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深秋的京城，落叶飘零。
两场追悼会挨得很近，中间只隔了一周多点。
先走的一位是李运昌，活到了101岁；紧接着，萧克将军也走了，高寿102岁。
这两位既是过命的老战友，也是多年的老上下级。
可在他俩漫长的革命岁月中，曾横亘着一段让人揪心的往事——那是1941年的夏天。
那个夏天，萧克在平西根据地穷得叮当响，饿得眼冒金星，天天盼着李运昌能拉兄弟一把；可那头儿手握几千精兵的李运昌，愣是没往西边挪一步。
是这人不讲义气见死不救？
还是搞山头主义？
这事儿要是摊开1941年的作战地图，把目光从萧克的平西往东挪，挪到冀东的盘山和平原一带，你就会明白，里面的水深着呢。
那边正上演着一场鲜为人知，却直接定夺了平西命运的生死豪赌。
1941年的夏秋之交，对于冀热察挺进军的当家人萧克而言，日子过得那是真叫一个苦。
苦到啥份上？
堂堂一个司令员，每顿开饭前，得亲自盯着炊事班过称，少一粒米都不行。
那会儿，挺进军简直是倒霉催的。
本来还能种点粮食的斋堂丢了，司令部被鬼子逼得一退再退，最后窝到了百花山南边那个穷乡僻壤——李各庄。
那地方穷山恶水，老乡们自己连糠都吃不上，哪还有多余的粮食给部队？
更让人头大的是“缺人”。
能打硬仗的宋时轮、邓华、程世才，因为这事那事先后调走了。
萧克四下里一瞅，手底下竟然找不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大将。
没得吃，聂荣臻元帅急得团团转，硬是从冀中十分区挤出口粮给挺进军。
但这粮食烫手啊，得战士们自己去背。
运粮队得穿过鬼子的封锁线，可以说每一斤粮食上头，都沾着战士的血。
没粮、没兵、没将。
萧克手里这盘棋，眼瞅着就要下死了。
身为统一管辖平西、平北、冀东三块地盘的最高长官，萧克这会儿唯一的念想就是“友军”。
平北那边？
根本指望不上。
那里就剩个第十团，还是高志远留下的老底子。
高志远被枪决后，这支队伍人心散了，几百号人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剩下的独苗，就是冀东的李运昌。
按规矩讲，李运昌是萧克的下属，冀东这会儿兵强马壮，拉把手那是分内的事。
可偏偏在萧克最难熬的那几个月，李运昌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背后，其实是李运昌正在算另一笔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账。
要弄明白李运昌为啥“按兵不动”，得先看看他是咋“死里逃生”的。
前几年，李运昌干过一桩违抗军令的事。
当时八路军第4纵队没在冀东站住脚，宋时轮决定往平西撤。
李运昌那是大腿拍肿了反对，可官大一级压死人，最后只能跟着走。
结果不出所料，撤退路上乱糟糟的，再加上鬼子围追堵截，队伍那是伤亡惨重。
李运昌走到半道儿，心里这笔账算清楚了：再这么走下去，队伍非散架不可。
他一咬牙，做了个惊掉下巴的决定：不走了，带人杀个回马枪，回冀东！
6000多号人跟着他往回杀，这一路那是真惨。
大仗小仗不断，等他见到留守的包森、单德贵时，身边稀稀拉拉只剩下130多人。
六千变一百三，这就是回家的门票钱。
但这把李运昌赌对了。
靠着这一百多颗火种，他在冀东硬是把火给烧起来了。
到了1941年开春，冀东军区简直神了：
主力部队两个团四千多号人，再加上游击队、便衣队、自卫军，那得有近万人。
根据地的人口滚到了150多万，两千多个村子都建立了抗日组织。
这时候的李运昌，手里的牌硬得很。
兵多粮足，心气儿也高。
可往往就是这种顺风顺水的时候，人最容易看走眼。
瞅着冀东八路军一天天壮大，鬼子慌了神，偷偷摸摸调兵遣将准备围剿。
但在动手前，日本人耍了个心眼，来了招“扮猪吃老虎”。
鬼子把真实兵力藏得严严实实，到处放烟雾弹。
李运昌和指挥部的情报分析岔了劈，得出的结论居然是：冀东的鬼子“兵力空虚”。
就因为这个判断，李运昌决定不再缩在山沟沟里，他要搞个大动静——“大战红五月”。
这个决策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敌人弱，那咱就主动出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他把仅有的两个主力团和游击队，从好藏身的山区，直接拉到了盘山那一带的大平原上。
这在兵法上可是险棋。
