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犹如雨后的春林拔节生长。一次偶然的机会，研究世界经济的芮博澜（Ramasamy, Bala）来到上海，对眼前城市的生机盎然深感震撼，之后他加入中欧，如今已在这里度过20年时光。这里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沃土，也成为寄托他情感和热爱的“第二故乡”。他参与推动了中欧的改变，也见证了中欧持之以恒的坚守和不变，在变与不变之间，他殷切展望着这所亚洲顶尖商学院从亚洲走向世界的明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经济学教授

副教务长

GEMBA课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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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欧是命中注定

走出浦东机场，眼前是宽阔的高速公路和川流不息的车辆，高架上悬挂着“上海欢迎您”的中英文标语。建设工地密密麻麻，几乎每个街区都有起重机在作业，远处陆家嘴的环球金融中心正在拔地而起；渣打银行、汇丰银行的招牌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红色标志交相辉映。

这是2006年我第一次来到上海时看到的情景，令我目不暇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没想到仅仅过了几年，它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让我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深受震撼。

那时我研究中国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就先后在中国澳门、新西兰工作。之前，我曾执教于新西兰的梅西大学和澳门大学。此后，我担任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商学院代理院长，同时还领导旨在促进该学院研究及其与英国学术界合作研究的欧亚商业研究中心。

后来，随着我的女儿们渐渐长大，我们全家回到了马来西亚。在澳门大学时，我的硕士论文就和中国相关。从那以后，我一直在研究亚洲经济，比如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国际贸易。我一直认为，了解中国最好的方式就是来到中国。而且，我相信中国是一个拥有美好未来的国家。

芮博澜家庭照

但要真正搬来上海并不容易。当时我的两个女儿都还未成年，一个17岁，一个15岁。尤其是大女儿，当时正面临高考。我们担心，临时转学对她挑战太大。但我的太太很支持我的决定。两个女儿此前在澳门生活过，对于来中国内地定居，也满心激动。

但到了上海半年后，我们还是遇到了挑战。由于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差异太大，孩子们很难适应。我们不得不把她们送回马来西亚读书，使她们成了“留守少年”。

那段日子确实不容易。孩子们都在青春期，需要父母陪伴。好在从上海飞到吉隆坡只要5个小时，杭州还有便宜的直飞航班，让我能经常回去看她们。等女儿们上了大学，适应了独立生活，情况才慢慢好转。

最近我在整理以前的资料，偶然发现了一篇研究上海经济改革的论文。文稿已经泛黄，但字迹依旧清晰可见。这是我作为学者发表的最早的论文之一。那时我还是助教，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未来有一天会来到这里，更没有想到这里会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这可能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命中注定”吧！

芮博澜课下和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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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初印象：真诚、真知

我仍旧记得第一次来中欧校园时的情景。我看到修剪整齐的草坪、喷泉，听到校园里有人用英语交流。当时我就想，这就是中国未来的样子。再来看今天的上海，特别是开车经过世纪大道，看着浦东的天际线，我知道我当时的想法没有错。

第一次到中欧教书，我的内心很激动，也很忐忑。从马来西亚到上海，从MBA到EMBA，生活和工作内容上的转变，对我来说，是机遇，更是挑战。以前我主要教本科生，也教过MBA学生。来到中欧之后教EMBA，这其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EMBA的学生普遍很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关心学的东西能不能用在实际工作中，希望周一回到办公室就能派上用场。他们不仅想学知识，更想学实用的方法。他们来读书不只是为了文凭，而是想要学到真东西，这就要求课程内容必须实用，这对老师来说是个挑战。好在我的专业是应用经济学，经济学里大部分理论都很有实用价值。

芮博澜在课堂上

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充满信心。中国有不断扩大的市场，有无数愿意为梦想而奋斗的劳动者，有很多伟大的企业，他们拥有位于世界前列的技术实力，无论是华为、中兴还是腾讯，都在努力试图打破技术壁垒和障碍，这就是中国的潜力。这也是我始终看好中国经济的原因。我一直在课堂上告诉我的学生们，在这个节点要努力把握住时机，主动作为。

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一些危机得以解除，新的危机又接踵而至。战争爆发、银行崩盘、挥之不去的气候灾害威胁，都在改变着全球商业格局，令形势越发波诡云谲。有鉴于此，中国该如何在发展经济、提升国家声誉、增强科技实力及增进与主要贸易伙伴关系这四者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避免顾此失彼，而这又会对“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企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我在思考的问题。

