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温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经典军事影片《大决战之辽沈战役》，不经意间注意到其中一段耐人寻味的台词。

当锦州外围攻坚战打响后，鉴于葫芦岛方面国军增兵压力的林总致电教员，提出回头打长春的想法。看完电报后，一向心平气和的教员不禁以严肃的口吻向周恩来倾诉着心中的不满：

当初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很多人关注点大都集中在了“锦州”与“长春”这两处关键字眼上，对教员提到的“杨成武先动”却没有什么深刻印象。

毕竟在所有人印象里，辽沈战役是东野“关门打狗”的神来之笔，很少会有人将它与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的杨成武联系在一起。

无独有偶，距离辽沈战役过去42年后的1990年12月，年近八旬的杨成武公开发表了一篇名为《在配合辽沈战役作战的日子里》的文章，将辽沈战役前自己率部兵出绥远、策应配合辽沈战役的往事呈现在世人面前……

对于辽沈战役的战略布局，教员早在1948年春东野“冬季攻势”胜利收官时便已着手筹划了。

此时的东北野战军经过1947年全年的战略攻势，已经将解放区的面积扩大到全东北的97%，解放区人口也占到东北总人口的86%，国军仅剩的精锐部队被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等几个大城市，且彼此早已隔断联系呼应。

换句话说，东北战场的战略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我军手中。这样的有利态势下，东野集合百万大军南下锦州，来一场“关门打狗”的战略决战就显得势在必行了。

不过，在围绕打长春还是打锦州的问题上，东野内部始终没有下定最终决心。反复讨论后，他们于1948年8月6日向教员发来了一封“暂缓南下”的电文，其中着重指出希望华北部队能先有所行动：

一是杨得志的第二兵团应迅速出动，切断承德国民党军的退路，以利于东野南下包围全歼敌军；二是杨成武率部出击绥远，通过出击傅作义老巢的方式来协助东野牵制华北的傅作义集团。

其实，早在教员构思辽沈战役规划时，华北军区部队的配合牵制行动就已经包含在内，让他心中意难平的，是东野不能很好的领会和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

尽管如此，教员从战略全局出发，还是调动华北军区部队来尽量满足东野的作战需求。

在此之前的一个周，教员致电刚刚结束保北战役的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令他火速赶往西柏坡领取新的作战任务。

杨成武统率的第三兵团是从第二兵团分支组建而成的，主要以原晋察冀野战军一纵、六纵和二纵的两个旅为主体，总兵力约八个旅五万余人。

接到电报后的杨成武也不敢有片刻耽误，随即动身与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一道前往西柏坡面见教员。

彼时的他虽然已做好打大仗的心理准备，但对接下来将要面对怎样一种局面却是一无所知……

到达西柏坡后，教员照例先召集其他核心成员们坐在一起热情交流一番。随后，他将此前发给东野的两封电报传给聂荣臻和杨成武阅看。

前者是同意东野南下作战计划的批复，后者则是军委对东野夺取锦州、唐山，而后入关向承德、张家口进军的部署指示。

看到这里，聂荣臻和杨成武也都大概猜出了教员的战略意图，简单来说就是要让华北军区在军事上配合辽沈战役的顺利开展。果然，教员接下来的一番话印证了二人的判断：

随即，教员话锋一转，问起了杨成武对这次深入傅作义老巢绥远执行任务的困难。尽管对方表态坚决，但教员还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之所以这么说，主要还是基于教员对绥远一带风土民情的提前预判。绥远是傅作义赖以起家的“大本营”，也是华北地区为数不多的在长达20余年时间里经营成“铁板”一块的地盘。

当地群众由于对我军缺乏深入了解，再加上傅部长期以来的反动宣传，势必会给出击该地区的第三兵团造成补给困难。此外，驻守该地区的董其武和孙兰峰虽然不是国军嫡系将领，但也绝不是纸上谈兵的泛泛之辈。

凡此种种，不能不让教员对杨成武此行做到慎之又慎、虑之贵详。在叮嘱完杨成武后，教员随即又嘱托周恩来：

有了教员的钱粮保障，杨成武顺势向司令员聂荣臻提出调李井泉任兵团政委的请求，得到批准后，第三兵团即着手准备出兵绥远事宜。

杨得志、罗瑞卿的第二兵团也在积极向承德、唐山一带运动，吸引傅作义主力向东、向北调动，为杨成武的绥远之行营造有利态势。

从7月31日接受任务到8月20日全军出击，杨成武利用有限的20天时间加紧组建完整的兵团部和各部门，同时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先遣支队。

这边杨成武紧锣密鼓的筹备进军绥远行动，另一边东野又向军委发去了希望敦促杨成武兵团提前“动一动”的电文。原本时间就显得有些仓促，这下一向温和的教员也生气了。

当年8月11日，在回复东野的电文中，教员毫不留情的对东野借口拖延南下的做法进行了严肃批评，大概意思就是一旦东野暂缓南下，让傅作义抽调兵力，无后顾之忧的解决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对全局百害而无一利。

当然，教员的措辞是极为严厉的，这样大篇幅的一份批评电文，放眼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都是极为罕见的。

三天后的8月14日，教员在致电各分局、军区和野战军时，再次就“报告制度”的问题着重作了说明：

结合此前教员发给东野的几封电报来看，电文中更深一层的含义似乎又是不言而喻的。

此后一段时间里，杨成武不负众望，不仅在绥远作战期间严格执行不扰民的严肃军纪，还通过主动帮助地方百姓做好日常杂物来进一步深化军民关系，从而打下绥远解放的优良基础。

在杨成武和杨得志等华北主力兵团的积极动作下，傅作义早已疲于应付，更难再抽身参与东北地区的战事，客观上也支援和策应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开展。用东野政委罗荣桓的话讲：

而随着辽沈战役的完美收官，东野又相继入关参加平津战役，与华北军区解放军一道，促成平津地区的解放大局。

仅从相互配合、同舟共济的角度来讲，我军便已然胜过战时互不相帮、自顾不暇的国军队伍，最终得以在战略决战中“一战定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