扔掉大山的掩护，在平原上跟鬼子硬碰硬，前提是你得把敌情摸得透透的。
除了正规军，冀东军区还发动了老百姓。
挖路、拔电线杆子那都是小儿科，还弄了爆炸队、敲锣打鼓队、喊话队、放火队。
口号喊得震天响：5月份要让日伪军汽车跑不动，电话打不通。
动静闹得挺大，正好掉进了日本人的口袋里。
到了5月25号，就在冀东八路军还在平原上折腾得欢实的时候，一张无形的大网早就悄悄张开了。
鬼子哪是什么“兵力空虚”啊。
他们暗地里调了六万多大军，从四面八方把冀东军区的主力围成了铁桶。
六万对四千。
这就不是打仗，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屠杀。
6月1号，图穷匕见。
鬼子发起了总攻，打得最凶的地方在上仓镇那一块。
这会儿，李运昌的兵力怎么摆的，鬼子早就摸得门儿清：
司令部和十三团机关在十棵树村；教导队在隔壁街的毛庄子；特务连在古庄子；主力营散在边上的大保安镇、六道街子村、小扈驾庄。
6月2号天刚蒙蒙亮，六千多日伪军就把这几个村子围得水泄不通。
包围圈里的八路军满打满算才一千多人。
李运昌和副司令包森领着大伙儿死命抵抗，可火力差得太远了，鬼子在炮火掩护下，步步紧逼。
要不是老天爷赏饭吃，这支队伍那天可能就全交代了。
到了傍晚，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天一下子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这场大雨成了救命稻草，鬼子看不清路，炮也打不准了。
李运昌和包森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空档，带着人冲了出去。
人是跑出来了，可这代价大得让人心疼。
就在同一天，另一个主力团——12团在孟四庄被两千多鬼子围上了。
团长陈群，那是老红军底子的猛将，当场牺牲。
团政治部主任曾辉临危受命，带着队伍杀出一条血路，结果跑到韩家庄又被堵住了。
这一仗，虽说干掉了两百多鬼子，但12团一营——这可是冀东八路军的心头肉——有230多号人壮烈殉国。
一仗下来，一个主力营被打光了。
如今咱们再回过头来琢磨，李运昌为啥不伸手拉萧克一把？
不是不想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鬼子的这次大扫荡持续了一个多月。
就因为“大战红五月”这步棋走急了，把队伍拉到平原上去“送人头”，冀东八路军减员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啊，在那个年代的敌后战场，这就是伤筋动骨。
根据地缩水了一大半，部队元气大伤。
这个决策失误带来的连锁反应是要命的。
头一个，李运昌被打残了，只能缩回去养伤，根本没力气往西去支援平西。
再一个，鬼子在冀东得手后，腾出手的兵力，立马转头加大了对平西的攻势。
这对于萧克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援兵盼不来，敌人反而更多了。
苦撑了半年之后，冀热察挺进军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到了1942年开春，这个番号最后还是撤销了。
萧克无奈离开了平西，回到晋察冀给聂荣臻当副手去了。
历史没法假设。
但咱们不妨推演一下：如果1941年春天，李运昌没有误判鬼子的兵力，没有搞那个激进的“红五月”，而是依托山区保存实力，没准儿他就能在萧克最困难的时候搭把手。
那样的话，冀热察挺进军的番号，也许就不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1955年全军授衔，萧克扛上了上将军衔。
而李运昌因为建国后转到地方工作，没参与授衔。
虽说后来的人生路各走各的，但那段在华北大地并肩作战又天各一方的岁月，始终是他俩心里抹不去的回忆。
2008年10月，两位百岁老人前后脚走了。
那个最艰难的1941年夏秋，那些因为情报误判而倒在平原上的战士，那些萧克过称的米和李运昌淋过的雨，都随着他们的离去，成了史书里几行冰冷的铅字。
但在当事人的心里，那笔账，恐怕到闭眼都没算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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