我很荣幸能够成为Global EMBA的课程主任，Global EMBA课程部的工作让我深感充实，也深以为豪。2024年，中欧Global EMBA课程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全球EMBA课程百强排行榜中取得历史性突破，在这一国际权威榜单中荣登榜首。从上任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在想：我们如何为学生提供最好的课程，确保他们的学费物有所值？GEMBA汇聚了来自全球的学生，如何既突出中国特色，又具备国际视野？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平衡不同背景学员的需求，创造独特的学习体验？

我们一直在努力打造一个全过程支持校友职业发展的终身学习平台，一个由共同的成长需求、情感联结与使命感凝聚而成的无边界社区。在我们的杰出校友中，不乏跨国公司在华CEO和有志于拓展海外业务的民营企业家，是校友成就了今日的GEMBA。

芮博澜主持中欧Global EMBA活动

若有人问我更爱教学还是研究，我想答案会是前者。课后常有学生留下来与我交谈，毕业后仍会收到他们发来的邮件——有时是分享职场中运用课堂知识的体会，有时是对当年某节课的深刻反思：“没想到我这个经济学零基础的人，竟然完全听懂了！”“真希望大学时就能遇到这样的经济学课……”这些时刻，总是让我倍感幸福。当学生告诉你，多年前的一个案例讨论改变了他的决策方式；当毕业十年的校友重逢时，仍能复述你当年的某句点拨——这种跨越时间的回响，让教书这件事有了超越课堂的意义。或许我无法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但知道他们依然记得我，这份联结便足以温暖我的整个执教生涯。

中欧学生的感恩之心常常令我动容。这份真挚或许源于中国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也成为中欧校友独特的品格印记。坦诚而言，我从未想过在其他商学院执教——因为在这里，无论是学生还是同仁，都给予了我无与伦比的支持与信任。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源自这个共同体用心营造的育人环境。衷心希望这份温暖的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芮博澜和中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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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向前一步

弹指一挥间，我在中欧竟然已经度过了20年，很荣幸参与并见证了中欧的变化发展。

与20年前相比，现在的中国学生更加自信。以前在课堂上，我们会经常讲到美国和日本的商业实践，并将之作为重要的参考学习对象。但现在，我越来越多地听到质疑的声音，认为“他们那样做不对”。在MBA课堂上，以前提问时举手回答的大多是外国学生，现在中国学生也积极发言。这可能和很多学生有海外学习经历有关，但即使是一直在国内读书的学生，也更加愿意表达。

教师队伍的变化也很大。最早中欧的教授都是居住在别的国家、定期飞到上海上课的“候鸟教授”，到我加入时，学校开始招聘真正愿意在上海安家的教授。以前外籍教授比较多，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教授加入，他们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地，师资更加多元化。

芮博澜主持中欧Global EMBA“链动未来”论坛

在中欧的时光，是我生命中最宝贵、最美好的时光。我没有在我自己的国家，而是在中国，在中欧。中欧于我，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更是家一样的存在。中欧和中国，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欧带给我很多感动。在中欧将近20年时间内，我只请过一次假。那次我正在上一个为期四天的课程，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身在马来西亚的母亲突发心脏病。得知这个消息后，有同事帮我订了第二天最早的航班，还有一个学生整晚陪我在机场等飞机。我赶回马来西亚后，母亲于一周后离世。在失去至亲的至暗时刻，是中欧人陪伴着我，让我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我尤为感激并铭记于心的是，众多中欧校友和教职员工对我发起的“小火苗（FLAME）”公益项目的热情参与和鼎力支持。我的父亲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受他影响，我始终想为青少年成长尽绵薄之力，所以在2007年发起了“小火苗（FLAME）”项目。这些年来，中欧大家庭的支持让我感受到绵绵不断的爱与温暖，更让我体会到商业向善的力量，这成为我持续投身公益事业的不竭动力。

芮博澜和“小火苗（FLAME）”项目的孩子们在一起

我常跟学生开玩笑说，我在澳门待了8年，又在上海生活了20年，算半个中国人了。如果不是中欧给了我这么多支持，我可能不会在这里待这么久。这份温暖不仅给了我，也给了我的家人。我妻子也把这里当成了家，我希望这份温情能一直延续下去。

中欧这些年的变化确实很大。校园里的建筑越来越现代化，每一届学生都带着不同的时代特质，教师团队也在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但每次走进校门，看到那三面始终飘扬的旗帜，就会让人感到一种不变的坚守。

现在的中欧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不再只是向西方商学院学习，而是真正站在了全球管理教育的第一梯队，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停下脚步。成为亚洲领先固然值得骄傲，但是，中欧能为世界管理教育的发展贡献什么，我们如何培养出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业领袖，这是我们必须时常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现在是中欧书写未来的时候了，我们不再是追随者，而是站在前沿。我们必须往前一步，问问自己，明日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将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编辑| 田佳玮

责编| 岳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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