买力平价来看，2008年新兴市场整体已经超越发达经济体，金砖国家于2020年左右在购买力平价口径上也已经整体超越G7国家。

“全球南方国家的人口占到全球人口总量的近80%，占GDP约40%，占FDI约60%，贸易规模也占全球的40%—50%，因此，全球南方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章俊称。

去年环球时报研究院在亚、非、拉美的11个发展中国家及俄罗斯开展“全球南方”国家议题有关民意调查显示，近9成受访者认为“全球南方”国际地位的提升能够或可能使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超8成受访者认为金砖国家可以代表“全球南方”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带动经济发展、提高国家间贸易水平、吸引更多外资、减轻对美元依赖；近9成受访者认同中国经验对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有借鉴意义，中国的快速发展能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更多机遇。

全球衰退风险：3D挑战、螺旋向下与三重拐点

章俊分析称，当前全球面临的衰退风险及应对框架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在长期层面，人口老龄化（Demographic）、债务无限扩张（Debt）和逆全球化（Decoupling）构成了“3D挑战”：15-64岁劳动力占比持续下降，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全球政府债务率在过去10年翻倍，预计未来将持续攀升，债务支撑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贸易和投资层面拐点后的向下趋势显著，全球化红利衰退。

章俊分析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对“3D问题”更加可控，经济也更具韧性。在人口方面，发达经济体明显加速老龄化，高收入国家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但新兴市场国家人口资源红利依然较为丰富；在债务方面，欧美发达经济体债务扩张，整体债务率接近新兴市场的1倍，而新兴市场政府债务率上升幅度有限，整体可控；在逆全球化方面，全球化放缓背景下，发达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FDI）持续下降，而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接力推动全球化。

在中期层面，全球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构成中期陷阱：刺激政策扩大贫富差距，催生民粹主义上升，加剧地缘政治动荡，进一步拖累经济发展，全球发展形成负向螺旋。

发达国家进行货币财政刺激，但资金脱实向虚，资产价格上涨和就业疲软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民粹主义上升，右翼势力开始上台，反移民/反贸易加速了逆全球化。民粹势力抬头导致战争风险加大，军费开支创出历史新高。数据层面看，新兴市场国家贫富差距在收窄或者没有明显扩大，但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由此导致全球民粹问题主要出现在美国和欧洲地区。章俊举例分析称，苏联解体并没有带来全球安全和地缘政治问题的缓解，全球军费开支依然节节攀升，其中发达经济体依然是军费开支的主要部分。

在近期层面，多重拐点下的全球经济仍然具有内生的脆弱性，主要表现为：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在全球层面演绎为高度不确定性、三重拐点令全球内生脆弱性显著增强、三重拐点之间的动态平衡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当前世界正面临“美国政治转向”“中国经济转型”和“全球科技飞跃”的三重拐点。

章俊指出，当前美国“贸易战”加速了百年未遇之变局。特朗普“解放日”宣布的对等关税把美国整体关税提升到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以来的新高，百年未有之变局加速演绎。从历史上看，《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出台后美国经济陷入了长达4年的衰退，期间全球贸易也萎缩了超过60%。近期，美联储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关税下的美国经济衰退风险显著上升，WTO（世界贸易组织）也大幅下调了全球贸易增长预期。

与此同时，美国政策转向造成“金德伯格陷阱”问题凸显。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外溢效应是推升全球风险的核心原因，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是推升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重要推手，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导致全球短期内出现金德伯格陷阱问题。

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南方的核心引擎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持续下降。全球科技创新并没有转化为实质性的生产力。”章俊认为，尽管AI（人工智能）加速发展，但Gartner Hype Cycle 技术成熟度曲线意味着未来存在调整风险，参考当年互联网泡沫，虽然长期看好，但短期内大量投资中存在相当部分的盲目投资，投资收益无法兑现或者低于预期，泡沫破裂将导致阶段性出清，从而引发危机。

章俊也批判了所谓的“70%魔咒”。从历史上看，前苏联和日本在GDP达到美国70%时，经济出现了显著问题并大幅回落。当下中国名义GDP貌似也有类似趋势，但章俊认为，这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的阶段性问题，以及美国疫情之后相对高通胀推升名义GDP有关。但如果从购买力平价层面看，日本在高点仅达到美国的40%左右，而中国在2015年已经超越美国，因此“70%魔咒”对中国并不适用。

“中国科创日新月异，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章俊指出，Deepseek的出现并非意外，2018—2023年中国人工智能论文发表是将近美国的1.8倍，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显著提升（2024年第11位）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截至2024年，中国的“三新经济”增长值占比已经超过18%。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从人口红利转向了科技创新，增长的底层逻辑从土地财政转向全面发展新质生产力。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由于宏观政策层面的迟疑，资产负债表衰退把经济拖入了长期调整。由于专注于资产负债表修复，在投研方面的投入明显下降，导致日本错过了互联网时代发展。当下人工智能成为“Game changer”，去年“9.24”以来的政策转向将为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提供一个稳定宏观环境和市场预期。为此，章俊呼吁继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

他分析认为，此前，全球南方国家凭借人口红利和低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增长。但在AI时代，生成式AI使自动化采用达当前工作活动时间50%的中点场景已加速了十年（从2053年提前至2045年），人口和劳动力红利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显著降低，其影响将体现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造成发展中国家的FDI显著下降，从而工业化进程受阻；另一个则是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AI生态之外，无法分享科技飞跃的红利。

章俊指出，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南方的核心引擎。当发达经济体开始逆全球化，中国反而是在加大拥抱全球化，对外投资特别是对“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国家投资逐年攀升；中国对外投资中，相当部分是投向基础设施，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继续发挥人口和资源要素来推进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中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先驱国之一，加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AI基础设施投资，使得这些国家也可以拥抱AI，享受科技革命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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